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排除刑事证据的自由裁量制度及启示

加拿大法官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享有公平自由裁量权,为限制事关各种利益衡量的刑事证据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加拿大判例法设置了多种衡量因素制约,体现了彰显个案正义的优点,但也存在不足.其立法模式和制度设计对完善我国排除非法刑事实物证据自由裁量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民行检察中的自由裁量

民行检察中的自由裁量有其自己的内涵和特点，规范自由裁量权必须多措并举，确立自由裁量的原则并遵从运用是规范自由裁量权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规范的自由裁量在民行检察实践中的应用既彰显了自由裁量原则的价值，又体现了它自身的价值。     

试论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行为的失范与现范

行政效率的提高和现有行政立法技术的缺陷需要行政执法人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立法、监督等环节上的纰漏又常常使得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不能体现其真实意义。如何有效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本文将从行政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行为的“失范”表现、原因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规范来对这一问题予以分析。     

论行政自由裁量

行政自由裁量是行政权力的扩张标志,根据不同标准有不同的种类。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虽然它必然会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但不给予行政机关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权,行政管理又将无法有效地进行。为防止自由裁量产生负作用,应当从法律原则、立法技术、自律、行使程序、司法审查和相对人参与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控制。     

论行政裁量基准定位——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规则之治”

严格法治主义下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极其有限。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仅依靠国家层面的制度建构难以应对多元性、突发性和技术性社会管理的要求,由此使得行政权力由消极变为主动。伴随行政权力范围急剧扩张,作为其当然组成部分的行政裁量权亦日益泛滥、异化。做为对现实的回应,通过制定行政裁量基准限缩自由裁量的空间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行政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自我制定的具有规范效力和适用效力的行为规则,与严格法治主义上的规则之治不同,行政裁量基准是新的意义上的规则之治。     

环境风险防控中的行政裁量

由于风险防控的特殊性,环境问题的综合性以及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需要,行政机关必须在环境风险防控中进行行政裁量.从行政过程论的角度看,环境风险防控可以分为风险评估、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三个阶段.在风险评估阶段,行政裁量主要针对专家选拔,为防止行政机关通过影响专家选拔从而操纵风险评估结论,应对这一阶段的行政裁量加以明确限制;在风险沟通阶段,行政机关对于公众参与及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程度、效果等享有裁量空间,有必要强调建立和完善民主统制的保障;在风险决策阶段,对于“风险”的要件裁量,涉及高度科技背景与专业判断的事项,属于行政机关专业判断范围.对于利益衡量的效果裁量,现有裁量空间并非不足,应设计程序制度从整体上对环境风险防控中的行政裁量运行进行较好地规制.     

行政裁量概念探讨

行政裁量从其本源来看是法定的行政主体对法律规范中列举的不同行政权利的行政方式进行衡量比较,从而选择出一种最佳的行使方式。行政裁量的过程也就是行政主体选择的过程。行政裁量权和行政裁量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行政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对如何行使行政权力进行选择的权力,行政裁量是行政机关运用行政裁量权进行的选择活动,两者属于不同的行政法学范畴。     

法律模糊概念与法官自由裁量

现实中,基于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成文法又永远滞后于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由此导致法律的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脱节,甚至背离法律的价值目标.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法律容许法官扩展自由裁量权,以回应社会变迁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但目前我国法官的职业水准、技术理性与裁量合理性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这就是裁量不自由的一面;而另一面,我国法官与西方国家法官相比又享有超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法官裁量要获得法律之内的真正自由,法官应具有独立、超然、理性的职业化本色,这也是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境界".     

刑事侦查自由裁量论纲

当今中国的刑事侦查实践,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存在泛化、滥用等不规范现象,在实践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引发社会公众的广泛谴责.相反,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尚缺乏深入透彻的研究,实属遗憾.为保障刑事侦查机关正确行使权力,避免权力行使越界,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对刑事侦查自由裁量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阐释,并且剖析中国刑事侦查自由裁量的突出问题,同时提出完善的基本对策.     

论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完善

裁量基准制度是行政机关依职权对法定裁量权加以细化、量化,从而限缩、控制和规范裁量权行使的一种制度,其兴起契合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现实情境,彰显了行政规则之治的发展趋势。裁量基准在地方执法实践中已经运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总体来说成效明显,但也暴露出诸如制定主体、外部效力、细化量化技术等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必须采取多种举措对该制度予以完善,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执行判决裁定渎职罪

执行判决裁定渎职罪是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的渎职犯罪。本罪在犯罪的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两个方面。因此,其具体罪名可以确定为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和滥用执行判决裁定职权罪两个罪名。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或国家的司法公正。     

平等原则的适用模式与论证方法

平等原则在现代国家的法制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宣示的意义上，平等原则体现了法律的正义理念，确定了法律的终极价值诉求。在制度化的意义上，平等原则贯穿了整个法制体系的运作过程，凭借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法律权力得以实现。在法律论证的意义上，平等原则通过目的论证而适用，包含手段之于目的的妥当性论证以及目的自身的论证两个方面。     

影响行政裁决制度产生发展的主要因素分析——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比较视角

一个国家行政裁决制度是否发达，与该国是否存在法律职业主义传统、采用何种民事诉讼模式、是否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是否存在大量的专门法院以及是否有外来因素影响密切相关。分析影响行政裁决制度产生发展的主要因素，能够为我国行政裁决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     

论唐代司法效率及其现代价值

唐代法制是中华法制文明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 ,唐律中关于司法效率的规定已相当完备。唐律明确规定了官吏判案的期限和超期判案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同时为了保障有关判案期限的法律规定得到落实又建立了勾检制度。这一系列规定严密、有效 ,对于我国目前进行司法改革、提高司法效率仍有可借鉴的价值     

我国三审终审制的构建与再审制度的改革

民事上诉制度是司法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担负着多样化的司法功能,并且需要在不同的价值目标之间进行平衡与取舍。由于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许多国家的民事上诉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实际运作上均面临着种种问题,并进而影响到整个司法制度的有效运行。我国现行两审终审制存在诸多缺陷,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全面的变革。其基本思路是:针对立法和实践中的问题,从审判权与上诉权实现合理制约出发,完善现行的第二审程序,使之更符合公正与效率的要求;借鉴多数国家的立法例,实行有限的三审终审制;在实行有限三审制的同时,修改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建立再审之诉,规定明确的再审事由,对再审程序的启动予以严格限制。     

我国民事审判监督体系之考查

民事审判监督体系作为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制度,在我国表现为显性监督和隐性监督。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无论是显性监督还是隐性监督,均存在严重的缺陷,因而有必要针对这些缺陷采取一些具体的完善措施,使整个民事审判监督体系走上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的轨道。     

庭审证据调查研究

两大法系的审判模式决定了其各自庭审证据调查制度的特色,而传统中国刑事诉讼一直以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为模板,因此在保留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庭审证据调查制度的基础上适当借鉴英美法系庭审证据调查制度的合理因素,是中国刑事诉讼庭审证据调查制度改革路径的必然选择。具体的改革思路是(:一)贯彻“以听证为主、调查为辅”的原则(;二)在启动机制方面:规定以当事人申请为原则、以职权为例外(;三)对职权调查的限制措施包括:调查的范围、调查的程度以及调查的方式和结果的认证。     

论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造法——以欧盟法院为例

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造法的日趋成熟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造法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先例制度。由于先例制度的存在，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带有路径依赖的性质，因此有可能独立于成员方创设的规则自成体系。同时，成员方也有援引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先例的意愿，从而使得它的造法得以持续。欧盟法院的造法展现了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造法的成熟形态，也说明了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造法为国际法的发展增加了一种可能性。     

美国不当搜查对策体系析解

美国的不当搜查对策体系分为两部分 ,即关于搜查令的取得和执行之运行机制 ,关于违反运行机制所获证据效力之救济机制。其确立的基础是国家的诉讼价值取向及社会对“正义误差”的认知层次。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不当搜查对策体系 ,必须着手 :1 制定一套严格廓清警察和公民个人权利义务的刑事诉讼法规 ;2 修正强制排除规则 ,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3 建立和完善对不当搜查行为监督和补救的相关制度。     

民事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之关系的合理建构

对权力的监督有纵向和横向两种模式。我国现行民事检察监督体制具有纵向模式的特征,其缺陷是容易与审判独立原则发生冲突,形成对审判独立的干预。因此,正确处理两者关系的关键在于恰当地进行权限分工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