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说长征(四) 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同时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说明:《画说长征》(三)图2、图3、图7为通道县委宣传部张建国供稿)③“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     

不宜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论据

理论界有一种传统说法;“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85年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份原始文献明确记载着遵义会议所做出的组织调整决定是:在党中央领导方面,“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在军事领导方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些决定说明,就遵义会议本身而言,还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于是,近些年来很多党史论著又提出,1935年3月11日在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并以此为论据,来说明这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画说长征（四）——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同时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再探源

正在写过《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一文之后,笔者仍对收集、整理相关资料有兴趣。因苟坝成立的三人小组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后短短两个月内对党和红军领导层逐步进行了怎样的调整和完善,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上是引人注目的。本文仅根据笔者所了解和掌握的有关文献和资料,对这一长期困扰党史界的问题作些个人的说明与判断,不过是想从尊重客观事实和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角度作些学术探讨。     

关于中央军委与中革军委之间的关系

我拜读了雷渊深撰写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沿革》(载于《中共党史资料》第34辑,以下简称《沿革》)一文,很有收益。作者查阅了大量资料,使文章史料翔实、系统。但是文章认为1931年11月25日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或“中华军委”是“中央军委在组织上第一次不仅属于中共中央系统,同时纳入政权系统,既是中共中央的军事领导机构,又是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军事部门。此时,中革军委已开始成为工农红军最高指挥机关,管理革命根据地工农红军的组织、教育和训练,并指挥工农红军的作战行动”。笔者对此提出异议。实际上,《沿革》将中     

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

正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不久,党中央组成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下简称"小组"),这"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因此,认真地研讨"小组",不仅对于准确认识遵义会议实现的伟大转折所经历的过程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正确认识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仅就以下几     

一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党史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论述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四史”学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活动的开展，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共党史党建学”正式增设为法学门类一级学科。关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一级学科建设，已有不少讨论成果面世。笔者拟在此基础上，就其主干二级学科的设置、中共党史学科的名称、规范和完善中共党史学科分支与研究方向等几个基础性问题谈点认识。     

朱德未参加新“三人团“原因探析

在长征途中,为了集中指挥军事,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新“三人团”。而当时身为红军总司令、中央军委主席、遵义会议上决定的最高军事指挥者朱德却未进“三人团”,原因何在?以前尚未见有关解释,本文试就此予以探析。 军事斗争军情多变,复杂严峻,在长征中压倒一切的问题,是需要高度集权。而遵义会议     

“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溯源

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个重要的实际步骤。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不能不研究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近些年来,党史界对党的“一大”前各地的建党活动作了许多考证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在何时出现“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的问题上仍有疏忽。有的说是1926年苏联人葛萨廖夫首先使用的;有的说最早是1936年陈潭秋使用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987年版在“共产主义小组”的注释中作了这样的表述:“这些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     

“大跃进”运动研究综述

一、研究概况 “大跃进”运动研究起步于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后。20多年来，它一直是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海外更是把它和“文化大革命”放到一起作为重点研究项目。对“大跃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陈毅元帅的风采

陈毅元帅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人们不仅对他的传奇生涯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对他那豪迈爽直的性格、说话掷地有声的风采也极为倾倒、赞叹。中国老百姓是这样,外国人也同样如此。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国内的和平、民主,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记要》(即《双十协定》)。然而,就在《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之时,蒋介石便密令“三军”以海陆空三路大举进攻解放区。一时,战火遍及11省,侵占解放区城市31座。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实行了坚决地自卫还击。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为了实现国内的和平、民主,同年12月27日,中共代表团首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提议》草案。12月31日,国民党当局被迫表示同意就停战问题与中共谈判。经几度商议,1946年1月7日正式成立了由马歇尔、周恩来、张群(后为张治中〕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在三人军事小组的领导下,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1月10日,国共双方分别发布了停战令,并于1月13日午夜起生效。为了监督停战令的执行,军调处向各战场派出了停战协定执行小组。     

他们,完成了一次历史的转折──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员考析

近年来在研究中共组织史资料的过程中，我感到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1月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四年中，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机构究竟叫什么名称、由谁组成，在许多党史书刊中或语焉不详，或互有出入。《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曾刊登《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委员、中央领导机构情况的资料》，在这方面作了艰巨工作．但文前说明中提到：“由于材料残缺不全，虽经反复核对考证，一部分名单仍不完全准确。特别是1931年9月以后到1936年这段时间的有关材料很少甚至没有且往往前后矛盾。”本文拟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根…     

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地方党史之我见

一、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地方党史是中共党史的组成部分,是记述一个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因此,编写地方党史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依据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扎西会议新考

关于扎西会议的调查研究近年来取得不少进展,《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1990年第2期先后发表了程中原《论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和张子明《关于扎西会议的若干问题》两文,笔者读后颇受启发。本文对扎西会议的几个问题进行考订,算是对程、张两文的小小补充。     

关于建宁战斗之我见——与黄少群同志商榷

《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上发表了黄少群同志一篇题为《对中央苏区第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几点新议》的文章(以下简称《新议》)。读后颇受启发,但我们对文章中有些观点和史实有不同的看法。下面仅就第二次反“围剿”中有关建宁战斗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以求教于黄少群同志以及党史和革命史界的朋友们。一、关于建宁战斗该不该打的问题     

权威发布

正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近日印发了《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意见》明确了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军队规模结构、部队编成、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政策制度、军民融合发展、武装警察部队指挥管理体制和力量结构、军事法治体系等方面的主要任务。     

史料是党史研究的基石——访罗平汉教授

正罗平汉,1963年生,湖南安化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选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教学与研究,著有《中共党史重大争议问题研究》《"大跃进"的发动》《"文革"前夜的中国》《回看毛泽东》《农村人民公社史》《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土地改革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等。本刊编辑部(以下简称"编"):您关于当代中国农村     

建国后的王稼祥

王稼祥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卓越贡献，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肯定，但很多人的认识仅局限于建国前。苏区时期．王稼祥是苏区中央局委员（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遵义会议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领导指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政治部代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力主毛泽东的领导，“投了关键的一票”；     

邓小平党史研究理论初探

邓小平同志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十分重视中共党史研究。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他就提出要通过研究党史来认识整风运动的重要性。①他关于党史研究理论的论述散见于《邓小平文选》一、二、三卷之中,特别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等重要谈话和文章中有集中的体现。本文从党史研究的目的、指导思想、思想观点、方法等方面对邓小平同志党史研究理论作初步探讨。     

也谈“何鸣问题之我见”

何鸣是闽南革命斗争史上很有影响。也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粤边游击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9年在新四军被处决。“解放后,陈毅、张鼎丞、张云逸、尹林平等领导同志谈论何鸣问题时,都认为“处决他是在战争条件下的错案。”①《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刊登陈亚芳写的《关于何鸣问题之我见》一文(以下简称陈文),说“关于何鸣是叛徒反革命,还是好同志犯了错误,至今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结论”。对此,笔者认为问题的提出及其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