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基础四国在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和作用

基础四国是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四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气候谈判集团,鉴于其成员在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的影响力,该集团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备受关注。在构建2012年后国际气候机制的谈判中,基础四国的立场表现出了很高的协调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而言,基础四国的出现和协调行动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在公约框架下展开,有利于后京都气候安排的达成,但也可能促使国际气候谈判集团,特别是G77加中国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基础四国气候谈判集团出现时间尚短,其最终能够在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中发挥何种作用将取决于基础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如何对待联合国渠道与其他渠道的关系、敦促发达国家减排的决心和能力以及是否能够保持G77加中国内部的团结性等。     

欧盟后哥本哈根气候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欧盟气候政策发展中的分水岭。在后哥本哈根气候时代,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大大降低,并且越来越注重国际气候承诺的落实和现实主义气候外交手段的运用。欧盟气候政策的这些变化与国际气候格局的转型、欧盟塑造国际气候机制方式所面临的挑战、欧盟内部气候政治的新发展以及国际经济危机的持续蔓延等一系列内外因素密切相关。作为国际气候领域的领导者和国际气候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之一,欧盟后哥本哈根气候政策的变化对欧盟自身、未来国际气候机制的构建以及中国也将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鉴于欧盟气候政策的变化尚未尘埃落定,因此其产生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小国水外交理论与湄公河国家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的战略选择

在中美博弈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湄公河地区成为双方的“兵家必争之地”与战略对抗前沿。在此博弈场中,水资源无疑关乎该地区的命脉,亦是两国博弈的焦点。鉴于既有水外交理论对小国水外交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解释的不足,文章试图构建一个小国水外交理论框架,并借以分析湄公河国家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的水外交策略模式选择。小国水外交理论分为三个维度,从国家维度看,小国水外交的内在驱动因素包括“求生存”“求安全”“求尊重”由低至高三个不同层级;从流域维度看,小国水外交的决策形成因素包含河岸权益匹配度、水机制发展程度和共同身份强度;从环境维度看,小国水外交的外在触发因素包括大国的影响力度与大国间的博弈烈度。三个维度各因素的互动催生了“自主式水外交”“追随式水外交”“对冲式水外交”和“抱团式水外交”四种主要的小国水外交策略模式。文章基于小国水外交的理论框架,分析了湄公河国家水外交的要素构成及在中美不同博弈烈度下湄公河国家的水外交策略模式,即泰国借助“三河流域机制”开展的“自主式水外交”,老挝通过“水电开发”同中泰两国实现利益捆绑的“追随式水外交”,湄公河国家在中美水资源合作机制上采取“两面下注”的“对冲式水外交”,以及以...     

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体制与能力:试析美国气候外交的二元影响因素

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进程中,美国政府遭遇了体制与能力的二元困境:既要平衡体制内部的矛盾,融合地方和党派的分歧,达成政治妥协;又要提高谈判能力,以主导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建设,垄断话语权和发展空间分配权。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美国在全球治理谈判进程中拥有强大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由美国的体制衍生而来的分化消极态度极大约束了其在气候外交和全球谈判的手脚。本文试图从美国的体制和能力两个维度来分析这一现象,认为美国强大的谈判能力和日趋分化的决策体制之间的失衡将不可避免地促使其在全球气候环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不断下降。美国气候外交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所差异,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于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或者执政党领袖等因素,而是美国体制问题和谈判能力二元互动的产物。     

关系正常化前夕的中美资产要求问题谈判

《上海公报》发表后,美国政府着手推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资产要求问题遂成为其优先寻求解决的议题。中美两国围绕资产要求问题的谈判经历了明显的起伏。在尼克松第二任期的后期和福特任期内,由于美国政府始终未能做出实质性努力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它试图依靠双边经贸关系的进展来显示两国间紧密联系的做法无法获得中方的认同,所以导致中美双方关于资产要求问题的谈判未获成功。     

碳关税问题刍议——基于欧盟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宣称各国减排政策力度不同,可能引起碳泄漏并削弱本国产业的竞争力,提出在国际贸易中引入碳关税等边界调节手段以消除不利影响。本文从碳泄漏和竞争力的概念、内涵和不同表现形式入手,详细分析了碳关税问题的由来,西方主流学者的相关研究结果,以及不同观点的争论,探讨中国应对碳关税的策略和具体做法。本文认为,西方某些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夸大碳泄漏程度和对竞争力的不利影响,而碳关税由于存在合法性、合理性和技术上的诸多障碍,短期内实施的可能性很小。中国应该重视和关注相关政策走向,积极准备,沉着应对。     

前行中的困顿:京都时代与后京都时代的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

2010年底的坎昆会议见证了气候谈判的紧张程度,各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艰难地达成了两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推动气候谈判进程继续向前。京都议定书的第一阶段即将结束,未来的环境合作如何进行,仍旧是一个变数。作为气候环境领域的一个参与者,俄罗斯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是,俄罗斯的气候环境外交却显示出矛盾的特色,这不仅表现在签署京都议定书的立场上前后变化较大,而且表现在俄罗斯政府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态度上。从京都时代和后京都时代的转型过程看,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断裂与延续,即断裂的立场和连续的利益战略,国内国际的分离与一致,单边与多边的断裂与全球领导的一致性。这些因素长期影响着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的思维,并呈现出前行中困顿的状态。     

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再保证:霸权衰落下的中美关系

近五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定位经历了从利益攸关方、中美国、G2到战略再保证的转变,也成为当前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这种转变与美国霸权衰落紧密相连,是美国为了延续霸权,希望中国继续融入其霸权体系的手段之一。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战略选择成为中国当前必须慎之又慎的问题。历史证明,与霸权国的对抗没有出路,因此中国只能选择合作。机制化的双边协调对话必然是今后中美关系保持良性发展的趋势,也是中国努力的方向,但也必须时刻警惕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陷阱。     

日本在缅甸的平衡外交:特点与困境

冷战时期,日本与缅甸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友好关系,但在1988年以后双边关系较为冷淡。尽管日本之后一再努力,希望恢复昔日对缅影响与特殊的邦交,但收效甚微。日本在对缅关系上,一方面利用援助制裁实行有限的压力政策,另一方面又保持对缅接触,实行制裁和接触政策之间的中间路线。日本在缅甸问题上表现出的两面性,是其在国内各界分歧、日美基轴外交与亚洲独立外交、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外交之间相互平衡的结果。     

2014年新加坡:政治、经济与外交

2014年,新加坡政府在大选前推出系列改善民生的措施,加大社会发展支出,为大选积极备战;经济方面,受外部经济放缓影响,新加坡国内经济增速整体放缓,同比增长2.9%,政府推出措施推动产业转型,鼓励本土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外交方面,新加坡依旧表现活跃,继续加强区域内及与中美合作关系,同时拓展、深化与其他大国/地区的多边合作。     

2014年越南政治、经济与外交综述

2014年,越南在经济领域取得相对较好的成绩,经济增长超出预定目标,连续三年实现贸易顺差,并创历史新高,且顺利完成控制通胀的任务,经济持续回暖。尽管仍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在当今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形势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越南的政治发展基本稳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新的困难与挑战逐渐显露并考验着越共的执政能力。与中国的关系因南海争议陷入低谷。     

2011年新加坡:政治、经济与外交

2011年,新加坡顺利举行国会大选和总统大选,完成新老领导班子交接,但是大选结果也凸显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赢回民心是新一届政府的首要任务。在经济方面,新加坡经济增长步伐整体放缓,政府逐步出台系列措施进行经济重整,给长期依赖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带来阵痛。在外交上,新加坡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加深与中美的双边经贸、安全防务等领域的合作,积极推动中美在亚洲地区良性合作的关系。最后,本文对2011年境内外出版的关于新加坡的中文学术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回顾与介绍。     

泰国2010年政治、经济和外交形势

2010年泰国政治、经济和外交形势都有较大程度改善。政治上,政府成功解决了3月至5月的国内政治危机,完成宪法修订,政府威信逐步提高;经济上,克服了政局动荡和自然灾害的消极影响,实现强劲复苏,全年GDP增速达到7.8%,创15年来最快年度经济增速;外交上,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等大国的双边关系,但与柬埔寨的关系仍未得到彻底改善。     

新加坡2009:经济、政治与外交

本文是对2009年新加坡国内形势的简单回顾,主要分为经济与贸易、政府与政治以及外交与国际关系三大部分,最后对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以及2009年国内出现的新加坡研究进行了简单介绍.     

2010年越南:政治、经济与外交

2010年,越南政治持续稳定。经济仍保持较高的增长,并超过预期目标,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反腐力度不够,各项改革有待深化;贸易逆差和高通胀等因素仍是困扰经济的主要问题。外交上则亮点突出,尤其是越南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积极外交成果。     

2014年印尼政治、经济、外交形势回顾与2015年展望

2014年是印尼大选年,先后进行了国会大选和总统大选,并顺利实现两届政府权力的有序平稳交接,开启了"平民总统"领导的新时代。尽管印尼政局存在激烈的竞争和角逐,但整体上仍保持稳定。受世界经济的影响,2014年印尼国内经济步履蹒跚,增速下降,GDP创5年来最低增长率。外交上,印尼积极参与东盟地区和国际事务,利用多边舞台展现了其积极灵活的外交风格,同时新政府提出了发展海洋外交的口号。展望2015年,印尼政局会继续保持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向好发展,外交上也更加积极有为,向着海洋强国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