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縻制与少数民族政治行政制度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在创造璀璨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制度文化。羁縻制就是这种制度文化中的一个亮点。羁縻制不仅是千百年来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的基本制度,也是实现制度认同和社会整合的传统民族政策。本文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羁縻制的产生构成了皇权统治下少数民族政治行政制度的二元结构;羁縻制是少数民族传统政治行政制度多元结构的历史产物;羁縻制走向衰亡和实现新旧体制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政治学中的民族议题

突破中国民族话语中以“民族”概念专指少数民族的思维的限制就会发现,人类历史上的“民族”概念最早形成于欧洲,指的是具有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这样一种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具体表现为国民的共同体,是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形成后便将形成过程中经历的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等蕴涵于自身,使其成为蕴涵一系列社会政治机制的人口组织形式,并为欧洲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的形成奠定基础。在“民族”概念的使用范围拓展以后,不具国家形式的各种历史文化共同体也被以“民族”概念来指称和描述,从而使民族的种类迅速增加。这样的民族共同体又对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和治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国内和国际政治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如此形态多样和影响深远的民族现象,政治学者不能漠然视之,而必须积极主动地关注和研究。由此形成的民族议题,既是政治学理论和知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也是解释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和发展及政治学知识体系完备和创新的重要渠道。     

中国发展问题与社会思潮的哲学反思

中国社会的发展到了一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十字路口,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成功经验是存在的,但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是虚幻的。中国的改革难以深入关键在于缺少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存在各种社会思潮,但民众没能形成关于改革的共识,因而导致思想危机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危机。中国社会发展所遇到的困难,表面上是制度体制层面的,深层次却是国民社会特质。因此,我们在以批判的精神改良社会体制的同时,更应该以哲学的反思精神去进行文化创新,重塑国民性格。     

论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教育学意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首倡者,他提出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值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探讨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教育学意涵,无疑意义非凡。从培养新民、重视公德、养成尚武精神三个方面分析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具有的教育意涵。     

一部探索国民性改造之规律的力作——读《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从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起,一批又一批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就从国民性格上探索思考祖国所以衰弱危亡的根本原因,诸如严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先驱人物。截止十月革命以前,他们都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作为国民性改造的思想武器,提出了众多深刻的观念创新和历史启迪:从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的“新民说”到新文化人的人格独立、人性解放,无一不是寻找国民性改造之客观规律的激情呐喊,但都无一例外地被现实打得粉碎。只有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国民性改造之科学的思想武器,使国民性改造这一近代中国沉重的历史使命找到了正确的     

冷漠与偏离:信息政治代的社会性格

冷漠与偏离：信息政治代的社会性格沈远新从广义上讲，政治代是指那些出生时间大致相同，并有共同经历的人在性格形成时期形成的一个政治共同体。能否形成一个政治代主要取决于在１５—２５岁这一政治性格形成时期的经历如何，比如大规模的社会事件、重要的时代特征等，都...     

新时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理念与战略开发

中国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民族姿态、国家竞争方式与人的存在方式的全面改变,这些改变需要从文化上进行分析。新时代中国政治文化将对经济文化产生重要的制动作用。因此,新时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理念需要确立生命—人本观、政治工具观与人人幸福观,在战略开发上应该在提升民族政治视野和国家政治胸怀、构建知行并重的实践理性精神与打造多元的道德规范体系上下功夫。     

试论统一多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认同问题

应以历史文化、政治体制和执政理念认同为前提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认同,宗教信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历史文化认同需要破解的一个核心问题,政治体制认同必须明确在民主、国家形式以及社会与法的相容性等问题上的原则,执政理念认同的难点在于执政党如何有效回应当今社会的多元政治观,实现人们对于政治的回归,统一多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认同既是新社会空间的构建过程,又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     

大学生思想教育与民族精神的培养

民族精神的科学内涵、特点和基本内容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它体现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规律，反映一个民族的根本性格，是具有积极进步作用的全民族的主体意识和主导精神。在一个民族丰富灿烂的文化中，民族精神是其中最核心、最精粹部分，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决定着民族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百年奋斗史：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弘扬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进步的价值取向、精神理念和意识形式。民族精神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构成了一种张力，它深深地扎根于本民族的历史土壤之中，是民族的基因和“遗传密码”。     

破碎与重构:多元文化主义塑造加拿大国家认同

由于特殊的产生历史、异质的民族成份和复杂的国家形成背景,加拿大国家认同呈现出复杂性和典型性。加拿大国家认同问题在成为“自治领”后呈现出来,而“新法兰西化”“盎格鲁遵从”与“二元民族熔炉”均对国家认同产生了消极影响。在经历“加拿大第一运动”催生国家认同意识后,1971年以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来统摄各族群的国家认同,使国家政权主导下的国家意识建构逐渐清晰。然而,魁北克问题掣肘国家统一、影响国家认同形塑。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国内族群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加拿大构建“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是其发展趋势。     

地域文化研究与弘扬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众多民族的伟大国家,中华传统文化绵延博广、海纳百川。根植于这一民族基础和文化土壤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在漫长的中华各民族历史演进历程中,许多有不同血缘联系的人们,通过地缘、政治、语言、文化、经济、信仰等多方面的联系,在互相交往、互相吸引、不断融合、不断认同中逐渐形成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民族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华民族精神既源远流长,又在历史传承中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人类的生存和文化的发展又都是在一定空间进行的,必然存在着地域性和地域差异。因而,产生于这一差异基础之上的地域文化对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也必然产生重要影响。     

“历史叙事”与政治秩序建构中的“自由”困境——论近代中国“国民性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自由"国民"与奴隶之"部民"是近代中国"国民性"书写中两种迥异的叙事取向。它更是可在一定时间维度内检视国人如何思考"自由"范式的一幅智识图景。为实现"国民性"书写的政治谋划——改变"部民"品性以型塑"新国民","自由"之先定承诺作为审视标准被嵌入到此历史叙事中,连续的历史由此呈现为显著的断裂。然而,此"先定承诺"作为共识极为脆弱。"国民性"书写背后是践履"自由"之"先定承诺"的困境及政治分裂。如此,此历史叙事使革命者和自由知识分子都找到了实现各自政治目标的理论支持和手段。这使他们都可根据自己的"偏好"去建构一种新"国民性"的历史连续性,并无需追问其是否接近历史真实。此类谋划亦恰恰展现了各政治势力是如何在文化政治视野内去把握建构政治秩序的叙事技艺。此技艺与践履"先定承诺"间的张力奠定了此类谋划至今一直就存在的政治紧张。     

多元文化浪潮冲击下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之浅论

当今社会流行多种文化,纷繁复杂,社会的各个方面无时无刻不在受多元文化浪潮的冲击,在高校学习和生活的时代,“弄潮儿”面临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在肩负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重任的同时,他们的文化取向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文化的前进方向.着重论述多元文化大背景下当代大学生对民族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与民族精神的培育方式.     

提升我国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问题初探--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三市的调查分析

少数民族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稳定隐忧、思想观念陈旧、基层组织涣散、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等问题是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现实困境。提升民族地区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必须基于系统论的视角，从提高党的执政绩效、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推动农民政治社会化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记忆·叙事·认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批判

叙事是重塑记忆、建构认同的主要手段。作为共享往事的过程,叙事是共同体成员主观选择和价值诠释的意识聚集;作为共享往事的结果,记忆和历史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诠释自我的价值旨归。历史虚无主义依循叙事的模式化情节,重构历史记忆,解构共同体的整体认同,意欲达到其预设的政治目的。因此,厘清其建构的理论本末,明晰其叙事的路径源流,用文化批判的方式来消解其负面影响,有助于建构和维护国家的政治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     

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逻辑

民族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本质上是一套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安排。因此,获得并保持一定的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构建国家认同也成为民族国家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随着民族国家"多族化"现象的出现和发展,认同构建就成为民族国家必须优先解决的根本问题。在实践中,民族国家的认同构建有两种模式比较突出和典型,并具有普遍性和巨大的影响:一是"民族模式",一是"族群模式"。前者为苏联、中国采用,后者为欧美国家普遍采用。不过,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不同的国家认同构建模式不过是解决"族"与"国"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的具体方式。从总体趋势和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内国民享有的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越是广泛和深厚,越是容易建立起较为稳固的国家认同;反之,一个国家内国民分化或形成了各种刚性的社群组织,国家的认同就难免被这些刚性化的社群的认同所分割,从而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从斗争排斥到竞争共存——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近代中国政治整合的转向

辛亥革命后,近代中国社会陷入整合的困境。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近代政权组织呈现出强调排斥、斗争的特点,在整合路径上经历了从多元一体到一体一元的演变。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基于一种承认政治的前提下,以共存竞争为理念,在国体设计、政治参与、意识形态、民族政策方面进行了多方阐释,建构出一种一体容纳多元的整合路径,这一主张和局地实践使得共产党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动员能力。回顾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政治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及中国共产党应对时局的政治技术的多样性和在理论建设方面的创新性、灵活性。     

中国的人口国民化研究

国民是社会人口与国家关系中构建起来的一种社会政治身份,也是一种对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具有奠基意义的社会政治机制。中国于近代形成民族国家议题尤其是开启现代国家的构建后,将历史上形成的臣民转化为国民就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政治过程,一路相伴而行并提供着基础性的支撑。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国民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推进,并在改革开放后为现代化快速推进提供了积极的社会行动者。脱离了人口国民化这一重要的社会政治过程,尤其是由其塑造的国民身份,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及其在此框架下的社会构建和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快速发展,完成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在对自身文明进行重新塑造,并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进程中,进一步的人口国民化并塑造相应的国民,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进程。     

从国民性看中国的政治腐败问题

当前腐败问题成为国家和人民关注的热点话题,虽然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但贪污腐败案却愈演愈烈,据调查我国每年因腐败造成的损失至少有数千亿元。可见,腐败如不及时治理必将祸国殃民。国民性是一个国家民族最主要的内在特征。它与腐败现象的产生有着一定的联系,所以,从国民性的角度,试图分析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以及原因,探寻通过改造国民性来解决政治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