DNA检验中个体识别问题的探讨

利用DNA检验技术对相关的生物物证进行个体识别是法医DNA技术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实际检验工作中,我们利用DNA技术为大量案件的侦查提供了线索,为审判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证据,但发现在应用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容易忽视的问题。下面就应用DNA检验技术进行个体识别的问题作一些探讨。     

中国司法鉴定的古代史

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是我国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时期,我国司法鉴定活动中以法医学为代表的最早时期也是出现在周朝。秦代在审理案件时,已相当重视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指纹的运用就出现在该时代。东汉时已形成简单的法医检验初步方法。三国时期司法物证检验的范围较前代有所发展扩大,从死因检验、伤痕鉴定,到笔迹检验、弹丸鉴定均有出现。以后各代出现了大量法医学著作。     

中国司法鉴定的古代史

公元前７世纪至公元前５世纪，是我国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时期，我国司法鉴定活动中以法医学的代表的最早时期也是出现在周朝。秦代在审理案件时，已相当重视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指纹的运用就出现在该时代。东汉时已形成简单的法医检验初步方法。三国时期司法物证检验的范围较前代有所发展扩大，从死因检验、伤痕鉴定，到笔迹检验、弹丸鉴定均有出现。以后各代出现了大量法医学著作。     

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历史考评

司法鉴定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它随着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的不断更替而进化，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进步而完善。中国古代司法鉴定的传统观念基础来自于儒家思想体系中关于“天道”与“人道”关系的哲学思考，“天人合一”理论决定了中国古代司法鉴定传统的基本特征和历史面貌。从清朝末年开始，西方国家的法律文化开始影响中国，中国近代司法鉴定制度开始确立。随着1979年现代法制重建，我国三大诉讼法颁布施行，中国现代意义的司法鉴定制度开始逐步建立起来。1998年国务院“三定”方案赋予司法部负责“指导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职责，使我国司法鉴定制度进入了改革和完善时期。     

法医命案现场勘查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在命案的侦破、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法医命案现场勘查,对于分析和识别被害人的身份揭示犯罪嫌疑人与犯罪现场、被害人的联系,以及分析犯罪行为实施的过程等有着重要作用。目前工作中存在注重尸体检验,忽视对案发现场的实地勘查：注重尸体检验．忽视对生物物证检验结果的分析研究;注重尸体损伤,忽视对尸体附属物的检验;命案现场分析水平低、重建能力弱：以及提取、保管、检验法医物证不遵守规范等问题。应从建立法医命案现场勘查的标准化体系．提高命案现场重建的意识,强化犯罪心理痕迹的利用．以及加强宏观建设等方面加以改进。     

试论医疗纠纷司法鉴定的法律依据、特征及质量控制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该成为医疗纠纷处理的唯一途径，司法鉴定在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中有其“作为”的空间：一是它属于法医研究的内容和任务；二是有其法律依据。医疗纠纷司法鉴定质量控制的思路是建立法医与临床专家共同鉴定的模式；实行诊疗活动和鉴定材料的听证程序；强化医疗纠纷司法鉴定文书的说理性；坚持司法鉴定专家出庭接受质证制度，以切实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论我国司法鉴定体制的不足与完善

司法鉴定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仲裁机关以及当事人对案件立案前取证、诉讼、执行、仲载过程中的专门技术、专门知识问题 ,委托有鉴定权的机构或鉴定人依法检验评价的活动。按照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 ,司法鉴定结论是重要的证据之一 ,在诉讼尤其是刑事诉讼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我国当前司法鉴定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应从多方面加以改善。     

刍议专业技术争议的专家陪审制度

审判组织普遍欠缺对专业技术事实的司法认知能力,是审理日渐增多的涉及专业技术争议的诉讼案件时贯彻以审判为中心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委托司法鉴定、引入技术调查官、庭外咨询技术专家均不能提升审判组织的上述能力,对该类案件实行专家陪审是解决该问题的便捷路径,应当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中完善专家陪审制的顶层设计。     

我国司法鉴定收费减免制度研究

司法鉴定收费减免制度能够减轻当事人的经济负担以维护其鉴定权益,并且能够指导司法鉴定机构规范合理收费,充分发挥司法鉴定在审判中的保障作用,最终确保司法鉴定的公益属性。现有的司法鉴定收费减免制度存在减免对象不全面、减免规定方式不科学、减免幅度不明确、减免决定主体不合理以及缺少减免补贴等问题,可通过扩大减免对象、科学规定减免方式、明确减免幅度、合理确定减免决定主体以及完善减免补贴等方式来健全我国司法鉴定收费减免制度。     

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25条的几点思考

证据问题是诉讼活动的核心问题,与诉讼的实体内容直接相关,而证据制度的重要方面是对专门性问题的司法鉴定。由于我国的司法鉴定工作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体制混乱、缺乏监督的状态,使司法鉴定的权威性大打折扣,严重妨碍了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我国司法鉴定体制积弊已久,并且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推进而日渐突出,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司法鉴定体制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深究原因,司法鉴定体制的弊端主要还是在于立法上的缺漏,三大诉讼法对司法鉴定的规定过于原则,不利于实践人员的操作,因而引…     

释“干照”——从“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宋代田宅诉讼说起

宋代社会，契约文书伴随着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及土地权利的分离，广泛地应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与此同时，“干照”作为“田宅诉讼”中各类契约文书的通称，也因其具有示信、客观真实的证据作用而成为宋代司法判词的常用语。“干照”是宋代社会及司法活动中的固有词汇，它真实地反映着唐宋的社会变革，把它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语言符号置于宋代社会结构的网络中，其背后反映的是宋代司法结构的变化与司法传统的转型。     

试析宋代证据制度发达的原因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诉讼活动逐渐文明化的必然趋向;契约制发达;审判制度变革;司法官员选任方式和务实重民观念的影响;宋代民风好讼。     

宋代幕僚入幕原因、途径及其离幕

幕僚是宋代幕府中乃至宋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个群体虽然也有不少后来声名显赫者,但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名卑位低之辈。他们因种种因素、通过种种途径走进幕府,又藉由种种原因离开幕府,是我们了解宋人尤其是中下层群体的一个窗口。     

莆田书院文化发展对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历史影响

书院是古代中国学者读书、教书、讲学、著书、刻书和藏书的重要场所,也是文化积累、知识传播与学术研究的教育组织。莆田书院文化创立于南北朝时期,发展于唐,繁荣于宋,鼎盛于明,转化于清。莆田书院文化的创立与发展,不但为地方营造了一种从师习儒、读书仕进的良好氛围,而且为莆田"文献名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莆田书院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但促进了莆田乃至福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而且使偏僻之地发展成为文化发达的"海滨邹鲁"。莆田书院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不但赢来了"进士之乡"的美誉,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莆田"仕人群体",而且对闽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以及对台湾岛内的教育、科举和文化事业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律》与现行刑法关于正当防卫之规定比较

《唐律》代表了中国古代立法的最高水准。《唐律》中的正当防卫可以分为夜间防卫、防卫自身和防卫父祖。在立法体例方面,《唐律》在分则中的个别条款中规定正当防卫,而现行刑法在总则中规定正当防卫。在成立条件方面和法律效果方面,《唐律》和现行刑法虽然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但总体而言两者相去甚远。研究《唐律》中的正当防卫,比较其与现行刑法相关规定的异同,对于当今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幕僚的地位及其精神状态剖析:以宋代为例

入幕为僚往往被宋人称为闲职,既是宋人将宋代幕府与唐代幕府的兴盛不自觉地作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也是由唐入宋,幕府发生了历史性转折的结果。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宋代幕僚的幕中心态各异,或尊自重,立功报国；或价值失落,心情郁闷；或趋势遂利,纵情享乐。     

中国古代律中条标演进之论纲——以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为例

中国古代著名的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等都有条标,条标是这些律中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在不断演进。在演进中,这些条标保持了共同点,具体表现为:条标的分布具有共同点、所含内容具有共同点、种类也是具有共同点等。它们在演进中还存在着不同点,后者总比前者有不同程度的演进之处。在这些条标的演进的过程中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技术问题,形成不同点的原因问题和条标演进的走向问题等。     

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六次启蒙（下）——兼论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人’的觉醒”时期

“启蒙”的本义是开发蒙昧、清除荒谬、发现真理。“启蒙”并不是“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专利。在此前的中国古代人文思想领域,曾经发生过四次启蒙,它们依次出现于周代、六朝、明清、近代,启蒙的对象分别是夏商神本蒙昧主义、汉代的“性善情恶”论和“性三品”说、隋唐宋元以儒家道学-理学为代表的唯理性主义,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的荒谬悖理的纲常伦理体系。而“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第五次、第六次启蒙,它们的启蒙对象分别是古代“奴隶道德”和现代“极左”思潮。原古以溯今,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种种规律性的重合昭然若揭：蒙昧至极,必生启蒙;真理逾过半步,即成谬误;人文的真理相通,谬误也相通;在重复的谬误处可找寻教训,在重复的启蒙处可总结真理——它是我们今天进行价值伦理重构、推动中华民族伟大腾飞的宝贵资源。非常感谢祁志祥教授接受我们约稿,由于文章教长,特分两期刊出,以飨读者。     

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六次启蒙（上）——兼论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人’的觉醒”时期

“启蒙”的本义是开发蒙昧、清除荒谬、发现真理。“启蒙”并不是“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专利。在此前的中国古代人文思想领域,曾经发生过四次启蒙,它们依次出现于周代、六朝、明清、近代,启蒙的对象分别是夏商的神本蒙昧主义、汉代的“性善情恶”论和“性三品”说、隋唐宋元以儒家道学一理学为代表的唯理性主义,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的荒谬悖理的纲常伦理体系。而“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第五次、第六次启蒙,它们的启蒙对象分别是古代“奴隶道德”和现代“极左”思潮。原古以溯今,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种种规律性的重合昭然若揭：蒙昧至极,必生启蒙;真理逾过半步,即成谬误;人文的真理相通,谬误也相通;在重复的谬误处可找寻教训,在重复的启蒙处可总结真理——它是我们今天进行价值伦理重构、推动中华民族伟大腾飞的宝贵资源。非常感谢祁志祥教授接受我们约稿,由于文章较长,特分两期刊出,以飨读者。     

元明清王朝治回政策与回族形成

从唐宋元王朝的回族先民到明清王朝的回族,每个王朝的统治者都制定了不同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回族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在元代恩威相济的对回政策下,回族共同体雏形形成;明代回回人仍受重用,对回实行优待和强制同化政策,回回人融合汉族文化进而加速了原文化的本土化进程,回族共同体形成;清代对回政策前后有别,前期因俗而治,后期采取“以回制回”的压制政策,回族共同体非但未被削弱,民族认同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