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立法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改进和完善

针对我国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实践需要 ,在立法上应适应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质的演变 ,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黑社会组织犯罪 ;细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原则性规定 ,出台可操作性的司法标准 ;体现从重从严的原则 ,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事制裁力度 ;加强对证人和受害者的保护 ,夯实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社会基础     

略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性质恶劣、危害严重、影响广泛的严重犯罪活动,是我国刑事政策和刑事法治严厉惩治的重点犯罪之一,这就决定了在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坚持以严为主的原则。但打黑运动亦应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不能盲目的扩大化,要确立明确的标准,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两类不同性质的组织。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要施行区别化对待的原则,对一般参与者从轻处罚或者进行非罪化处理,对自愿退出组织者给予鼓励性措施,从而取得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最佳社会效果与最佳法律效果。     

应对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与防治对策思考

确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政策是一项系统工程.我国刑法学尤其是刑事立法对犯罪学研究成果的借鉴不够.今后,可以借鉴国外惩治、预防黑社会性质犯罪与恐怖活动犯罪的成功经验,打击与预防并重,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模式.     

认定黑社会性质犯罪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当前，“打黑除恶”已成为刑事斗争的“重中之重”，正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犯罪是当务之急。黑社会性质犯罪与黑社会犯罪、地方恶势力、恐怖组织、其他犯罪集团不同，需要从人数、组织结构、政治腐蚀性、渗透性、犯罪形成等方面来综合评定。     

我国现阶段黑社会组织犯罪研究

黑社会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超级形态,被联合国视为当今人类社会的三大公害之一,引起国际社会乃至各国政府的强烈关注.本文从长期困扰有组织犯罪研究的两大难题出发,深入探讨了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定义、特征及其分类,并全面分析了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法律认定,以及产生、存在黑社会组织犯罪的社会原因、发展趋势与对策.提出我国目前已存在典型意义的黑社会组织犯罪.本文不仅为理论,尤其为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提出了可行性的操作方案.     

完善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若干意见

黑社会(性质)犯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有组织犯罪,该犯罪具有犯罪活动的组织性、犯罪目的的特定性、犯罪活动的腐蚀性、犯罪行为的破坏性等特征,社会危害性极大。我国1997年刑法首次对其进行规定,使反“黑”终于有法可依。然而,由于经验的不足,反“黑”刑事立法和对策设计尚有许多缺陷。根据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从实体法与程序法方面加以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浅论

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关怀并加以特别保护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因而在刑事政策方面,各国一般更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与保护而淡化刑罚。本文在刑事政策世界发展趋势的视野中,借鉴西方新社会防卫理论及其刑事政策实践,分析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以及在其指导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立法、司法、执法现状等相关问题,主张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完善我国少年犯罪司法制度,以充分发挥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积极作用。     

论刑事和解对我国传统刑事理论的背离和挑战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已经在很多地区展开,有些地区还制定了规范性文件,对刑事和解予以规范。刑事和解的存在,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是刑事和解的实践与我国传统的刑事理论相背离,并带来挑战。从犯罪论、刑法基本原则及刑事诉讼理念和制度三个方面对这种背离和挑战进行分析和反思,指出刑事和解实践与传统刑事理论的紧张关系。     

入世与公安刑事立法之完善

在我国加入WTO后 ,深入研究刑事立法不足以及如何调整完善的问题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现行刑法典在打击证券、商标犯罪以及“反黑”方面的立法规定存在不完善之处 ,应进行相应的修改     

法治与和谐：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价值契合

无论在刑法理论中还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印证的概念,两者都属于刑法运行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单纯地强调犯罪化或是非犯罪化都有片面之虞,是对这两个概念内在价值意义的不全面理解。犯罪化的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在于它体现了刑事法治的内涵构造;非犯罪化则对构建刑事和谐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犯罪预备与犯意表示、阴谋犯

犯罪预备形态是犯罪未完成形态之一,其基本特征理论上几无争议,但犯罪预备与犯意表示、阴谋犯的区别理论上仍然有不同的认识。对此进行评析,以图厘清三者的界限。     

试论破产的刑事责任

由于《刑法》中对破产欺诈犯罪未作具体规定 ,因此在实践中很难追究破产欺诈行为的刑事责任。建议及时对《刑法》进行补充修订 ,以完善对市场经济的法律保障体系 ,对涉及破产的刑事犯罪进行严厉惩罚 ,也是我国《破产法》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低龄职务犯罪心理的预防

低龄职务犯罪心理的形成是多种不良心理因素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及时、准确、合理的刑罚和其他非刑罚制裁措施能够有效增加低龄职务犯罪分子的犯罪成本,破除其侥幸冒险心理;严厉惩罚的震慑作用也能使其自我调节结构要素发挥作用,抑制弱化犯罪心理的形成,从而达到减少低龄职务犯罪的作用。     

不能犯的可罚危险判断

不能犯,是指行为不能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现实侵害的状况。不能犯应否构成犯罪,是不能犯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将不能犯全部作为不可罚的非罪的观点与将所有的不能犯均作为犯罪的观点处于对立的两极,而这样的两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使是最极端的观点,也不认为将迷信犯作为犯罪合理(成罪的场合),或者将所有的非实害犯均当作非罪的理论观点与立法例合理。依据社会一般人的认识进行事前判断,同时考虑行为人的特别认识作为危险的判断标准是合适的。划分一般的未遂犯与可罚的不能犯相区别的主张,对不能犯在处罚上轻于一般未遂犯是合理的。     

非法侵入住宅罪保护法益探究——借鉴国外学说视角下的反思

非法侵入住宅罪作为对于公民住宅的侵犯的犯罪,在现实中,何种程度侵入住宅的行为在刑法上侵犯了什么样的刑法法益,是学者和司法判例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规范刑法学的视域下,在研究国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对于非法侵入住宅罪的认定,应该将其保护法益认定为保护个人住宅的安宁,并且,在分析个案时,必须结合规范违反的判断。     

牵连犯数罪并罚问题研究

牵连犯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一种罪数形态,对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比较关注的问题.笔者通过对牵连犯及其数罪并罚原则在国(境)外刑法中的地位,以及对牵连犯从一重处罚或数罪并罚相结合的原则在我国刑法理论界的争论和当前立法与司法中的矛盾的分析,认为在我国应当确立统一的数罪并罚的牵连犯处罚原则.同时,笔者认为,为了对行为人准确定罪处罚,需要划清牵连犯与连续犯、想象竞合犯和吸收犯之间的界限.     

试论犯罪行为机制

犯罪行为机制是反映犯罪行为诸要素及其与之紧密相关、不可或缺的其他要素之间有机联系的整体概念 ,包括促使犯罪行为发生的发生机制、运作机制和抑制机制。发生机制和运作机制是推动犯罪行为发生和运作的机制 ,而抑制机制中的主观抑制因素对犯罪行为起平抑作用 ,客观抑制因素则对犯罪行为起阻碍、遏制作用 ,但无论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因素 ,都是犯罪行为选择的筹码和根据。弄清犯罪行为机制对预防和治理犯罪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又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刑事政策在刑法解释中的作用空间——兼论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和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刑事政策对于刑法解释起到相当的作用.刑法规范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区分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和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对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而言,刑事政策可以发挥其在刑法解释中价值判断的作用.但是对于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在刑法解释中应当排斥价值判断,对其解释的性质只能是某种事实的追认,即事实判断.在刑法解释过程中,一旦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出现错位,类推解释则会出现,进而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总论专题研究（一）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松原芳博教授自去年4月开始在日本《法学七三于一》连载《刑法总论专题研究》（每月一期,尚处于连载之中）,对日本刑法总论中的重要问题,有别于传统教科书的体例,作了颇具个人色彩的理论性解说。其特点主要在于,其一,重视犯罪论体系,强调犯罪论体系应该真正成为解释论解决相关问题的指南;其二,力图将罪刑法定主义、法益保护主义、责任主义等刑法基本原则渗透至刑法理论之中;其三,立足于法益侵害说（结果无价值论）,主张贯彻法益保护主义与自由保障机能;其四,以现代社会中的刑法作用为基点,关注当下的日本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动向。蒙日本评论社与松原教授无偿转让版权,由苏州大学王昭武副教授翻译,本刊欲以连载,以飨读者,冀望国外知名学者的这种最新研究成果能多少有助于我国刑法学对相应问题的研究。     

反思与探究:“孙大午案”的剖析及司法理念的重塑

"孙大午案"折射出司法者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持宽泛理解的态度,通过本案可看出法体系整体性思考的重要性,以及前置法——刑法阶层性思维的必要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存款"应仅限于"银行信用"范畴,通过引入"既存的实质性联系"标准对"不特定"的内涵进行限定,从而实现前置法与刑法之间的衔接。进一步,刑法具有二次性违法的特征,司法过程切忌价值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