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庶昌外交思想初探

黎庶昌是晚清时期的早期外交官,先后任中国驻英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公使馆参赞,并两次出任驻日公使达六年之久。在日期间,他以酒文化和文字为纽带,使其外交思想得以彻底的体现,并代表中国和一个正在变法崛起的日本帝国以平等关系,增进彼此友好,不辱邦命,较好地完成了其外交使命。     

与时俱进的中国外交

9月2日，本刊记者独家采访了新近担任外交学院院长的中国资深外交家吴建民。现年64岁的吴建民1991年至1994年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从1994年至2003年的近10年时间里，吴建民历任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和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在采访中，吴建民从外交家特有的视角归纳了中国外交的新特点并展望了中国外交的前景。他还透露了一些此前从未见诸报端而鲜为人知的外交内幕。     

安倍意欲何为

日本动态的外交活动,无论是以强化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对美外交,还是强调"钻石包围"的对华外交,无不体现出"安倍主义"剑走偏锋的明显特征。安倍上台执政两月有余,愈演愈烈的中日岛争使得安倍的外交政策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不仅如此,安倍的频频出访也引人瞩目,先是1月出访东南亚三国,2月访美,4月下旬还将出访俄罗斯,这也是近10年来,日本首相首次官方访问俄罗斯。一直倡导价值观和战略外交的"安倍     

黄华副委员长二三事

黄华同志应该说是资深的外交家了，从1936年任陕北苏区红军总部翻译，协助埃德加·斯诺、尼姆·威尔士、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采访苏区起，就开始了其外交生涯，之后一直致力于我党和我国的外交事业。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肇星

李肇星,资深外交家。1940年10月生于山东胶南。1964年自北大毕业后进入外交部,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开始了他40多年的外交生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学习2年和在农场劳动3年后,曾在驻肯尼亚和驻莱所托     

论张闻天对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历史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在外交战线上工作了十年,先后担任四年驻苏大使、五年多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职务。张闻天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和丰富的留苏经验,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敌视封锁的外交困境,不断开拓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审时度势,开拓创新,不仅奠定了我国外交事业的诸多基础,并在坚定执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思想,为开创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

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共十六大召开以来,以和外交理论体系和全方位外交实践为基本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道路逐渐成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坚持国家间外交的普遍原理,又形成了自身的风格和特点,反映了中国大国风度、古国风貌、发展中国家特色和社会主义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以和平共处为基础,以和平发展为道路,以和谐世界为追求,展现的是互利外交、和平外交、和谐外交,走出了一条温和而富于生命力的外交路线,实现了与历史上和现实中世界其他大国外交的本质区分。     

亲历我国外交的蓬勃大发展

我1965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我从中学起就很向往充满神秘感的外交工作，当我第一次迈进当时在外交部街的那座古色古香的大门，兴奋之情实在难以言表。后因被派往英国留学，又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直到1970年进入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的外交生涯才正式开始。2002年7月，我任驻英国大使期满回国，转入国际问题学术研究与交流领域，间接从事外交工作。在新中国60周年华诞之际，回顾近40年的外交经历，亲身感受到祖国外交的蓬勃发展，亲眼目睹外交战线的辉煌成就，我感到格外喜悦和激动。     

透视二战后日本对华公共外交

二战后,日本对华政治、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公共外交就成为重塑其在中国的形象、重新赢得中国的理解与信任、促使中国奉行符合日本利益的温和政策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经济与文化援助、外向型的文化教育、对华宣传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对华公共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受其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以及中日两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展战略等方面矛盾的制肘,日本战后对华公共外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大外交":邓小平外交思想聚焦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大”。从主体上看,“大外交”包括以国家(政府)外交为主体的政党外交、首脑外交、民间外交等;从对象上看,“大外交”包括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组织等;从内容上看,“大外交”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等。邓小平“大外交”思想对于我国新时期外交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林松添会长访美首站取得积极成果

应美国中国人民友好协会、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邀请,2月13日至15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林松添率团访问纽约,先后出席9场座谈会、1场集体餐叙和1次视频会见,向美方各界人士积极宣介中共二十大精神和中国最新发展成就,共同探讨如何发挥民间外交作用为两国关系尽快回稳向好贡献力量。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出席重要会谈会见活动,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周政、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李仕鹏等全程陪同。     

个体公共外交研究

公共外交在当代外交活动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其主体来看，存在着三种形式。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政府公共外交；二是以政府主导，由各种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公共外交；三是以政府为主导，民众个体为主体的公共外交。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个体公共外交提供了技术基础，而大规模的、不同国家民众间的流动与交流成为个体公共外交的现实基础。个体公共外交是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让个体公共外交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与外交活动，有必要提高每一个个体的公共外交意识。     

国际

伊朗与西方外交冲突升级11月29日,数干名伊朗民众在英国驻伊朗大使馆前抗议英国政府近期对伊朗采取的单边制裁措施。抗议期间,部分示威者冲进使馆。此后,伊朗和西方外交冲突不断升级。     

浅析奥巴马外交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

影响奥巴马外交的政治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传统的政治文化诸如新教伦理精神、自然权利思想、实用主义和社会公共意识,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民主党自由派思想。前者主要影响奥巴马外交的根本原则和战略目标,后者主要影响奥巴马外交的策略选择。两者经过相互作用和融合最终形成了奥巴马外交战略背后的主要政治文化因素。     

文化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

公共外交中文化一直都是重要的内容之一，但是直到20后，文化才真正成为公共外交的核心内容。文化成为公共外交的核心内容主要是由文化在当代国家软实力构成中的核心地位所决定的。当前中国公共外交在文化中的发展方向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即个体化与信息化、学习交流、旅游、中国传统文化的细化传播。     

变局中的政治选择:顾维钧与1949

1949年是国共政权更迭的关键时期,作为职业外交家的顾维钧,以驻美大使的身份面临艰难的政治选择。出于种种原因,顾维钧最终选择尽力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他利用国共和谈与南京政府内部的自由主义改革争取美援,同时大力阻止国际社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1949年顾维钧的政治选择,不仅偏离了他一贯坚守的职业外交理念,而且背离了时代潮流,从而导致其一系列外交努力皆以失败告终。     

论江泽民的对日外交思想

江泽民对日外交思想是在冷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出现新情况、新变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基本内容有四个方面:中日关系必须建立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基础上;日本必须在台湾问题上信守承诺,才能更好地发展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应该大力拓展经贸、文化和人员交流;中日两国需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江泽民对日思想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日本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

<正>近年来,由于日本政府率先将中日两国政治、历史认识、外交方面的分歧扩大到经贸领域。使两国关系猛烈“降温”,并希望用“经济牌”动摇中国对日外交的一些立场和主张。但由于中国在经贸发展上已取代美国,因此对日本的经济复苏发挥着越来越关键性的作用。     

司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探析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长期的对日外交实践中，他提出了“两个区分”、“关键是要和平共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等指导思想。中日关系遭岸信介破坏后，为修复民间外交并推进向官方外交过渡，他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恢复邦交后，他又及时提出“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官民并举、以官带民”等方针，坚持两条腿走路。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提出及实践，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特点及当代价值探析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至冷战结束前随着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彼此交往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特点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突出的务实性、相互的平等性、长远的前瞻性。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对当下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现实和长远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