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原则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实践中的类比适用

我国将违警罪或者轻(微)罪从刑法中分离,由《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警行为加以规制。因此,刑法原则在治安管理处罚的立法和执法实践中具有指导意义,并且应当有选择的类比适用。确立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实践类比适用刑法原则,对于贯彻法治统一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解决法律竞合适用,防止警察行政权力滥用,促进治安管理处罚法律体系建设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人公司刑法地位探悉

我国新公司法确立了一人公司法律制度,但是一人公司是否具备刑法适格主体地位存在较大争议.由于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存在较大差异,故明确一人公司刑法地位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文章分别从法理学的人格因素、意志因素、目的因素角度以及法律经济学的外部性、成本收益角度论证了一人公司不具备刑法适格主体地位,以期对一人公司刑法地位问题研究有所裨益.     

关于刑法增设"故意逃避债务罪"的立法探讨

为了有效打击和遏制各种逃避民事债务的不法行为,切实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根据当前我国民法、刑法等法律的任务、目的,运用相关的法学理论,从“故意逃避民事债务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增设‘故意逃避债务罪’的必要性”、“刑法‘故意逃避债务罪’的含义及犯罪构成要件”、“对‘故意逃避债务罪’刑事处罚”等四个方面,来论述和探讨我国刑法应增设“故意逃避债务罪”。     

法律人类学介评

本文对法律人类学 ,作了纲领性的介绍 ,对其关于“非国家”的法律观、法律的一般特征、法律的发展、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律多元、法律的功能等观点作了总结。作者结合近年来出现的“本土资源论”和“民间法”以及 WTO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热潮对法律人类学进行了评价。作者认为我们应该把法律当作一个文化现象、重视“非国家的法律观”和“法律多元”问题、应该注重对法律的功能分析 ,为社会提供符合需要的法律资源和制度资源     

犯罪定义的疑惑与思考

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中规定:犯罪是“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同时又规定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当受刑罚处罚与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涵义不同,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和学理上都令人产生疑惑。犯罪最基本的特征是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法律特征中的“应受刑罚惩罚性”以“应负刑事责任性”取代更为确切。另外,在刑法中应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已满十四周岁降为已满十三周岁。     

刑法究竟有无目的:一个前序性之辩

刑法目的论首要的问题是要回答刑法是否有目的?而刑法有无目的,涉及法律究竟有没有目的的问题。对此,法律盲进主义与后现代理论均从各自的进路提出了否定性的质疑。但前者否定的真意是认为法律不存在一个先验的、全能的康德意义上的目的,而后者的真意是提醒我们注意法律的权力异化。刑法(法律)的目的在社会需要的意义层面上是可以成立的。     

用德法兼治的方法解决诚信危机

诚信是人最重要的品德。中国自古把诚信看作修身立国之根本 ,整个封建社会制度 ,思想道德体系上基本是按照孔子的仁、义、礼、智、信五德为手段建构的。但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诚信还是法律的主体必备资格。人无信不立 ,诚信是为人之根本。我们不应该将诚信寄托在通过教化的变幻莫测的人性之善上 ,也不应该完全寄托在靠事后严厉惩罚的威慑而使其不敢为恶上 ,而应该还同时寄托在建立一套不给其违反诚信机会的法律制度和机制上。“以德治国 ,要以依法治国为基础。”     

单位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刍议

单位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是单位犯罪、累犯、危害国家安全罪三者的结合点,其存在的法律根据包含我国宪法与新刑法的有关规定,其刑法适用包括认定与处罚原则两个方面。     

论不知法律不免罪

“不知法律不免罪”是著名的刑法格言。然而 ,用现代刑法理论审视这一格言 ,其合理性实在是大可质疑。“不知法律不免罪”绝对割裂了违法性认识与罪过的联系 ,忽视了“知法犯法”与不知法而违法的差异 ,有违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因此 ,在解决“不知法律”的“法盲”实施的危害性行为刑事责任时 ,应当摒弃先入为主的“不知法律不免罪”的传统信条 ,坚持我国刑法理论所倡导的主客观相一致的刑事责任原则 ,依据刑法关于故意与过失及意外事件的一般规定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实事求是地评价“不知法律”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影响。     

我国同种数罪处罚方法通说的内在冲突初探

对于同种数罪应该如何处罚,我国刑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在刑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多种不同的主张.通过对我国同种数罪处罚方法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和刑法学说进行总结,并揭示我国同种数罪处罚方法理论通说的内在矛盾.     

会通中西:近代刑法变革思想的再考量——以“杀伤尊亲属”为考察基点

清末的法律变革是主动地摆脱传统法律束缚而模仿西方的法律制度,其改革的初衷是“会通中西”、“务必中外通行”.有学者认为近代的变法“事实上依然没有超出‘依从最新立法例’的境界”[1].然而,从“杀伤尊亲属”的刑事立法实践考察中国近代的刑法变迁,该观点尚有商榷之处.通过梳理“杀伤尊亲属”的立法递嬗变迁,可以窥知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人对于“会通中西”所作的努力,该思想是近代刑法变革的基本路向.     

对《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之探析

现行《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 ,要在入伍、就业时 ,如实向单位报告自己受过刑事处罚的事实。本文阐明了这一规定的含义 ,指出此条文对有关人员的权益保护不利 ,并且说明这一刑法规范本身因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是不完整的、同时对定罪量刑毫无意义。接下来分析了此条文留有受政治影响的痕迹 ,有悖于刑法规范的自主性 ;而且这一规范不符合刑法最后性的特质 ,背离了刑法的宽容精神和谦抑原则。     

论过失不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形式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没有过失。如果将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加以刑事处罚,将违背刑法的谦抑价值,不符合正义理念;将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现实案件不公平处理;将致使相关法律条文不相协调。刑法第219条第2款中的“应知”不是对行为人在规范上的注意义务的表述,而是一种推定的“明知,”是对故意犯罪的规定。     

从美国的言论自由看美国法律文化的特点

在美国，言论出版自由是指言论出版之前不受任何约束和事后严格处罚，但事后处罚、如何处罚，不只是依据法律，也要看事实而定，美国把言论出版自由权看作是独立于三权之外、凌驾于三权之上的“第四权”让其发挥其监督的作用，这一点对美国政治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刑法渊源:罪刑法定之"法"及其解读

刑法渊源的研究取决于法律渊源语义的选定。依罪刑法定原则,只有法律才可以规定什么是犯罪以及应当受到怎样的处罚,只有法律才是刑法的渊源。这一命题揭示了由刑法特质所决定的刑法渊源不同于其它部门法渊源的显著特征,但此命题不应当然地将法律以外的因素排斥于罪刑法定制度构造之外。承认法律以外的因素的刑法非正式渊源属性,是刑法成为"活法",确保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实现所不可或缺的。     

刑法的不得已性——中国话语下的刑法谦抑

在中国刑法的语境下，用“不得已”代替“谦抑”的提法比较合适。刑法的不得已是指刑罚对犯罪人的适用只能是为了保护更大多数人的权利而被迫剥夺犯罪人个人的基本权利。通过对人性、应然状态下的法律和刑法目的三个方面的分析，不得已性应该是刑法的根本属性。从实践上看，只有坚持不得已原则为指导，立法注入更多、更丰富的民主因素，司法符合常理、体现正义才是现代刑法危机的真正出路。     

刍议食品安全犯罪刑法适用的若干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食品安全犯罪也日渐增多。因此,无论是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还是以惩治犯罪为目的,对相关犯罪在法律上进行准确的定性是必要的。《刑法》因其严厉的强制性和处罚性,在保障食品安全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考虑其实际价值,对食品安全犯罪刑法适用问题的研究,都是必须且必要的。本篇文章在审视现行的食品安全刑法保护体系的同时,力求找到当前刑法规制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合理的改善意见,促进食品安全刑法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论对合犯的共犯问题

对合犯是指基于双方互为行为对象的行为而成立的犯罪。根据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的概念,对合犯中只有少部分具有共同犯罪的属性,属我国刑法中的必要共犯。对属必要共犯的对合犯,不仅需要适用刑法分则的相关规定,而且还应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这是对我国传统的必要共犯处断原则的突破。在法律只处罚一方的对合犯中,法律不处罚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教唆、帮助行为,如果超出了对合关系中实行犯的定型的参与形式并且具有社会危害性和期待可能性,则可按另一方的教唆犯、帮助犯予以处罚。     

论假想防卫过当

我国刑法仅规定了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而没有规定假想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但事实上有时候假想防卫过当比防卫过当造成的危害还要大,但处罚却比防卫过当轻。这是对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忽视和对刑法正义的无视．不利于法律权威的树立;我们认为立法应确立假想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其罪过形式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其中双重错误的假想防卫过当的处罚应重于单一错误的假想防卫过当。     

票据诈骗罪犯罪客体新论——从公私法区分的角度

已有观点对于票据诈骗罪犯罪客体的认识,囿于“纯刑法”或者“纯公法”的思维方式,认为其主要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然而,对于此问题应从整个法律体系(刑法与其他部门法或者公法与私法的关系)的角度,并结合刑法分则的体系结构进行整体把握。本罪的主要客体应该是“票据流通秩序”,而不是所谓的“票据管理秩序”,二者分别代表了“公”和“私”两种不同的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