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思考

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改革我国股市股权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把国有股、法人股等不能上市流通的股票变为流通股,保证股票市场健康发展。股权分置改革需要构建长期有效的股权激励机制,加强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积极作用和进行制度创新。     

股权分置改革中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

作为历史遗留的制度性缺陷,股权分置在诸多方面制约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在这场对旧体制的革新中,利益相关方的博弈在所难免。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投资者的状况如何、他们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国家如何保护他们的权益,本文对这些不能回避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     

股东网络投票制度的重构

网络投票制度有利于践行股东民主和完善公司治理,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均通过立法予以确认.我国证监会和两大证券交易所对网络投票作了初步规定,权威性和保障力均偏低.通过修改《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网络投票的法律地位、适用范围和网络投票系统的选择,并详细规定网络投票主要规则,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上市公司委托书征集立法研究

我国现行有关委托书征集的立法主要是委托授权的内容 ,对于征集行为还没有明确、详细的规范。随着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日趋多元化 ,委托书征集(包括委托书争夺 )现象将会不断发生。证券监管部门应在考察我国资本市场现状和今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借鉴其他国家相关立法 ,尽快制定有关委托书征集规则。     

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制定中的股东话语权——股东咨询性投票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在金融危机蔓延全球的大背景下,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天价薪酬饱受争议,控制管理层薪酬不合理的偏高成为各国立法者的研究重点。从实证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欧美各国纷纷采用的股东咨询性投票制度,对控制管理层薪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经济学代理理论切入,对原有薪酬制定机制难以有效抑制管理层薪酬过高的原因加以探讨,能揭示股东咨询性投票制度行之有效的原因,在详细介绍欧美等国相关法律条文的同时,强调在进行该制度的移植时,应充分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目前"一股独大"的现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非A股流通股股东的“对价”难题

非A股流通股股东到底应不应该获得“补偿”?这或许并不是股权分置改革过程当中最重要、最棘手的问题,但也绝不可草率忽略随着中国证监会在2005年9月4日颁布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解决上市公司股权分置这一历史性难题的改革正式宣告由逐批试点走向全面铺开。在此之前,证监会还发布过     

股东网络投票:制度安排与现实效果

为克服小股东的"理性冷漠"而给公司治理带来的难题,各国纷纷开始推行股东网络投票制度,而实践表明通过公共机构强制推行的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挥这项制度的效用.在我国,网络投票制度的历史并不长,但是已逐步体现了其对小股东权利保护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这项新制度还需经历一个与既有的制度结构相协调的阶段.     

我国征集股东委托书法律制度的实证分析

征集股东委托书制度是以股东投票权代理制度为基础,体现股东平等原则并有效保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保护公众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的公司治理制度。我国公司制改革和证券市场运行起步较晚,现行立法中涉及到征集股东委托书的法律规范还很不完善,实践中征集股东委托书的操作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可见在我国建立征集股东委托书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股改攻坚的决战时刻

新老划断．非流通股上市流通所带来的压力．是中国资本市场在2006年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可否认．是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让人们对股市重拾信心,让2006年在一片牛市的呼声中开始了它的使命。 2004年2月,政府充分认识到股市持续下跌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危害性,从中国股市的实际出发．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4] 3号．简称《国九条》),这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纲领。在继《国九条》颁布14个月之后．2005年4月29日, 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4·29通知》)．提出了对价并轨的改革思路．并启动了这场处于新兴尚未转轨时期的中国股市所特有的股权分置改革。     

权证产品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

在权证市场上,由于世界各国(地区)所秉持的监管思想不同和司法环境的差异,遂形成了不同的权证监管模式。这些权证监管模式虽然特色不尽相同,但其构建的路径却呈现出诸多的共性。这些共性构成了权证法律监管制度的精髓。当前,在中国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的大环境下,权证借道股权分置改革的契机重返历史舞台。金融产品的创新必引致法律制度的革新,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法律规制经验并加以本土化的创新,成为中国权证市场法律监管制度的最优构建路径。     

投票权信托的本土化方式探讨

肇端于英国的信托制度在美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其弹性机制被运用于众多的领域,投票权信托就是信托制度在美国公司法中的一种发挥.它是享有投票权的股东根据协议将其股份转让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持有该股份并行使投票权.投票权信托的灵活机制在促进公司治理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故中国目前应着手引进该制度.     

论上市公司股东代理权征集滥用的规制--以新《证券法》第90条为对象

股东代理权征集对上市公司治理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其优势与弊端共存的特性使其更需严格规制以防止被滥用。从法理层面进行分析、并结合以往征集投票权实践所暴露的问题可知,新《证券法》第90条相比以前法律规范虽有重大进步,但仍存在对代理权征集滥用规制的不足。可以运用代理人道德风险理论、信义义务理论解释和规制代理权征集滥用行为。分析新《证券法》第90条规定可知,对征集人资格、条件和行使权利程序规定的不足,对征集过程中信息披露和违法征集损害赔偿责任等事项的粗放式规定都可能带来代理权征集的滥用。为了更有效地规制代理权征集滥用行为,应从限缩征集人资格和条件、确立代理权征集决策程序的内部控制机制、强制披露包括征集目的在内的法定信息披露制度和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实施证券"看门人"见证制度等入手,进一步完善新《证券法》第90条规定和加强对代理权征集滥用的规制。     

组织框架下表决权拘束协议的体系规制

凡是以股东表决权行使为标的的债权协议均为表决权拘束协议,其在实践应用中具有不同的形态与功能。对表决权拘束协议进行规制,不仅需要将其从不同合同类型中识别出来,更要厘清不同形态背后差异化的规制目的与法律对策。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共同构建了规制体系,三者各有侧重:合同法提供了概念与规则基础;公司法进行了组织价值与规则的填充;证券法通过其合并规则应对义务的规避,解决形式与实质的不一致问题。三者不可偏废:合同层面的纠纷解决不能脱离组织的特殊性而抽象地适用合同法规范;证券特别规制的妥当适用,也无法脱离其合同法与公司法的规范与概念基础。     

论表决权信托——以小股东利益保护为背景展开的研究

公司控制权的存在,使控制股东可获得大于其股权比例的收益,转移、减少其相应的风险,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表决权是争夺控制权的基本工具,中小股东的表决权往往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在控制权争夺中其表决权的作用不能充分实现,其利益容易受到损害。表决权信托通过对表决权的重新安排,为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外部机制。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及其对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有何意义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有关政府间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制度,主要目标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均等化目标意味着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公平分享,也有助于区域经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在许多方面背离均等化目标,不利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     

股份回购及对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保护

笔者认为 ,股份回购可能导致公司债权人和 /或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受损 ,基于此 ,我国关于股份回购的立法应着眼于保护公司债权人、公司中小股东的角度设计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机制     

社会公众股类别表决的法理基础——用比较的方法分析

本文首先指出我国目前所谓的“分类表决”不太规范,应称之为“社会公众股类别表决”,以有利于公司法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统一的类别表决制度。然后分析了国外及港台的类别表决制度的法理基础,最后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了我国社会公众股类别表决制度的法理依据及其利弊。     

我国合议庭评议表决制度功能缺失之省思

合议庭评议表决制度具有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形成评议结论的功能。为发挥这些功能,采行合议制的国家一般都确立了全体参与,秘密评议;地位平等,独立表决;多数决定,异议保留等原则。我国合议庭评议表决制度在体现这些原则的具体规则的确立与实施方面有所欠缺,导致功能缺失,应当从其自身制度与相关工作制度的并行调整两方面着手进行改革,才会具有实效性。     

Voting Powers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the European Council of Ministers

We analyse the efficiency effects in combination with some accepted fairness criteria for the voting games in the European Council of Ministers (ECM) under the 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 (QMV), before and after the Nice new scheme, in comparison with hypothetical simple majority voting rules (SMV), by jointly examining voting weights and voting power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oting weights and the voting powers increase considering the attitude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CM, to form voting-blocs'—historically that among France, Germany and Belgium and, more recently, the bloc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pain. Their voting powers by blocking proposals result in stalemates and weak compromise with likely benefits for existing well organised interest groups. Unexpectedly, the enlargement of EU from 12 to 15 States, with the diminution of the voting weights of the member countries has not reduced the decisional deficit of QMV, basically because the incentive toward blocs' formation has been reinforced. And, while the power of getting a proposal approved has diminished, the veto-power has remained very high. The effects of the new dual QMV rule, based on a new distribution of votes and correcting the unbalance against the big countries with their demographic weights, for the enlargement to 27 States, seems to go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 adoption of a dual SMV, would solve the problems of decision efficiency, with a fairness constraint to protect the major countries. To make this voting rule acceptable one might adopt the Buchanan and Tullock (1962) distinction between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to whom the unanimity or QMV might be reserved and post constitutional rules suitable to SMV. Clubs of enhanced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with more homogeneous preferences could also ease the application of SMV.     

试论涉股权离婚案件的正确处理

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使因出资而享有的股权走进了家庭财产,它也就当然的成为夫妻离婚财产分割的对象。但是股权本身不同于传统的财产,其所具有的多种属性对离婚财产分割提出了挑战,因而从股权特性角度出发探寻涉股权离婚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