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治”与“法治”产生的社会土壤及现实目标选择

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在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这个根本问题上，是要“人治”还是“法治”，并不依人们的主观爱好为转移，而是根据时代的要求，由历史作出的选择，即“人治”与“法治”的产生都有其社会主坟，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当今社会发展的方向已清楚地表明，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人治”产生的社会土坯“人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历来说法不一，但含义大致相同或近似。有的称人治即一人之治，即集国家立法、行政、军事、司法等大权于一人；有的称人治与专制、独…     

儒家性善论与传统中国法治精神缺失的分析

儒家“性善论”是传统中国人治文化的源头。儒家“性善论”源于血缘文化，注重情感体验，缺乏理性烛照。由于儒家把“性善”认定为人性的普遍性、根本性特征，从而导致传统中国对修善即个人内敛自省的道德自律过分夸大，而忽视社会公共规则、制度等外在刚性约束机制的建立。这不仅使得传统中国在治国之道上迷信贤人政治，导致封建专权的无限扩张；也使得社会个体因被一味要求克尽义务，而普遍缺乏权利意识，导致传统中国法治精神的缺失。     

论法治与人的本性

论法治与人的本性杜承铭一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导出了人治与法治的不同思想。中国古代孔孟儒家学说是性善论的主要代表，在这一人性哲学基础上建构起了人治思想。他们相信人皆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善德本性。所以，统治的核心在于实行“仁政”。所...     

儒学:泛道德主义的悲剧──与沈其敬先生商榷

《探索与争鸣》1997年第5期发表了沈其敬先生《法治文明高于伦理文明吗——与蒋德海先生商榷》（以下简称“沈文”）一文。本着探索与争鸣的精神，笔者不避浅陋，在此仅就沈文核心观点的立论依据提些看法。民本关民主沈文中指出，儒家伦理思想可以用“仁”来概括，儒家哲学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中心，管理目标可以概括为“修已安人”四个字。人为万物之灵，人治则万物皆治，人安则天下太平。儒家思想的确可以用一个“仁”字概括。孟子也的确表达过“民为贵，杜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沈文中也花了大量笔墨引用《伦语｝）、《孟子》等…     

十五大对“法治”概念的确认及其意义

“法治”与“法制”一字之改意义非同一般：法治必定以民主为前提，它与专制相排斥；法治按其本意首先是“治官”、“治吏”的；法治概念的提出，直接针对的是“人治”。由人治走向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由之路     

树立民主的法治观

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彻底摒弃人治观念,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即树立起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联系的法治观。人治是以个人意志为治国的准绳,依靠执政者个人或者少数人的贤明治理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就是典型的人治。在封建社会,     

探索历史 服务现实——《不受制约的权力——中国古代的人治与法治》读后

中国当代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为何步履如此艰难？这是人们经常深省的一个问题。作为国内学术界第一部直接从“人治”与“法治”角度切入的法制思想史著作，万里撰著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中国古代的人治与法治》（岳麓书社１９９８年９月出版）一书，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部...     

我国传统行政文化与新世纪治国方略

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优点主要表现为“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等思想,其弊端突出表现为专制主义的“人治”思想、“官本位”思想,并由此造成了官贵民贱的行政环境,宗法血缘、任人为亲的用人方式,崇尚人治、排斥法制的管理机制。贯彻执行新世纪的治国方略必须树立公仆意识,自觉接受人民和法律的监督,防止公仆变为主人,建立权力制约机制,保证人民依法治权。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正> 一、法律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深刻影响,礼法结合达到十分完备的程度。封建法律奠基于儒家思想,其原因在于:①儒家思想最符合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的需要,最有利于维护封建国家的社会秩序。②礼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起到法所不能起到的作用。③儒家主张的礼治并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以人治为实施手段。     

关于法治和人治问题的讨论综述

这个问题是法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目前取得一致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必须加强法治。不同的看法有以下三点: 1.既要人治也要法治,人治与法治相结合,这是“结合论”。根据是:①人治和法治都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和手段,人治是重视和发挥“人”的作用,是指运用有组织的人事手段治国的方法。法治是重视和发挥“法”的作用,是运用立法、执法、     

简析儒家的“人性善”与人治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派别,它们相互影响,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产生了很大作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自西汉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儒家强调“人性善”,而人的“善性”主要由“圣贤君子”来体现、发掘、弘扬;当“小人”没有行“善”的自觉时,就要由“君子”来教化;在“教化”失效时,就得靠政治权力来强治。这样就走向了以道德立国,把道德政治化、刑律化的道路,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人治下的法治”、政治伦理化的境地。     

浅议依法治国的目标、前提和途径

目标:从人治走向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这意味着承认我们现在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人治状态,更意味着我们决心要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历史转变。我国封建专制历史悠久,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下,实行的完全是人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较长的时期,我们仍然把人治作为治国的主要方略,而把法治置于次要的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开始致力于民主法制     

人权与法治

“法治”是一个内含非常丰富的概念。首先它指的是与人治根本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和社会调控方式。从主体看，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或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之分。从治国依据看，是依法而治还是依个人意志而治之别，从治理社会的方式看，是把法作为国家单向控制社会的手段，还是把法看成主要是制约国家的工具。其次法治意味着人民必须守法，政府更必须守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以有效防范国家公共权力的专横和滥用。第三，法治还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社会状态。法治最终要表现为一种法律秩序，它表现为…     

儒家“诗教”对《歧路灯》创作的影响

《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受到儒家“诗教”理论的深刻濡染，在创作中特别突出了文学的教化作用。一方面，作者对封建政治进行了美化；另一方面，又大量暴露了它的罪恶。此外，作者在创作中还很好地贯彻了儒家“诗教”的‘‘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传统。     

论孟子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的区别和联系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而孟子民本思想反对的是封建专制、虐政，并不反对封建君主制；主张君由“天”立，而非民选；虽然主张用人、去人、杀人要考虑“国人”的意见，具有一定的民主因素，但最终决定权仍归属国君而非属人民；主张人治而非法法；根本宗旨或目的是为君而非为民。所以孟子民本思想在本质上并非民主思想。但其与民主思想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兼容性，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前者有许多民主性精华，值得后者借鉴。     

感怀云根书院

走进云根书院朱子阁，正大厅里有三座雕像，分别是朱森、朱松和朱熹，朱森是朱松的父亲，朱熹是朱松的儿子。这三人之中，朱熹是继孔孟之后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又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杰出实践者，他创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可谓声名远播，家喻户晓。殊不知，朱熹之所以与闽北结下不解之缘，盖源于其父朱松到政和任县尉，制治有方，民赖以安，政和人称他为“既民之父母，又民之师保也”。     

“广博易良，乐教也”——儒家“乐教”题解

乐教在先秦为儒家所重，其与《诗》《书》《礼》《易》《春秋》并称为六经。“广博易良”四字从动机论、知识论、方法论以及价值论四个维度切实、全面地体现了儒家乐教的内在特征。“广”即“广其志意”，表现了先秦儒家乐教的“尚志”趣向；“博”即“博学于文”，展示出儒家乐教的致知进路；“易”，取之于“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表现了先秦儒家乐教的教化之方；“良者，善也”，它真实地反映了儒家乐教以“成德”的价值取向。     

儒家和谐论及其现代进路

儒家以“仁”与“礼”为内核构建了和谐论，它是处理中国古代社会人际的重要准则。它将“天”、“人”、“社会”整体统一起来，将自然系统的和谐、有机体系统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具有极强的价值意义。然而，其忽略个人主体性的倾向，注重齐一而忽视了关系的多样性的特点，维护封建君统论的导向，构成了自身无法回避的历史局限性。对传统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实现一种具有现代理念的和谐，建构辩证的、理性的、动态的和谐，成为儒家和谐论在当代社会生存、发展的必由进路。     

清官的悲哀

自从西汉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来,儒家所追求的“礼、仪、廉、耻、忠、孝”便成了士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尽管这些道德要求并未被提升到国法或者法律的高度,但在缺少民主意识的封建专制时代里,却是起着弥补甚至高于法律的约束作用。     

德育教育要弘扬儒家精华

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而作为其精髓的儒家伦理源远流长。教育即文化。学校德育教育要本着传承文明、更新文化的要旨，摒弃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三纲五常”等封建糟粕，从优秀文化传统和儒家伦理的精华中汲取养分，并赋予其时代精神，形成具有民族和时代感的文化内涵。实践证明：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重视中华传统美德和儒家伦理经典教育，有益于他们快乐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