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实际控制权:性质·渊源·法律导向

公司实际控制人虽然没有法律的授权但却在事实上拥有支配和操纵公司经营活动的权力.这种权力属于事实权力,起源于股份所有与表决权分离、人力资本优势、市场支配地位等因素,并有其深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公司事实权力虽然对法权配置具有某种弥补作用,但是往往导致公司运作偏离公司法的预期,造成公司法权配置功能失灵、异化,损害公司及...     

关于权力腐败的几点社会学思考

权力一旦失去它的公共色彩，必然滋生腐败。运用社会学视角来分析权力腐败，发现权力腐败具有如下特点：权力腐败逐渐具有结构性特征；权力腐败与社会资源掌握的程度有关系；权力腐败寻求合法化的“外衣”；权力腐败成为一个不断膨胀恶化的“利益满足黑洞”，经济利益集团与权力结合形成经济一权力交易联盟。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进一步分析腐败带来的社会问题及其危害，为权力腐败的预防提供一些分析参考。     

管理知识精英要放弃“使用权力”

古人云，身怀利器，谨慎用之。面对知识精英，最好不要用之。精英分子骨子里蔑视权威，有天然的“平等思想”与“民主意识”；不会接受“科层制”，十分反感等级结构。管理者要彻底放弃依靠“权力”，对精英团队进行“科学”管理的企图。万不能依赖权力与控制系统，操纵与驾驭知识劳动者；尤其不能像个建筑施工队的领班那样，按工程进度进行“派活”，施以严格监控。     

权力来自权利的转让

有些权利不可转让;有些权利可以转让,但转让后还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有些权利的行使可能“产生”权力,但此权力是“构建”而并非“转让”的;有些权利的行使“启动”了权力,但并没有转让权利给权力;有些权利的行使产生了权力的载体,但并未产生权力本身。因此权力不是来自权利的转让,而是来自权力的转让：有的公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如部分国家权力、社会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有的公权力来自公权力的转让（如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关权力、国家机关权力彼此之间的转让,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社会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转让）;有的私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有的私权力来自公权力的转让。宪法权力也不是来自宪法权利,而是来自私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转让。     

关于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几点认识

法人治理结构,英文为Corporategovernaancestructure,在国内也被译为“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或“企业治理结构机制”等。根据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简称OECD)的解释: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据以对工商业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从法学角度讲,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指为维护股东、公司债权人以及其他相关群体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公司正常有效的运营,依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公司组织机构之间权力分配、权力行使、利益风险、相互制衡的制度体系。由于它既是保护所有者合法权益、充分发挥经营管理者积极性…     

论权力的内涵、形式与度量

分析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可见,所谓权力,是指在社会行动中一方为了实现某种预期效果,利用各种资源或各种手段,影响、强制、控制、操纵、指导与支配他人的一种社会关系现象。我们分析权力关系不要忽视权力关系只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它在更多时候还要依托社会交换关系才能得以维持;它相对于其它社会关系有其特征。关于权力的形式,有学者提出强制性权力、奖赏性权力、法定性权力、专家性权力、参照性权力五范畴分类法;有学者则提出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四种形式。除了那些分类外,在总体上还可把权力分为个人权力与制度化权力。权力现象表现为社会关系中其中一方的受控制状态,对这种状态的强弱程度的描述,就是对权力的度量。由于权力关系的属性是多重的,因此应采取不同的评价和测量方法。     

关于“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思想探微

“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是邓小平对集权与分权、收权与放权关系问题的集中概括。“权力过分集中”有三种表现：在横向关系上非党组织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在纵向关系上地方组织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领导机关；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因此，必须通过政治体制首先是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操纵证券市场若干问题研究

操纵证券市场的本质是价格操纵 ,操纵价格是一种最常见的证券欺诈方式。操纵市场行为可大体分为“虚伪交易型”、“实际交易型”、“恶意散布、制造虚假信息型”与“其他操纵行为”等四大类。建立完善民事赔偿责任制度能够有效的遏止操纵市场行为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平与效率的两次碰撞——平均主义与贫富差距过大的思考(下)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两大目标。我国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出现了两次公平与效率的重大碰撞，第一次碰撞表现为极“左”思潮和平均主义对按劳分配与物质利益原则的冲击与否定；第二次碰撞则表现于近年来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大，这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之一。贫富差距过大的导因中，除了合理与合法的因素之外，还包含着社会公众极为不满的“黑色经济”与”权力经济”两大主要因素。铲除“黑色经济”与“权力经济”两大毒瘤，就成为当前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相统一的关键。     

从对垒到共生:社会分层机制的嬗变

以“再分配经济”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在中国的市场转型中是否持续发挥作用的问题引发了诸多讨论,从市场与权力的鼎立到市场、权力及中介变量等的共生,充分说明:嵌入于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社会分层动力基础,部分地由决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中国社会分层出现了变化,市场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从非层化到层化;权力逻辑与市场逻辑需要倚仗中介变量即关系才能更有效的透视转型期社会分层。     

公司法权形态二元配置的法理解析

公司法权形态的配置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呈现出极其明显的权利与权力配置的二元构造。公司中的股权和债权是股东、债权人与公司平等主体之间,按照横向的路径进行配置的权利,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公司中的权力无论是公法性质的权力或是私法性质的权力,其配置均是沿着自上而下的路径纵向分配,但是政府对公司的监管权与公司的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二者在配置的目的上却截然不同。合理、有效的公司权利与权力配置必须基于法权各自的本质属性和法律原则,确保投资者和公司的利益实现,建立权利、权力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分权制衡的治理结构,防止权利与权力的双向异化,尽量缩小、消除法权配置与实态配置之间的距离和偏差,体现公平、安全和效益法律价值。     

认真落实『三个代表』努力做好人大工作

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全党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贯彻的热潮。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深入学习、身体力行、努力实践,用“三个代表”来指导人大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按照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监督。落实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依法落实人大的决定、监督等权力,加强对地方经济工作的监督,努力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服务,为发展先进生产力服务。一是人大在每年年初安排议题时要突出经济问题,如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等,尤其是对一些反映经济增长和体现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指标,要认真审议,促进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重视。二是人大常委会要加强经济工作的过程监督,对经济工作中的一些热     

社会学视角下的东西经济差异的深层成因

东西经济差距在改革年间迅猛扩大而成为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东西经济差距是一种社会分层现象 ,即贫富分化在地域上的具体表现形式。鉴于市场与权力在社会分层的作用及市场与权力和制度的密切关系 ,可以说东西地区经济差距产生的深层原因是相关权力与市场的制度安排 ,所以其解决的根本途径是以制度重建来消除市场的非正常社会分化的作用 ,以制度重建来重塑权力在社会分层的动力角色 ,以发展西部经济来消除东西经济差距 ,实现共同繁荣。     

权力腐败是科学发展的致命伤

“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权力的产生，都是个人或集体通过拥有或占有社会资源的结果。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和知识权力中，政治权力对其它权力关系形式起着极其重要的制约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它一旦变质，整个社会机体就会混乱、霉变甚至腐烂，其最终结果就是亡党亡国。因此，权力腐败是科学发展的致命伤，只有通过“治吏”和“善治”，才能防治腐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论行政执法的价值取向

专制制度下的行政职能是约束和管制各种社会主体以维护统治秩序,保护并实现统治集团的等级特权和利益,故其首要目标或价值选择是控制。这种控制不仅体现在政权机关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对整个社会实行控制,而且表现在国家机构内部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及最高统治者对整个国家权力系统的控制操纵。控制被确定为首要的行政目标,根本原因在于专制制度的反人民性质,既然“朕即国家”,那么保证最高统治者意志的贯彻就必     

经济法价值与有限政府管理

在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存在着两种权力,一是市场权力,一是政府权力。前者以实现个体的经济目标为导向,后者则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政府权力的作用是为了修正“市场缺陷”、弥补“市场失灵”。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这一转变也体现出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实质正义和社会公公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理论思考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十八届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思想,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文章从权力约束的思想追溯、理论来源和对世界各国约束权力的基本方式来进行深入的考察,认为用刚性的法律制度来管权确是一种有效的约束和控制权力的方式。     

滥用职权罪主体要件问题研究

现代国家须以制度来体现科层制,体现政治权力。在我国,国家公职人员代表国家来行使公共权力。为了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进行规制,刑法对滥用职权罪进行了规定,但学界对这个罪的主体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分歧。“国家工作人员”不宜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来界定,具体到滥用职权罪更是如此。而以“国家公职人员”取代“国家工作人员”,则能体现其作为法律概念本身的确定性和科学性。但语词的改变从来不能够代替社会现实的改造,如果只是改变表述方式,其意义仍然非常有限。     

吸引性经济权力在中国外交中的运用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经济权力在中国外交中的运用问题开始备受关注,但相关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欠缺。从经济权力的一般运用方式来看,经济权力可以分为吸引性权力和强制性权力。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外交手段,经济权力可依托中国丰富且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源和实力,其运用方式多样且效果显著。相对于强制性经济权力,吸引性经济权力更符合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外交理念,既能促进国际合作又能维护国家利益。吸引性经济权力是指国家或者国家联合体使用激励的方式,通过利用存量利益格局中其他国际行为体对本国的经济依赖,以及通过允诺或实际给予其增量经济利益或者撤回利益允诺来发挥影响力的一种权力形式。吸引性经济权力有四种运用方式:结构型经济激励、扩散型经济激励、指向型经济激励、施压型经济激励。它们起着相辅相成的组合作用。吸引性经济权力是中国一种理想和有效的外交手段。     

论"电子政府"对权力腐败的制约

“电子政府”以其功能的广泛性和完整性对公共管理产生深刻影响。它通过促进公共权力的适度分散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实时控制 ,提高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力度等方式 ,来形成对权力腐败的有效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