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心为“天“

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就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对话,这几年常被人提起.     

常思“黄炎培之问”

正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发出了著名的"黄炎培之问":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脱离群众的历史周期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用实际行动作出了响亮的回答。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黄炎培之问",强调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律”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1945年7月,黄炎培等访问延安,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未解决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他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总有一个周期律的支配力,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他问毛泽东,共产党能不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回答,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新路,能够跳出周期律的支配。今天,重温这次谈答,不能不给人以更多的启示和力量。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跳出历史周期律

正1945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同盟会元老黄炎培先生等访问延安,在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中,他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未解决的历史周期律问题。黄炎培忧心忡忡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     

我党在建国初期的反腐化斗争

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同他谈到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的问题。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问,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     

对历史兴亡周期律的不断探索——写在“共和国肃贪第一大案“50周年之际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是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期间,在与毛泽东讨论共产党掌权后如何避免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周期律时,所讲的使毛泽东深为感触的一番话.     

邓小平对毛泽东民主监督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民主监督”问题的提出１９４５年７月，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有一段著名的对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满怀信心地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     

对苏共失权的民主反思

一、苏共失权引发的民主与周期率问题思考黄炎培先生1945年访问延安,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出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为表现形式的历史周期率问题的同时,还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当时毛泽东就肯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     

是"周期率",不是"周期律"

1945年 7月 ,黄炎培先生在延安与毛泽东探讨历史兴亡周期现象 ,随后 ,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 ,用了“周期率”一词。近几年来 ,有人认为“周期率”是对“周期律”的误引或者误用。而笔者认为 ,“误引说”或者“误用说”是不成立的 ,应该用“周期率”。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对“周期率”提出异议的是李振民在 1 991年第 3期《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律”》一文 (以下简称李文 )。在该文的注释中 ,他认为黄炎培将“律”误用为“率” ,“周期率”应用“周期律”。建党 80周年时 ,不少人重提毛黄探讨的历史兴亡周…     

惩治腐败要跳出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议员黄炎培等人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延安访问。毛泽东问黄炎培先生在延安三四天的考察有什么感想，黄炎培真诚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孛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及到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黄炎     

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思考——以成都基层民主建设为例

1945年夏,黄炎培访问延安解放区时,向毛泽东郑重提出一个兴亡周期率的问题。他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     

不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上)

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怎样才能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时说过:“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半个多世纪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江泽民同志又非常鲜明地提出“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这一重大课题。认识和把握自身执政规律,并且按照执政规律去加强党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有利于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且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党的兴衰和生死存亡。     

重温毛泽东和黄炎培的谈话有感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到延安访问的黄炎培先生时,二人有过这样一次对话—— 黄炎培:“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处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官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我塑《延安窑洞对》

正2012年12月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走访各民主党派。在民建中央,习近平强调,当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2013年,我应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邀请,以《延安窑洞对——毛泽东与黄炎培》为题,创作一组大型雕塑。在中国近现代史人物的塑造上,我塑过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塑过不少民主党派人士,但将民主党派人士和中共领袖塑成组雕,还是第一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律研究——以毛泽东同志的“三次对谈”为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持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对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这一重大历史和现实课题进行努力探索，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总结历史教训基础上，破解出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正确答案。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等党的领导同志要求全体党员树立忧患意识，建立人民监督机制，保持谦虚谨慎的精神风貌，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断探索和破解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力”，确保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要找准述廉的有效途径

胡伟在2004年9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撰文指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这不禁使笔者联想起了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那次著名谈话。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终于找到了珧出“历史周期律”的理论指南。     

建国初期的一场特殊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人民解放战争的炮声还未完全停息，中国共产党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领导开展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特殊战斗：惩治腐败，禁止烟毒，封闭妓院服刹赌风，一举扫尽了在中国横行数千年的“四害”：贪、毒、娼、赌。反贪惩腐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欢呼声还在神州大地回响时，头脑异常清醒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想起了1945年7月初在延安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一席谈话。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兼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     

民主，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

民主，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陕西商业专科学校高泉成１９４５年，在隐隐闪耀着新中国曙光的延安，中国民主建国会的老前辈黄炎培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黄老提出了一个严肃而深刻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中国历史上＂一人、一家、...     

国情:坚持“两个务必”的现实要求

西柏坡——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周恩来语）。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中共中央即将从这里动身，起程前往北京——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显赫的王者之地。这是一个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日子——一个真正代表千千万万最普通民众利益的党所领导的军队，即将结束全国战乱，在北京宣布建立人民政权，从而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国家。“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人们看惯了“你方唱罢我登场”般戏剧性的王朝更替，权力圈外的普通人们对政权的更迭已不抱热望。但是，这次却不同，人们从这支党和队伍的旗帜上，从他们的语言和行动上，看到了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统治者的东西。这种特质再一次激动了人们久已冷却的心灵：人们切盼着这个政权的到来，同时一些人又怀着些许忐忑：他们的这种好作风能长久吗？黄炎培先生的发问就代表了这种心情：“中共能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率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也有所顾虑。从泥土地进入紫禁城，环境变了，地位变了，具有七情六欲的人难保不变。所以，党的领头人毛泽东的心情并不轻松，他对同行者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为了“应考”，中国共产党作了充分准备。赴京之前，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     

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历史周期率”破解之道的艰辛探索

1945年7月初,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应邀访问延安时,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长期萦回在他脑际而未得到解答的“历史周期率”问题。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