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利益满足分析

<正>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认同与其利益的满足息息相关,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对农民的政治认同发挥作用,其中经济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物质前提,影响政治认同的状态;政治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民主基础,影响政治认同的形成方式;文化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精神动力,影响政治认同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的政治认同达到一次高峰,根本原因是农民的利益需求得到满足。伴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君权合法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概念虽然来源于西方,但它是对政治生活普遍性的抽象与概括。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关于合法性的论述。君主在中国漫长的帝制时期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分析和阐释君权合法性是理解中国帝制时期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视角。君权合法性包含了君主政体合法性与君主合法性两个层次。在讨论君主政体合法性时,先秦儒家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原则;在讨论君主合法性时,从君主产生的必要性出发,儒、墨、法都进行了清晰而独特的论证。     

我国民众的政治认同分析

政治认同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是实现和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动力,对维持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众的政治认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基于物质和情感需求的满足程度而始终处于动态状态,围绕"基本认同"上下波动。总体来看,我国民众的政治认同主要围绕物质利益的获得与受保护情况、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与否、情感与尊重的满足情况以及未来期望能否逐步实现等四个基本向度展开。利益失衡、情感上的落差以及政治权力异化是导致民众政治认同不稳定的主要诱因。培植民众政治认同就要从民众利益的实现与保障、民众情感的维系与加强以及政治权力的规范行使等三个方面去努力。     

论民主党派与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

新社会阶层是不同于工人、农民、国家干部的具有相对独立利益要求的新型社会群体,有着较为强烈的政治参与要求。允许民主党派在新社会阶层中开展工作,既拓宽了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也开辟了新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这是对新社会阶层政治需求"以满足为导向,辅之以必要的规范"策略的实践。     

《物权法》背景下的我国社会生态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探析

<物权法>所确立的"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原剐,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三种合法性难题:政治方面是如何既保护"私有制"利益,又坚守社会主义的理想价值信念;经济方面是如何既能使资本实现最大化利益,又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社会方面是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领作用,实现社会有效整合.为此,要求我们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予以恰当的呼应.     

以人为本:政治合法性的真正基石——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哲学意蕴

政治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以人为本是政治合法性的真正基石.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既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政治道德何以必需?

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要素,政治道德最根本的特性就在于对权力的道德约束。政治道德围绕权力而展开,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斗争和博弈的产物。政治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契约",其在本质上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围绕权力所达成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契约。遵守政治道德是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政治道德关系到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根本原因是政治道德平衡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关系,能够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使社会形成相对合理的利益关系。     

我党政治合法性基础考察

政治合法性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固与政治秩序的安定。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维护和构建,建国以来党的建设经验启示我们:第一,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在于党的执政与人民利益相契合;第二,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第三,必须加强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基础与程序基础建设;第四,必须注重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     

经济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

经济利益分化是现代化不均衡发展的产物,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它既可以促进政治稳定,又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在我国现代化转型期,只有加强制度协调、政策协调和教育协调,才能促进经济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的良性互动。     

转型期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模式选择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要进行多元重构,从利益的维度看,“包容性增长”式绩效是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从结构的维度看,宪政法治的治理是执政合法性的程序性基础；从价值维度看,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是执政合法性的情感性基础.因此,“包容性增长”式绩效型合法性模式,宪政法治的法理型合法性模式,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型合法性模式是当前建构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最主要的模式.这三种模式共同促进执政合法性的稳固与成长.     

1978年以来我国政绩合法性基础探析

1978年以来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党和政府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以经济绩效为表征的政绩成为执政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但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变迁过程中 ,也出现了“政绩困局”和其他一些消解执政合法性的因素和迹象。执政的合法性维系在经济绩效和经济增长上不可避免的存在局限性和时效性 ,法理合法性是应对挑战的应然选择。     

有关我党政治合法性问题思考

政治合法性基础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化,是执政党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当前日益加速的我国社会转型对我党的政治合法性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必须深化对我党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识,创新执政理念和社会共识,构建和谐社会,用制度维系合法性。这样才能不断把握和吸取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政治多元化问题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认识差异

多元化问题,在东欧某些国家成为热门话题。目前议论较集中的,主要是同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关的政治多元化,但在实现政治多元化的问题上认识有所不同。南斯拉夫官方指出,多元化不等于多党制,南“既不主张多党制,也不主张古典的一党制”,它所主张的“自治利益多元化既包含着某种党制成分(指共盟、社会主义联邦、工会等政治组织的存在),又包含某种一党制成分(指共盟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它赞成建空多元化的政治体制。     

转型期政治合法性流失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目前,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体制的转轨以及利益的多元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凸显。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政治体系合法性基础有所流失,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政治稳定。为此,必须予以高度关注,采取果断措施,加强政治合法性基础建设,促进政治稳定。     

何为“公意”与“公意”何为——对卢梭“公意”概念的阐释

"公意"是卢梭《社会契约论》一书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其政治哲学架构的中心环节。"公意"是因社会契约的缔结而产生的道德共同体的意志,是人民主权的集中体现,具有绝对至上的道德价值。卢梭试图用"公意"来处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紧张而复杂的关系,达到既保障共同体的道德至上性,又不丧失个体的自由本性的目的,进而为政治权力建立起稳固的合法性基础。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理论考察

合法性是政治学和政策科学的核心论域，其内在地包括着政治合法性和公共政策合法性双重维度。公共政策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既存在着差异之处，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勾连。     

论邓小平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建构

邓小平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价值取向来建构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在他看来,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必须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的需要,意识形态基础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反映人民的愿望,法理制度基础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体现人民的意志,执政党权威基础必须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上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与马克思主义教育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理念上的合法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当代中国,在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构建和宣传方面曾出现过误区,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     

论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理念上的合法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统治的合法性理念支持,但他们创造的以"天命"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固有的缺陷无法真正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难免改朝换代的命运.当代中国,在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构建和宣传方面也曾出现过误区,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理论考察

合法性是政治学和政策科学的核心论域,其内在地包括着政治合法性和公共政策合法性双重维度。公共政策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既存在着差异之处,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勾连。究其实质,政治合法性是关涉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一种评判,关乎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权力是否认同与支持的问题,是社会公众与政治系统之间进行互动的阿基米德点。"政治合法性涉及到的是政府与社会的一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