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祝故事主题的演变轨迹

梁祝故事主题在文人文化和民俗文化这两大文化形态中,体现出两极对立的趋向。前者将其纳入封建“轶序化”的轨道;后者则更多表现了对生命激情的讴歌和对爱情自由的向往。在共同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中,对立的两极不断发生碰撞与影响,终于摒弃极端化因素而以情、理统一的形式得以调和,使梁祝爱情故事呈现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理性特征。     

论公民权利保障与限制的对立统一

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与限制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从表面上看 ,两者是对立的 :对权利的限制越多 ,则享有权利的范围越小。两者的对立 ,在深层次上反映了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对立。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是两种不同的观念 ,它们实质上都属于“纯粹理性”的范畴。秉承实践理性的方法论和对“人”的终极关怀 ,我们发现 ,权利保障与权利限制是统一的 ,它们统一于“人”这一客观实在 ,统一于“权利保障”对于人类发展的现实意义。这一结论也可从各国宪法的考察中得到证明。     

先验方法论视阈下的法哲学体系——读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正>一、法哲学体系的基础:人的尊严的论证与确立1784年,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宣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而能够帮助我们脱离于这个不成熟状态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自主地运用我们的"理性"。正是在自主运用我们的理性以脱离不成熟状态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次知晓了通过"我"作为主体来建构一整套严密的知识体     

论启蒙运动在法律思想史中的地位

发端于十七世纪中后期的启蒙运动,通过广泛的传播和不断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乃至世界进行了一次比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更加深刻的思想革命。启蒙运动对于司法改革、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意义深远,对于传统社会的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此期间,优秀的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不仅如此,启蒙思想家倡导并实践的思想自由为法学发展开启了一扇智慧和理性之门。     

中国传统刑事诉讼文化的双重性格

中国传统刑事诉讼文化在整体上呈现出由对立矛盾因素组合形成的双重性格,具体表现为制度构造上的程序与恣意、基本精神上的恤刑与滥刑、思维方式上的直觉与理性。理解和把握这一特征,有助于我们在历史的反思中寻找其对现实建构的意义。     

浅析宗教在西欧与美国地位不同的原因——以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为视角

托克维尔在美国考察发现,宗教在美国远比在西欧繁荣,并认识到宗教与民主社会并非是相互对立的。于是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透漏出了一些宗教在西欧与美国地位不同的原因。本文将从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契合度、政教分离作用和神职人员作用这四个方面对此进行浅析。     

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浪漫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文学人类学解读

18世纪晚期,浪漫主义应对理性的危机应运而生.它从批判理性和对美的最高设定两个方面出发,借助于恢复人类的艺术信仰、解放人类的原始感情以及回归人类的原始本能,来纠正人类自身的失衡和畸变.它改写了人类片面和极端崇拜理性的历史,以自然、神话、民间文学等为武器建构了人类的审美的集体记忆.     

西方传统中法宗教学的兴起

在西方，有一个别具一格的法律传统，它扎根于古代的以色列、希腊和罗马文明，由基督教滋养了将近两千年，然后又从启蒙运动汲取营养超过两个世纪。这一法律传统，在4世纪到6世纪罗马帝国皈信基督教、11世纪晚期到13世纪的教皇革命、16世纪的新教改革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因西方宗教传统的重大转变而发生了最大规模的转型，并永久性地改变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在任何一个时期，西方法律传统的确切样式和均势都部分取决于西方的宗教传统。而每当西方宗教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官员、符号和方法发生变化时，西方法律传统的样式和均势也会随之改变。     

论西方契约论的两个传统:自利与非自利

西方契约论大体有两个传统:一是从霍布斯到洛克再到哥梯尔发展形成的自利契约论。这一理论认为,道德判断的依据是基于谈判各方立足自身利益经谈判所制定的契约或达成的共识,自利理性是唯一的理性原则。二是从卢梭到康德再到罗尔斯、斯坎伦发展形成的非自利契约论。这一理论认为,道德原则是由平等自由的个体基于某种共同的意志或理想达成的共识所决定,自利理性并非唯一的理性原则。应该说,这两种传统都试图证明或预设某种终极的价值,但每一种价值本身却又无法解释所有的道德问题。因而,二者都无法回答规范伦理学中"什么使一个行动成为道德的行动"的问题,而斯坎伦所指出的"他人无法合理的反驳"则为我们指出了未来道德共识的可能路向。     

浅析民愤在刑罚裁量中的影响

刑罚裁量是否要考虑民愤这一问题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直存有争论。本文论述刑法学界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并分析了民愤作为刑罚裁量的依据对刑事司法的正负价值。在坚持法治原则的的基础下,我们承认民愤作为刑罚裁量的依据之一,并建议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民愤,避开其消极影响或将其消极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从而促进我国的刑事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     

"儿童读经"论辩之辨析——以秋风与薛涌论争为个案

儿童“读经”是中国文化、中国教育的一种传统，但却是不好的传统。薛涌称蒋庆的读经理论是“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秋风则起而为蒋庆辩护。两种不同的儿童观念，两种不同的教育学说，会造就两种不同的童年，两种不同的人生，甚至两种不同的人。这两种儿童观念和教育学说的对立，其实就是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对立。全面了解薛涌和秋风的论战以及蒋庆儿童读经的原貌，我们会发现，其实秋风与薛涌的距离，远远小于他们与蒋庆的距离。这也是秋风与薛涌的论战堪称奇怪之处。     

论公力对民间调解的影响

在当今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环境下,要使民间调解能够持续、稳定而繁荣,必须理性地界定公力与民间调解的关系.否则,就会导致民间调解异化为一种行政性的纠纷处理方式.在转型期的中国,民间调解的发展应该在接近政府和加强自治这两个对立的取向之间取得平衡.     

被误导的关系：渐进决策模型与理性决策模型

理性决策模型曾经饱受林德布洛姆的批判.这些批判使不少人以为,渐进决策模型和理性决策模型只存在紧张的对立关系.事实上,尽管渐进决策模型是在对理性决策模型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容关系.无论是从主要内容来看,还是从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来看,两者并不完全是对立关系,还存在着相一致的一面.     

法学的入径与法律意义的创生──论哲学诠释学对中国法学与法治的可能贡献

哲学诠释学的诞生是西方社会经历了科学理性与规则理性的洗礼后重拾人文价值的产物,它对传统解释学中的技术与规则崇拜、主客体截然对立、解释结论唯一正确性等命题提出的反思意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开放的法意识形态和法解释观,它为内涵着建构科学理性与重铸人文价值双重使命的中国法学开辟了思想的入径,也为法律由抽象而具体、由静止而行动、由符号而意义化构建了开放性的平台。中国法治唯有在主客一体传统中植入规则之质料方能达致主客二元理性,方能拥获自己的理念根据、制度实体和生存质感。     

论司法证明中的经验与理性——以裁判者的思维路径为视角

经验和理性的认识一直是证据立法和司法证明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本文从经验和理性的理论渊源引入，对二者的概念及其各自在司法证明中的作用作出分析界定。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经验和理性乃相互协调而非相互对立的概念，二者共同服务于纠纷解决的价值观并可在具体证明过程中配合使用。     

犯罪构成问题探讨的理性回归

刑法学界对我国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质疑中存在可进一步质疑的空间和可能。目前关于支持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理由或者是批评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缺陷的主要论述。大多是一种抽象层面的理论探讨，并未就更深层次进行争论和商榷，因而使得有关犯罪构成问题的讨论带有形式化倾向。犯罪构成问题探讨的理性回归，一方面应当认识到各种犯罪论体系之间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分歧；另一方面，需要摆脱形而上的宏大叙事和浪漫主义的符号化倾向，而真正关心具体问题。     

多元化程序机制的解构主义论证

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作为正义程序的两种模式,分别蕴涵了两种“中心主义”理念和“二元对立”等级。两种程序模式存 在着各自固有的结构缺陷,诉讼实践行动必将消解程序结构“中心”、颠覆“优位等级”。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种唯理性设 计程序模式所固有的反理性本质,正义程序并非人之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对社会纠纷解决实际所需机制的回应。没有一元化的正 义程序,正义程序的意义应撒向四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其固有的合法性。     

主体间性理论对刑法现代化的再造

当前刑法存在范式转型的需要.基于对传统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行的反思,现代哲学中出现了主体间性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为我们认识现代政治和法律以及完善刑法理论提供了新的视野.法律是理性的实践,主体间性理论对于现代刑事裁判结构具有建构价值,并对传统法律解释论产生了强劲的冲击,强化了刑法论证的必要.主体间性理论为探讨刑法理论体系构造是否科学、合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它开拓论辩式犯罪构成论体系,凸显了刑事责任独立评价的现实要求.刑法理论体系当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理论导向,实现研究范式的转型.     

妇女权利研究的思维转换

既有的妇女权利研究模式在理论上存在诸多的问题,这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思维的转换。这种转换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女性伦理视角出发,加入关怀因素,在具体事务中去理解与关心女性,从而走出传统价值本身所具有的二分性因素的对立。其次,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出发,强调和尊重人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反对平等与差异的对立,倡导传统法律话语的转变。最后,从更深层次中超越本质性与建构性的二元化对立,走向一条没有男女划分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与启蒙计划

<正>马克思就像孔多塞那样是启蒙运动的一员,尽管他的出场晚于启蒙运动的典范表述,尤其是在黑格尔之后,而且面对着反启蒙运动的风气,我们发现一套经过修改的、可以说更加发达的启蒙信念和观念。首先,我将阐明一种非常简约的启蒙人道主义观念的若干核心特征。其次,我将指出,马克思依然属于启蒙人道主义,但在某些方面有所调整。再次,我将描述若干特征,它们是被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传统奉为圭臬的一些观念,并且详细说明其中两点,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点不符合马克思那种对历史和情境敏感的启蒙人道主义,尽管这种看法未必契合马克思的本意。最后,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