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平等就业权实现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从实质上讲,它是一个制度性产物。农民工这个群体自出现以来,就备受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对其进行管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工这个群体出现了新的特点,政策对其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过去的控制管理到现在的公平引导。但是,农民工问题依然存在,农民工的各项权利并没有得以保障,特别是平等就业权。既然农民工是我国在特殊的发展阶段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那么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这一群体必将融入城市社会。由此,可以从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制度性产物出发,国家通过一系列长远的、旨在消除农民工这一群体为出发点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来实现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     

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非制度性障碍分析及对策研究

"十一五"时期,中国将进入城市化加速期,外来农民工将成为城市化的主角.然而,从目前形势看,我国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十分缓慢,他们绝大多数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成为城市"边缘人".农民工市民化障碍重重,其中政策、观念、文化、习俗等非制度性因素是其中之一,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必然有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社会整合

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社会整合作用主要体现为三点。首先,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整合与链合既有利于实现其就业信息获得与情感依赖,也有利于实现其与市民的社会融合,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与社会支持;其次,职业共同体、非政府组织与农民工工会等组织型社会资本的培育,既可以促进其养成职业认同、职业道德,摒弃游民和暴民文化,而且有利于农民工的权益维护与政治参与;再次,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农民工的制度性资本的培育与完善,有利于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城市农民工——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

公民参与不仅包括政治参与,而且还涉及到社会参与。农民工在城市的公民参与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民工个人权利的实现、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根据在武汉市的调查,当前农民工的公民参与度较低,处于城市的边缘状态。农民工的公民参与状况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生存状况、城市认同心理、组织化水平、公民参与的动员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提高农民工的公民参与水平,必须采取多方面措施建立农民工公民参与制度及其社会基础。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的相关问题微探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中国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既具有理论基础,又具有现实必然性。就理论基础来看,主要关涉社会排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认同理论与城市化理论等;就现实必然性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我国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与实现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先后经历了控制、有序引导以及制度推进等三个阶段。现阶段,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有序融入城市,必须坚持三个相统一原则:主导性与协同性相统一、主体性与客体性相统一、认知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保障

制度建设是社会和谐的坚实保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加强制度建设,理论要求上必须注意制度产生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制度本身的互补性和适应性、制度体系的进步性和文明性。现阶段制度建设的着力点应当是,在政治领域要体现人民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在分配领域实现全体公民的共同富裕;在社会领域形成顺畅的流动机制,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制度的执行。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困境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政治参与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呈现城市户籍排斥、社会保障缺失和政治权利剥夺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困境源于制度变迁成本(制度设计成本、制度转换前后的摩擦成本和新制度生成后的机会成本)过高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为此,要努力构建"三公"社会环境,深化户籍制度管理改革,畅通基本利益诉求渠道,推进相关法律创新进程,大力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创新。     

透过社区看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建立新的社区运行模式以适应城市化的需要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合理性要求。社区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演变的转换区域,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化组织载体。在社区中,社区管理与服务在农民工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就是一种可被直接感受到的新的支持力量,因此,以社区为切入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问题是社会支持的一种重要手段。社区在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问题上既可以起到排斥也可以起到融合的作用。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农民工融入了城市社区就是融入了城市,这种再社会化过程可以超越户籍的外在屏障而融入于生活方式之中,通过改变农民工对生活地域的自我认同,可以在角色、身份、生活模式、归属感和认同感方面对二元结构性制度规定实现渐进性的超越。     

第二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与市民化诉求

第二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民工潮”的产物，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以城市为坐标，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他们强烈渴望市民化，实现同城待遇。实现绝大多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也是促进城乡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政府和社会必须从职业生存、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四个层面人手，推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     

政务公开制度与公共治理——一种研究视角的创新

政务公开制度的建立与公共治理模式是相型相构的，它们同为“现代性”事件，在思维方式、功能原则上也具有一致性，因此，实现政务公开必须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同时，从效应上阐释，政务公开制度通过扩大公共参与促成公民社会，提高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实现公共管理的公正性，重塑政府权威的合法性，最终有利于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目前我国在实践中对政务公开制度的建设还面临许多问题，政务公开法制化缺失、政府义务性缺失、公民权力意识的淡薄均会对公共治理中政务公开制度的完善造成阻碍。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建立与公共精神的培育等不失为促进二者发展与完善的、具前瞻性也更具现实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     

农民增收与制度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历史证明,我国农民收入的增加关键又在于制度创新.我国现阶段的制度创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然而尚未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其原因在于制度仍存在缺陷.政府必须进一步进行制度创新,为农民增收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     

体制内公益慈善组织去“四化” 改革的路径选择——基于中国红十字会系统的分析

体制内公益慈善组织是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主力军,实行特殊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模式。这类组织的"四化"(机关化、行政化、娱乐化、贵族化)问题严重损害了其社会公信力。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三重赋权的组织在这方面尤为典型。"四化"的总根源是行政化。因此去行政化就成为体制内公益慈善组织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改革策略方面,分步推进的渐进式改革优于激进式改革,无论是历史逻辑还是理论逻辑、实践逻辑都不支持公益慈善组织采取激进改革模式。推进体制内公益慈善组织改革,要特别注意改革的整体性、协同性、联动性,在时间节点上应对接国家治理现代化确定的目标进度安排。     

服务型政府及其制度保障

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事关政府、市场、社会、个体间关系的结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一个政府的长期合法性必然维系于其要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府的职能定位应该是为人民服务或者说政府的类型应该是服务型的。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以确保主体遵守行为规则,保证政府行为的持续性和连续性。     

论“制度文明”

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两个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法，已为广大群众所熟识和接受。然而有必要再提出一个文明：这就是制度文明。一任何一门科学的学科，都有其自身特有的范畴。对于范畴，列宁曾经作过精辟的论说。他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范畴）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网上纽结，只是一个个的点，但却联结着四面八方的脉络，由此可见范畴的重要地位和鲜明特点。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然。从社会科学看，其范畴实是理论系统、理论观点的浓缩和精华。从范畴展开去，即可见学说之全貌…     

制度性执政能力与执政方式

执政能力可以分为制度性的能力与个人性的能力两种。四中全会决议所列五种执政能力,是按权力作用的客体、对象与范围来划分的,是指某种具体的专业的执政能力,而党作为执政主体自身应具备的素质能力,也可以用抽象程度更高、因而涵盖性更广的概念来划分。即可分为制度性的体制功能性的能力与个人性的素质能力两种。前一种是组织机构的机制和专业化水平、各种政治规章制度的合理性和效率性、各种政治运行机制的制度化水平等等制度性的功能的能力,后一种是党的各级领导人员及普通党员的个人素质的能力。执政方式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其中制度性的能力与执政方式有直接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阐述主要是由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人物诺思来完成的。本文将以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背景，在对制度、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进行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剖析意识形态产生的内在逻辑，探讨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 一、概念的辨析：制度、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 经济增长离不开市场秩序的支持，市场秩序的生成和维护则与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     

党的制度建设在实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实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走制度化的新路子。党的制度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范和行为准则,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加强制度建设是党的宝贵历史经验,加强和改进党的制度建设,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认真解决的重要课题。     

关于权力约束与监督的制度分析

文章首先分析了权力约束和监督的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 ,继而分析了现行权力约束和监督体系的缺陷及其制度上和文化上的根由 ,最后文章从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权力的运作规则和程序 ,以及改革、完善现行权力监督、约束体系三个维度 ,讨论了构建科学、有效的权力约束、监督体系的路径问题。     

论诚信社会的制度性建构

诚信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做人、做事的基本要求。良好的社会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诚信社会,为了形成诚信文化,社会应该对不诚实行为进行惩罚,而且这种惩罚应该有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政府的诚信是关键的环节。     

作为理论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和理论来源

本文试图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从历史脉络、现实逻辑以及理论来源等几个方面进行一番梳理.作者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在批判和继承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还大量借鉴了其他学科理论的研究成果,是学科综合、学科交叉的产物.虽然在其内部还包含着不同的4音,但它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科学理论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