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手段—效价"理论视角下的"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 ——基于广东省S市数据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各地方政府在推行河长制过程中纷纷探索"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的新模式,但各地却出现了政府网络治水参与平台建设之"热"与公众网络治水参与之"冷"的鲜明对比情况.基于"期望—手段—效价"的理论视角,利用广东省S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以及样本河涌的客观数据,构建"个人—河涌—区政府"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河长制背景下,"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受到期望、手段及效价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公众期望中的参与效果评价正面影响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度;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透明度感知、政府回应性和政府营造良好社会治水氛围的力度等政府工具性手段显著驱动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公众对治水重要性的评价能够促进公众网络治水参与.     

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在"互联网+"时代,营造清朗、良性互动的网络空间关键在于网络公众对政府治理的协同参与,同时需要建立合理的政府网络治理机制,那么政府与网络参与主体的双向互动机制的建立会使得政府网络治理趋向良性发展,从而打造清朗网络空间,给民众一个良好的精神家园。     

“互联网+政务服务”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探析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要形式。其目的在于优化政府的服务质量。而"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推动与实施离不开公众的参与,"互联+政务服务"实施的效果也要通过公众参与来评判。虽然我国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较为迅速,但是在推动公众参与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需要通过建立公众评价体系、完善公众监督等来不断推进新时期的公众参与。     

风险治理中志愿服务参与的路径探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中存在的重大风险危机事件,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些事件,从事件本身的内部与外部看都高度契合"风险社会理论"。政府虽然是风险社会治理中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但仅仅依靠政府的作用,是完全不够的。现代社会风险治理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即政府不仅引导社会,还要依赖于社会志愿者、公民以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与互动的过程。志愿服务有着广泛、平等、有效参与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过程,在具有灵活、迅速、贴近群众的优势的同时,却还面临专业能力相对较弱、组织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受制、缺乏有效沟通等困境。因此,必须从完善法治建设、加强组织能力建设、改善制度环境、提升专业能力、基于"互联网+"志愿服务风险治理等方面优化志愿服务参与风险治理的路径。     

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

邻避冲突不仅与公众风险感知相关,还是多种心理因素在特定情境下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湖北省多个环境类邻避设施周围公众的实地调研,探索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对邻避冲突参与意向的影响,并验证公众政府信任对其风险感知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环境类邻避设施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感知、政府行为信任是影响其冲突参与意向的最主要因素,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与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为了达到"邻避冲突可免"的治理效果,必须加强邻避设施风险评估和运行监管,降低设施本身的负外部性,弱化公众的风险感知;地方政府应在"公众中心"的行政理念指导下,加大邻避设施相关决策信息的公开度,创新风险沟通方式,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度。     

简论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的政策应对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通过互联网平台的公众参与日益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综合分析,依托互联网平台的公众参与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改革事业的深入,促进了法治化进程和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本身具有的属性,很可能会对舆情传播带来负面影响,进而降低公众参与应有的效果和质量,甚至威胁到社会和谐和干群关系。因此,如何规范互联网时代的公众参与,引导公众参与在一个有序、合法、理性的状态下进行就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崭新课题。首先,必须实行政府“自我革命”,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二,必须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理互联网空间;第三,必须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理性、平和、守法的社会心态。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制度优化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虽然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但是在行政发包制下的高风险与弱激励、相关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弱组织性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风险等特定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的高度自主性使公民参与地方治理在实践中很容易形成治理变革的"悖论"现象。体现在:一方面,在扩展有序公民参与和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已经成为执政高层的基本政治文明建设方略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依然缺乏足够的动力支持公民参与;另一方面,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法制基础虽然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的规范体系和制度文本,但在实践中或被屡屡虚置或被施加诸多限制,公众参与积极性大大弱化。因此,要从根本上走出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困境,从优化相应的制度环境入手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约束并提升公众参与积极性才是必由之路。     

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及其提升

对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要从目标、运行机制、行为和结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这几个维度从不同层面表达了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的绩效。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一个中心,四个基本点"构成,其提升过程中具有以下难点和挑战:导引不足,缺乏系统的政策支持;贡献不彰,存在潜在的安全问题;技术系统缺乏协同,存在系统融合问题;公众参与不足,效果不佳;缺乏系统监管,影响治理效能。因此,应加强政府数据治理的战略和政策支持,优化行政生态环境;强化数据信息链的绩效贡献,重视数据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技术平台的系统融合,挖掘技术协同的绩效动能;注重公众的参与和体验,实现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构建政府数据治理的全方位管控体系,提升数据治理的绩效。     

虚拟社会中屏幕官僚的行为逻辑与控制

当今世界,虚拟社会在各领域不断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政府、社会和公民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机遇。政府以此为契机不断满足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促进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而这些有赖于在公共行政领域运用互联网技术的公务员——屏幕官僚,他们决定着互联网虚拟社会中公共政策的执行,体现着政府的现代化特点和形象。分析屏幕官僚的行为属性和行为逻辑,提出法律制度的控制、伦理的约束与激励、行政文化的引导和教育培训固化等路径,有助于其更好地在虚拟社会中服务实践国家治理和"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目标。     

基层治理中党建助推实现公众参与路径探析——基于权力“回归”视角的案例考察

党是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公众参与是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建的引领功能,化解基层治理中公众参与"形式化"问题并推动公众参与的实现,理应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权力"回归"视角下,通过对三个全国创新治理案例的比较发现,权力的"回归"通过还权于民和赋能于民两个环节,党的引领、政府推动和公众意识培育三个方式实现公众参与,而党建则贯穿于整个过程,并通过党的主导、党的引领、党的动员三种路径落实权力回归于民,政府与公众协调互动以及公众责任和参与意识动员,从而实现基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有序参与对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促进

促进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既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也是基层政府治理努力的方向。基层政府治理活动离不开公众的有序参与和支持,公众参与治理是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力量。公众有序参与治理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治理的公信力、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提高公众参与治理的成效需要不断完善有利于公众参与的条件与环境。     

数据主导逻辑下的公共服务价值共创机理探究

学术界对公共服务的关注点,集中于效率、整合、效果、战略、客户中心等以公共产品为逻辑出发点的研究,当今社会"互联网+"模式将冲破原本固化的利益体系,成为治理主体打破信息孤岛和信息垄断的重要手段,社会公众也将通过参与供给的价值链过程来实现资源整合。主要关注公共服务领域的价值共创概念和关键要素等,在基于传统资源供给"单链条"思维的基础上,探讨从产品主导逻辑到服务主导逻辑公共服务链条上主体价值共创角色的转变。指出在"互联网+"时代下以数据作为主导思维推动公共服务变革的可行性,探讨数据主导逻辑下公共服务价值共创机理运行,提出了规划者、生产者以及公众为核心的新的互联主体结构关系。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政府治理数字化的时代课题探讨

数字化时代开启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变革。数字化力求政府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面革新,力求以智能计算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仍存在新的数字技术与政府架构体系的适配风险、数字化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效能差异、数字鸿沟的非正义性与数据精度失真引发决策风险等现实问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要正视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以数字化作为目标和路径。为此,政府治理数字化要积极化解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架构之间的适配风险,推动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治理与良性互动,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技术与治理领域的有效沟通。     

电子治理改善政府信任的途径与策略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新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进程,电子治理已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议题。电子治理作为电子政务发展的新阶段,在变革政府管理模式的同时,也为改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笔者在回顾和梳理电子治理和政府信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电子治理改善政府信任的三种途径,即提高政府透明、改进服务效率和促进参与互动。因此,为了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电子治理的未来发展应该坚持以提高公众满意度为核心,完善电子化信息公开,优化一站式在线服务,大力发展电子参与。     

理念、 机制与路径:社会治理格局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实践中,精准扶贫的"应然图景"与"实然现状"存在着巨大偏差。精准扶贫工作面临政府行政一元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欠缺、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精准扶贫治理的理念、机制与路径三维向度,重点阐释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精准扶贫要坚持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从而满足贫困群体更高层次需求,完善扶贫法律体系,打造"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培养职业扶贫队伍,推动精准扶贫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建设。     

完善我国公众参与政府公共决策法律制度研究

目前,我国公众参与政府公共决策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和法律依据。但是,实践中公众参与政府公共决策存在许多困境和法律支持的不足。因此,完善我国公众参与政府公共决策法律制度,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法律基础。     

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质量研究

积极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部署,是"互联网+"在政府治理中的重要实践。     

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单边主义”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互联网+"背景下的网络社会治理呈现全球化趋势,治理与防控缺乏协调,各参与主体的自利性极度膨胀,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面临重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国际网络社会治理面临的"单边主义":网络发达国家利用其网络强势话语权粗暴践踏国际正义,实施网络威慑战略,鼓吹"互联网自由说",借助互联网推行文化霸权。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要破除"单边主义"困境,必须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同时倡导多边主义;继续支持联合国协调网络全球治理;努力走出囚徒困境,重建信任体系,保证合作与协同;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多边谈判。     

“互联网+”的政府行动原则

<正>"互联网+"未来的发展趋势是要把政府、政策,甚至法制、政府的管理机制、社会的管理机制都进行"互联网+"改造,才有可能配合所有的产业和所有的社会人口实现互联网上的生活。目前来看,政府在制定"互联网+"的行动计划上,有三方面议题应该特别给予重点关注。其一,政府应该去做推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这类基础设施,除了云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