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及其应对

环境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特征表现为:其目的主要是通过网络造势赢取声援,其内容主要是对政府、警察、解放军、官员的妖魔化,其后果多表现为加剧社会对抗。谣言产生的心理动机是争取舆论支持,其发酵与传播基于刻板印象的"强弱"情景构建,其扩散基于从众心理下的集体行动。着眼于谣言的发生机制对其进行治理,要从源头上预防网络谣言,为公众提供可供查询的环境信息,建立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长效机制和环境补偿机制;在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及时进行阻截,要建立官方"第一发声"反应机制,依靠社会力量多方联动净化网络谣言;还需提升公共理性。     

谣言与分歧的治理——重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

互联网快速发展带来的信息过剩,容易滋生公共舆论的两种消极形态:谣言与分歧。谣言与分歧说到底是网民的诉求表达,是一场权力博弈,其背后深刻地影射了社会资源匮乏、社会不平等、国民心态不健康等现实问题。因而,谣言与分歧的治理归根结底还是社会治理不当和失败的后果。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加强社会治理是核心环节,谣言与分歧的治理必须重新放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之下,使其符合善治中追求的秩序、公正、人权和和谐等价值。这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回归治理主体,发挥国家、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在谣言与分歧治理中的不同作用,既有协同的精神,又要有明晰的职能分界,避免因多元主体带来不作为和逃避责任的政府。     

网络谣言的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

网络谣言具有传播路径的隐形性、传播内容的社会性和无限复制性,传播根源的多元性等特点,涉及面广、影响力强,成为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网络谣言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认知活动,涉及到建构社会理性、保障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秩序、提升社会公信力、引导社会舆论以及构建网络主导价值观等深层次的社会管理问题.政府在治理网络谣言过程中应注意掌握谣言背后的真实民意和呼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应对网络谣言的挑战.     

浅谈信息时代社会谣言的传播及其应对措施

社会谣言是指围绕社会的某个公共事务所产生的没有事实依据的消息。当社会谣言搭上了信息技术的快车,其传播具有了速度快、影响范围大、蛊惑性、利益性、隐蔽性强、无意识传播和非理性传播的新特点,给社会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危害。科学总结谣言泛滥的原因,并从加强政府信息能力建设,完善公民网络行为法律制度,铲除谣言的生存空间,加强民众的信息道德建设等方面入手,从根本上治理谣言。     

网络谣言的传播及治理

由于时空差异性,以及中国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西方学者总结出谣言的经典传播公式需要作适当的修正和调整,才能更贴近中国现实。在对谣言传播设定指标体系时,除了考虑与个人情感有关的事件重要性、含糊性、戏剧性等因素,还要考虑社会、政治环境和媒介体制等因素。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网络谣言传播的动态过程为: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造假,从而引起网民的注意;通过网民强大的复制粘贴重复的力量,让人们相信谎言,企图弄假成真;使用一系列敏感词汇,在网络上形成明显的二元对立格局;通过媒介动员大V助推,推动谣言的传播与发酵。基于此,可采取以下策略进行治理:联动辟谣,发挥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优化科学传播手段,提高公众理性;缓解社会矛盾,扩大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规制消解

网络谣言的传播引发了诸多的公共危机与公共问题,其规制消解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府公共治理的重要职责。不过由于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效果很不理想,影响了网络文明、网络文化和网络生态的发展,与公共治理的要求相差甚远。鉴于此,我国务必要按照现代公共治理的要求,以依法治网、建设文明法治网络为契机,以绿色美丽网络建设为目标,坚持人本化与法治性为主的价值理念,从外延拓展、方式整合创新、主体素质提升、制度与条件供给以及评价督导机制的构建等层面着手,建构起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机制,以此推动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工作科学化、常态化、法治化与协同化发展。     

政策谣言的生发与治理

政策谣言即未经证实合乎政策事实的民间政策传言;只有那些完全缺乏政策事实的政策传言才是真正的政策谣言,其他的属于准政策谣言。政策谣言的生发诱因主要包括政策价值的重要性、政策信息的模糊性、社会环境和个体心理、政府公信力缺失等多个方面。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助推了政策谣言的传播;政策谣言的典型传播机制主要有社会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等。政府应从五个方面提升政府的政策谣言治理能力和水平:增强政府公信力;强化政策的宣传、解读与回应;提升政务信息公开水平;建立健全辟谣工作系统,分类治理政策谣言;加强对新媒体信息传播的监管。     

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性评估研究

近年来,关于网络谣言的争议案件频发,引起了社会、媒体以及学术界的关注。网络谣言本身具有复杂多变的特性,且当前我国法律中有关网络谣言的罪名体系为治理网络谣言提供的法律依据不够清晰,使得个别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谣言进入了网络谣言罪名体系的制裁范围之内,造成了司法困境。针对这一问题,从"社会危害性"这一核心概念出发,重点研究违法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性,即是网络谣言对谣言受众生活影响的累加,通过三元素法对网络谣言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通过健全相关法制、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增强管理机构及评估人员专业化、提高民众认知谣言的能力、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等途径,不断探索网络谣言治理的新思路。     

浅析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与控制策略

互联网、微博等新媒介的发展,扩大了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范围,对社会安全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因素。通过对具体的网络政治谣言案例进行分析,探究网络政治谣言的形成原因和传播路径,有利于更好地采取措施控制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这主要包括:政府必须真正忧民众之所忧,解民众之所急;政府要坚持信息透明原则;政府需完善互联网信息安全法律法规;社交门户网站需强化自身社会责任,规范网络传播行为;公民需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培养理性思考能力等。     

防范网络谣言及其社会风险的法律思考

网络谣言借助网络平台得到了快速传播,对互联网信息安全与信息自由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是各国预防社会风险的新问题.维护互联网信息自由,保障信息安全,需要对网络谣言依法阻止、制裁.正确区分信息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注意信息瑕疵、不良信息、危害信息与恶意造谣的法律标准,完善政府、社会与公众的信息发布、信患传播机制,健全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是预防、治理网络谣言及其社会风险的法律保障.     

网络谣言的生成与治理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传播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网络谣言也由于网络覆盖范围的全球性、传播方式的自由性而对国家政治稳定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成为引发社会振荡、危害公共安全的不确定因素。文章分析了网络谣言的生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之策,旨在有效地规避网络谣言的危害、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人工智能与网络社会情绪的规制

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社会矛盾凸显而导致公众情绪不稳定,随着信息环境与现实环境间的界限不断模糊,互联网成为公众因现实环境中社会不公因素产生的不满情绪的宣泄平台。网络虚拟社会中的情绪传播由于互联网技术特性加持产生不同于现实社会的传播特征。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于网络传播领域的应用进一步使网络社会情绪在表达、聚合环节得以加强与优化,并在网络社会情绪引导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方面展现优势作用,其中以算法技术、智能识别技术以及AR、VR技术尤为显著。人工智能在网络社会情绪传播应用中体现优势的同时也引发诸如群体情绪失控、主流媒体去权威化等新的传播问题,治理与引导领域的"一刀切"做法产生了新的负面情绪。这些问题产生于网络虚拟社会却作用于现实社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进而对网络社会情绪引导提出更高要求。打破人工智能治理网络情绪认知误区、强化媒体责任、提升"把关人"的地位和作用等是使人工智能治理网络情绪得以优化的重要措施。     

网络谣言叙事范式及“跟进式”治理研究

谣言借助网络,如虎添翼、如鱼得水,使得网络谣言的传播更为复杂、更为迅捷;网络助推谣言,如梦似幻、百味杂陈,使得网络世界变得犬牙交错、鱼龙混杂。只有探寻出网络谣言的规律特征,才能使治理的深度、广度及效度变得有的放矢,真正做到对症下药。本研究以叙事学贯穿整个分析过程,以网络谣言叙事范式为研究切入点,界定概念、逻辑推演、规律探寻,力争做到可辨可识;结合"跟进式"治理的优势及网络谣言叙事的特点,破网络谣言叙事之弊,探网络谣言治理体系构建之策。     

防范与治理网络谣言的对策研究

基于经济利益的非法攫取,网络制谣、传谣成了一些人非正当谋生的手段,加速了网络谣言肆虐的局面,严重损害了公民名誉、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公安机关具有的政治功能和法定职责,决定了防范与治理网络谣言是时代赋予它的新使命。受网络传播特性、网络规制法律体系及其监测技术现状的制约,公安机关在网络谣言治理中必须秉承"善治"理念,既要强化自身的日常监管,又要设法寻求立法机关、政府部门、网络媒介、非政府组织的协助,才能增强打击网络谣言的实效性和长久性。     

试论转型期网络谣言形成和传播的影响因素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展开,多方面的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转型期社会规范的乏力、社会不公的刺激、权威信息的缺失成为网络谣言形成和传播的环境因素;造谣者的各种行为动机是其主体因素;网络谣言受众的复杂心理是其客体因素;方便快捷的通讯方式和"网络把关人缺失"是其工具因素。     

发达国家网络谣言综合治理机制及其借鉴

如何治理网络谣言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课题。发达国家大多通过健全法律规制、完善政府监管机制、严格行业自律机制、培养公民理性的媒介素养等措施,使网络谣言治理成效显著。当前我国网络谣言频繁发生,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构建"法律规制、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公民教育"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以有效遏制网络谣言的滋生漫延。     

做睿智的网谣终结者

网络谣言是通过网络传播的没有事实根据的信息,谣言依托网络平台,具有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受众更多、影响更难以消除等特点. 网络谣言既可能伤害个人,使之名誉受损、有口莫辩,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又可能使企业、单位甚至行业名誉受损,经营受挫,困扰不断,蒙受巨额经济损失,甚至面临破产倒闭;还可能激起民愤导致社会动荡、生灵涂炭.谣言通过网络如同是蝴蝶翅膀煽动的阿拉斯加飓风,数量惊人且无孔不入,以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想要完全不被网络谣言干扰是不可能的.但只要从我做起,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络谣言的终结者.     

论网络政治谣言及其社会控制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政治传播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网络政治谣言也由于网络覆盖范围的全球性、传播方式的自由性而对国家政治稳定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成为引发社会振荡、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本文分析了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特征及其社会危害,认为网络传播的大容量、离散性和无国界特性,以及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使其难以彻底根绝,国家应该充分认识到网络政治谣言对国家政治安全的严重危害,采取必要政治措施和技术手段对网络政治谣言传播加以有效控制,维护政治稳定。     

我国网络谣言治理的路径及反思

自2013年8月网络谣言治理专项行动开展至今,已有近一年的时间。以近两年的网络热点舆论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手段的分析,阐明网络谣言治理路径正从单一的"上层官方治理"转向"全社会共同治理"。在网络谣言治理的现象分析的基础上,剖析治理路径转变的原因,为我国网络谣言的进一步规制提供建设性意见如下:应树立政治权威的必要性;营造民主环境的重要性;提升网民素养的长期性。     

网络谣言治理与加强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以湖北石首“6.17”事件为例

谣言与群体性事件如影随形,贯穿于群体性事件的全过程,对群体性事件爆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湖北石首“6.17”事件中网络谣言肆虐凸显了当地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的薄弱与不足,包括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意识淡薄、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和网络舆论引导方法、手段落后等.加强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必须增强领导干部的网络媒介素养,提高网络谣言防范意识、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坚持“疏堵结合”,转变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方式和坚持舆论引导主体多元化,构建网络舆论引导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