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融入、组织信任与农民工的社会信任——以对纺织服装业农民工的调查为例

研究8个城市24个纺织服装企业850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社会信任总体状态处于中间水平,其组织信任(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和城市融入程度越高,社会信任程度也越高。以人际交往、人际交往感受为表征的城市融入之于社会信任的重要性,说明传统的信任途径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安排与实践、制度认知和评价基础上的组织信任对于社会信任变异解释力说明了社会信任建构的制度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既是关系的,也是结构和制度的,其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有赖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法制建设提升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以及消弭社会排斥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与社会稳定研究——基于社群心理边缘化趋势的分析

农民工子女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社会群体，某些客观因素导致农民工子女社群心理出现边缘化趋势，这种群体心理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要采取措施及时遏止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过程中社群心理边缘化趋势，避免生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心理温床；迅速加强有利于城市融入的功能性建设，避免农民工子女因城市融入障碍出现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通过制度化建设加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对公平正义的内心确证，避免削弱社会稳定的根基。     

农民工公众信任对其参与流入地公共服务的影响研究

本文借鉴消费者信任-行动理论,利用2013年深圳P区的农民工调查数据,从公众信任视角切入,从政府信任和人员信任两个维度对农民工公共服务参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于流入地政府的总体信任对其积极主动参与公共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农民工对于流入地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水平越高,公共服务参与率越高;而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机构的不同信任水平对其参与公共服务均不存在显著影响。研究对于提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农民工有序参与流入地公共服务,进而推进"以人为本"城镇化发展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策略初探——社区工作介入的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中的生力军,他们在城市社会融入程度将影响着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和家庭稳定。从社区工作的角度介入,采用优势视角的思维模式,可以从社区管理、社区组织、社区教育、社区保障、社区工作者、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六个方面出发,逐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     

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思考——基于W市农民工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对城市而言可能滋生着"动乱",孕育着社会风险;对农民工来讲则伴随的往往是痛苦和无奈.无论从理想考虑,还是从现实而言,农民工都应该是"和谐地"融入城市,而不应是"机械地"融入城市.影响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关键障碍是制度歧视与供给不足;深层次障碍是利益分歧与冲突.实现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目标,既要从现实问题入手,解决好、维护好农民工的权益,更要未雨绸缪,进行全方位的战略思考,促进农民工自由而全面发展.     

加快农民工城市融入步伐不断提升我国城市化水平

农民工城市融入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提升我国的社会文明程度,同时还能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但是,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尚面临诸多困境,因此,需要从加强政策研究、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加强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等方面入手,切实加快农民工城市融入步伐.     

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意愿研究

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1年和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项目"北京地区调查数据和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与未来预期"项目数据,目前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整体的一半以上,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面临较大的婚育压力。在城市融入意愿方面,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评价北京的变化,具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有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市场能力等经济性因素,以及社会参与不足、人际交往狭窄、居住空间隔离等社会和心理因素。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要正确认识与处理控制北京市人口规模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关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服务、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区融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营造一个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和谐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     

对我国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探讨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已成为我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制度性障碍和非制度性障碍,必须通过消除制度障碍、消除偏见和歧视、提高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等措施来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与对策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重点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捉民工融入城市是劳动力价值的内在要求;是政策关怀的具体化;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是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诸多障碍。一方面是户籍身份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社会排斥的影响。因此,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重要的是使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服务体系,并阶段性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防止出现“蜂窝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与社会稳定问题探析

新时期我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建构不同社会阶层的平等协调融洽关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内蕴和基础。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群体的生力军和主体,其城市融入状况直接影响到自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因此以维护社会稳定为视角,探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性、紧迫性和现实性,阐释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及困境,进而对有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提出对策势在必行。     

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心理适应——以广西南宁市为例

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心理适应是城市适应的最高等级，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也是农民工实现由“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的关键。文章通过对广西南宁市农工的城市归属感、现代价值观念等心理层面进行考察，揭示城市生活经历对他们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观产生的某些影响，亦即他们对城市社会的心理适应程度。同时提出相关的建议以促进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心理适应。     

加快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思考

加快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对于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加快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措施:推进城乡统筹的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强就业服务和用工管理;为农民工的政治融入创造条件;强化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加强和创新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     

城市融入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探究

教育既是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们首当其冲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程度。从政策层面看,随迁子女的教育体制设计基本游离于城市和社区之外,教育部门在给予他们同等的入学、升学等教育机会方面作为甚少。政府和社会必须联动起来,从政策、资金投入以及社会关怀等方面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帮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农民工一直没有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以从提高就业能力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两方面考虑。政治参与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重要途径。     

社会工作促进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

青年农民工不仅具有融入城市的强烈诉求，而且其群体特征也为城市化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在增权理论的视阚下，对青年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进行解读，可以看出，只有通过专业社会工作的干预和帮助，挖掘其潜能，从个体层面、人际关系层面、社会参与层面增强青年农民工对权力的认识，减少或消除无权感、无助感，实现全面增权，才能使青年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成为新市民。     

济南市农民工工作调研报告

2013年由济南市农民工联合调查组撰写的本报告证明,济南市一百多万农民工在工资待遇、劳动管理、就业培训、社会保险、公共服务、政治权利、城市融入等九个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工作盲区或薄弱环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遭到侵犯和损害,特别是他们融入城市和现代社会的步履相当艰难。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济南市农民工工作的建议是:一是在工作思路方面,要把握"12345"总体要求,即掌握一个总体情况,掌握维护农民工切身利益的两个原则,消除三对矛盾,把握政策、对策取向的四个转变,健全五项民生工程。二是在服务管理方面,要强化十条措施。主要有在职能部门设立负责农民工工作的专门机构、建立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建立农民工信息网络平台、建立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统筹和制度衔接等。三是在社会资源方面,要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四是在素质建设方面,要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进程研究——从公共政策及制度视角分析

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与农民工相关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是导致农民工当前处境的根源所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工开始了城市融入的进程,但我国二元制度的社会结构,给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带来极大的障碍,农民工要顺利融入城市社会,必须进行公共政策及制度的诸多变革。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探析

在城市发展建设中新生代农民工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能力、意愿、价值追求、社会环境方面更为有利，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困难，因此，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安居工程建设，加大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加强权益保障等政策和工作的实施，使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落地生根。     

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与幸福指数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介于城市市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的社会特殊群体“农民工”能否与城市居民进行良好的互动、融入到其所服务的城市中去,以及如何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指数逐渐成为了社会各界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对现阶段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的描述,分析了其障碍存在的原因,进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系列可行性对策,以期对准确地把握农民工问题未来的走势和演变规律提供一定的借鉴。     

城市社区：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共存空间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融入城市既是城镇化推进的动力,同时也是城镇化的最终目的.而现阶段在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体制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导致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中处于相互隔离状态,形成了“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子”的现象,进而在城市中形成了“二元社区”.因此,积极引导其融入城市已迫在眉睫.在引导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行动中,社区是其城市融入的“共存空间”,以社区为依托,开展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的“社区行动”,进而引导其在“共建共享”的社区文化中实现城市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