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多边主义的历史演变

多边主义包含工具性多边主义、制度性多边主义和战略性多边主义三个层次的内容。多边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即1648年国际关系史出现之前、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国际联盟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联合国成立到冷战结束从冷战结束至今。经过这五个阶段,多边主义实践由零星到频繁,由自发到自觉,由局限于某一区域到遍及全球,由被作为工具的多边外交行为到被作为一种战略选择,由作为暂时妥协、以备再战的手段到作为实现长久和平目标重要途径的理念,其制度形式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松散的国际机制到完备的国际组织等过程。多边主义的历史演变表明,多边主义伴随着国际关系史的发展,是符合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是与世界潮流的要求相一致的。     

美国重启《巴黎协定》谈判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分析

国内成本与国际收益的长期不对称,是导致美国意欲退出并要求重启《巴黎协定》谈判的深层次原因。退出《巴黎协定》或将打破美国历来"以联盟为中心"参与全球治理的传统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对《巴黎协定》后续谈判施加影响的权力,也不代表美国会放弃其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实质性话语权。美国以退出为要挟要求重启谈判的做法或将对《巴黎协定》的普遍履约带来负面示范效应,甚至延缓实现温控目标的时间,但不会导致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逆转。     

新形势下的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角色

当下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陷入低谷。困境突出表现在"内忧外患"两方面:"内忧"主要指《巴黎协定》如何落地为可操作的规则;"外患"则是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但"退而不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气候治理何去何从,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当下尤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东亚一体化视角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守成与创新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底,东盟10国和中、日、韩、澳、新西兰共15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分析该协定与东亚其他经贸安排所呈现的"东亚特色"的异同,可以发现该协定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又有一些创新。从内容上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延续了注重市场开放的规则重点,但拓展了议题的广度和深度。协定延续了"东盟方式"中决策遵循协调一致的原则,但又具有"硬性区域主义"的特征,建立了相关的监督执行、补偿和争端解决机制;从过程来看,该协定坚持"东盟中心性",但却实现了部分的历史性突破;从前景来看,该协定与东亚其他经贸安排面临的挑战相似。概言之,它是介于传统与现代、东亚特色和欧式制度主义的经济安排;既契合了东亚实际,又对新型自贸协定的新动向有所关照。     

东亚一体化视角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守成与创新

2020年底,东盟10国和中、日、韩、澳、新西兰共15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分析该协定与东亚其他经贸安排所呈现的"东亚特色"的异同,可以发现该协定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又有一些创新。从内容上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延续了注重市场开放的规则重点,但拓展了议题的广度和深度。协定延续了"东盟方式"中决策遵循协调一致的原则,但又具有"硬性区域主义"的特征,建立了相关的监督执行、补偿和争端解决机制;从过程来看,该协定坚持"东盟中心性",但却实现了部分的历史性突破;从前景来看,该协定与东亚其他经贸安排面临的挑战相似。概言之,它是介于传统与现代、东亚特色和欧式制度主义的经济安排;既契合了东亚实际,又对新型自贸协定的新动向有所关照。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与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前景

美欧对华政策协调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需要.现阶段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突出体现为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但双方应对方式方法的差异、发展对华关系的利益矛盾使得政策协调存在诸多障碍,中国积极有为的外交实践也对美欧跨大西洋涉华政策具有反塑作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达成是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一个风向标,反映了美欧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努力以及中欧之间寻求接触、合作和推行多边主义的诉求.美国仍会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后续批准施加多方面影响,协定能否顺利落地执行仍取决于欧盟协调成员国的能力、中欧战略互信、欧洲战略自主程度等,但中欧寻求合作共赢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多边主义制度、六方会谈与朝核危机

冷战结束后,亚洲地区的地区主义开始出现,旨在解决共同关心问题的地区层次的多边合作机制纷纷建立。多边主义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调适国家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目前六方会谈虽然存在某些缺陷,但却是缓和朝鲜半岛的核危机、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六方会谈的模式有可能成为一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基础。本文在阐释多边主义概念及其基本条件的基础上,以多边主义理论对六方会谈进行具体分析,对于六方会谈中多边主义的实践、适用可能性及其局限做出了初步探讨。     

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华影响及对策

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集中体现了特朗普政府新的战略思维,主要有四个特点,即务实主义、功利主义、新型多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苗头;同时有三个动向值得关注,即重视印太地区、强调对华竞争以及消极应对朝核问题。这种新思维一旦落实到政策层面,必将产生深刻影响。对此,中国应把握历史机遇,肩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同时保持战略定力,稳住中美关系大局,推动周边地缘战略格局向有利于己的方向调整重塑。     

论碳外交与多边经贸外交的协调共进——以应对气候变化为视角

当前的外交领域尤以多边环境和多边经贸外交为重。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起点的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多边环境协议通过碳外交谈判的形式创造了减排温室气体的原则和框架体系,形成了激励不同发展层级的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灵活机制。同时,随着全球金融动荡引发的经济衰退不断加深,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采取的以碳税为代表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又开始抬头,使既有的多边经贸规则面临冲击。因此,有必要将多边环境和多边经贸这两个外交领域的交叉问题通盘考虑,通过外交政策协调,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多变环境协议与维护自由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完善,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国际环境治理和国际自由贸易的健康发展。     

RCEP投资章节中东道国规制权研究

2022年1月生效的《全面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标志着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其中的投资章节产生于国际投资规则调整和重塑时期,借鉴了东道国—投资者利益平衡的改革经验,在东道国规制权上体现出从“限制规制权”到“优化规制权”的转变。这在国际投资规则上对于调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需求,推动可持续发展,以及平衡东道国主权和投资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方针与发展方向

拜登政府推出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作为临时方针以及未来制定正式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致发展方向.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延续了以实力为原则的战略传统:建立强大的美国经济,从更强势的地位迎接新挑战;希望重返特朗普政府退出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重新领导世界,并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原则主导全球治理体系;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组建模块化联盟体系,借助盟友的力量应对不同领域的挑战;强调与中国的大国竞争,将中国视为唯一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提出严峻挑战的国家.尽管不排除在一些全球和地区事务上与中国进行合作,但战略竞争甚至对抗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     

从NAFTA到USMC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成因及启示

2020年7月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一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偏重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回归对国家规制权能的重视。在适用对象、适用争议、适用程序上作出变化与革新。全球价值链收缩及“慢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在合法性危机以及对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削弱,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生变化的深层次经济、法律与政治动因。《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与革新将进一步推动“卡尔沃主义”的回归以及加剧国际投资法体制内部的碎片化趋势。中国应积极支持及推进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使其发挥正面作用,同时辩证吸收“卡尔沃主义”的合理因素,积极探索诸如前置协商、投诉与帮助以及调解等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多元渠道。     

国际环境的变化与中国的选择

2010年经济领域发生的货币战和贸易战,预示着国际体系转向内在和封闭的可能,意味着开放的贸易体制、互惠、多边主义原则会受到威胁,最终只会带来国际政治的倒退。其从兴起到流行,从局部到整体,尤其值得警惕。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世界格局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多边外交明显比过去活跃。从20国峰会到西方八国集团与新兴经济体对话会，从金砖四国首脑会晤到中美日三边对话机制启动，这些多边外交活动吸引着人们的眼球，成为各国媒体关注的热点。当前，多边主义大行其道。多边主义盛行必将给世界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预计，在多边主义的助推下，“多极化”和“非极化”将进一步发展，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会进一步下降。但是，新的世界格局出现还需要时日，世界格局转型将是渐进式的，而不是突变式的。     

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制度路径与未来选择——以跨国传染性疾病防控为例

2003年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不仅很好地遵守以《国际卫生条例(2005)》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规则,而且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国际社会应对传染性疾病的行动能力。在参与区域和跨区域多边制度建设过程中,中国积极推动将卫生议题纳入合作进程,为在区域层面治理跨国传染性疾病积累了经验。中国坚持以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为基础、以区域和跨区域多边机制为补充的参与模式,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中得到明显体现。鉴于重大跨国传染性疾病对各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以及既有多边机制所面临的能力不足困境,多层次布局、多元行为体参与,是中国更好地引领全球卫生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碳关税的国际法与国际机制研究

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提出对未承诺减排国家的产品征收＂碳关税＂,将＂碳贸易限制措施＂直接扩大为关税壁垒,明显违背了多边环境协定机制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法规则,凸显两者间的冲突。在应对策略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实施程序的困难及在国际法规则中隐含的合理性,通过国内碳排放交易制度、国内碳税等制度的建设,应对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此类贸易与环境纠纷。同时要注意这一问题背后的国际机制乃至大国战略转型,把握未来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策略方向。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国际治理机制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加速提升经济的数字化水平,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调整与数字技术扩张相互推动,数字经济正发展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融合。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界不同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分化加速,加剧了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竞争,给国际经济治理带来新难题。目前,国际社会正通过WTO多边机制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等推动构建以电子商务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但全球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多维度、多层次合作,推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构建,以数字经济带动各国实现包容性发展。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引领作用,以多边、区域和双边等多种路径同时推动电子商务规则磋商,加强国家间数字经济政策协调,深化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合作,与世界各国一道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契机,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     

浅析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及其影响

2018年7月,日本和欧盟领导人签署了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不仅涉及削减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更重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当前,全球贸易体系仍处于重构期,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在内的传统发达国家仍致力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也没有改变这一趋势。在新一轮全球贸易体系重构背景下,中国需抓住机遇,以自主开放为契机,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     

阿富汗政治秩序建设的国内约束条件

<正>2014年9月以来,阿富汗政治局势快速出现一些新变化,总体上有利于阿政治秩序建设。首先,行政权力交接顺利实现,阿什拉夫·加尼和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于9月29日分别就任总统和政府长官,根据协议组建团结政府;其次,阿新政府于9月30日与美国及北约分别签署《双边安全协定》和《驻军地位协定》,确定2014年底之后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阿保留部分驻军的条约基础;再次,中国在双边和多边舞台上对阿全     

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面临的挑战及前景

欧盟作为特殊的国际力量,能够在国际社会发挥"规范性"作用,既依赖于其自身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模式影响力,也是特殊国际环境下的产物。随着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深刻重组,多边主义式微、大西洋关系受挫,欧盟自身模式影响力也在多重危机之后严重下降,欧盟赖以发挥规范性影响力的力量基础、制度框架、战略依托都严重制约了欧盟在全球规范和标准设置中的能力。面对复杂竞争的国际环境,欧盟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地缘政治力量",通过加强自身硬实力建设,利用其拥有的市场力量,壮大其"软实力",在"有原则的务实主义"指导下,更好地维护欧洲利益。但是,欧盟的地缘政治诉求、市场力量的工具化以及灵活的多边主义也让其陷入利益与价值的选择困境,致其出现"规范性力量"的国际身份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