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国家正义

无论说了多少次,正义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母题和面临的巨大挑战。很多时候它仍然被遮蔽于阴影之中。想象一个没有正义而能消除仇恨、暴力的社会,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以及由各个国家、地区构成的"社会"(国际社会)几乎不可能。"共同生活"的存在结构决定了人类无法在对正义理念的     

美国智库运作机制及其对中国智库的借鉴

<正>思想库(Think Tank),又称智库(Brain Tank)、"思想工厂"(Think Factory)、"外脑"(Outside Brain)、"智囊团"(Brain Trust)、"咨询公司"(Consultant Cooperation)或"情报研究中心"(Intelligence Research Center)等等。不管采取何种名称,智库泛指储备知识和提供思想的"仓库",它是美国政治中一支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力量。尤其是二战结束后,被称为智库的机构增长了几乎三倍,大量效力于思想库的政策研究人员成为美国媒体和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     

发明、创新、出点子

<正>全球最早对"时髦"(Fad)现象作研究的乃是美国前代学者鲍加德斯(Emory Bogardus)。他在1915至1924年间,每年找100人问他们当年最时髦的5件事。他的10年研究,方法上并不严格,但结论却极精彩:(一)绝大多数"时髦"事务都是朝生暮死,能撑过3年已经极稀少,那个时代只有"男子腕表"取代了"链表"而留存下来。(二)因此,人们所谓的"新鲜事",其实是很可疑的。它初起时很能吸引人,造成"羊群效应",大家都一窝蜂地凑热闹,但因为新得没什么道理,于是很快就冷了下来。鲍加德斯的早期研究,其实已碰触到了今天所谓"创新"这个问题的根本。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可分三个层次:     

集体愚昧的心理研究

独裁固然不好,但"人民"也绝不神圣。当人民选择愚昧,人民也一定要付出代价。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什么是愚蠢,西方200年来研究甚深。愚蠢的定义,简单来讲,是无知(Ignorance)与蠢笨(Stupidity)的结合,但在这两者之前,愚蠢的入门,却是"轻易入信"(Gullibility)。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其中一出《奥赛罗》,讲一个黑人将军,因为偏信误己,丢了一条性命。莎士比亚的主角来自第三世界,身处英国和欧洲的异域环境。     

“叩头”的文化政治意含

<正>中国古代有"叩首"之礼,它的英文解释有"磕头"(ketou)、"叩头"(kotow,kowtow)这两种,"叩头"的两种译法皆相当普遍,在谈到美中关系时常被拿来使用。"叩头"的英译,应当是首见于18世纪末英国访华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的《出使中国纪》(An embassy to China)。他于1793年6月抵达澳门,翌年7月离开澳门。     

“盲点”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种"盲点"显示出学术知识界是整个秩序的一环,而且处于附属的地位,这也是我从不认为主流学术界会扮演改革动力的原因。无论个人或群体,都会有知识及判断上的"盲点"(Blindspot)",盲点"是指明明很重要的问题,可是当时的人却硬是视而不见,或根本就认为它并不重要。人类历史上,这种"盲点"太多了。牛津暨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尽管形势严峻,     

气候变化的正义

美国政治学协会刊物《政治学与政治》(Political Science&Politics)2013年第1期以"气候变化的正义"(Climate Change Justice)为专题刊发了六篇文章,主要讨论了气候变化给公共政策带来的挑战以及我们如何塑造可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本文为这个专题的第一篇文章,也是该专题的导论。在这篇导论中,作者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进行了概括性的阐述,并回顾了近年来人类为应对这种挑战所做出的贡献。作者还特别介绍了     

何处觅乡愁?

<正>我们过春节,其实是在寻觅乡愁。1687年,瑞士有一位叫约翰纳斯·胡斐的医生,撰文记述一名患了怪病的大学生。这名大学生因为非常想家而病人膏盲。医生给他开了许多药都不见效,只好建议他回家休养。没想到只是"回家"这个计划,就令他振奋许多;在回乡的路上,他竟然完全康复了!胡斐用瑞士方言把这种病症命名为"思乡病",并把它"翻译"成了希腊语:他把希腊语中的"nostos"(意思是"回家")和"algos"(意思是"痛")这两个单词组     

金砖国家可以更有所为

金砖国家可以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全球价值,强调实体经济胜于金融、政策多样性胜于和谐、国家政策空间胜于外部约束、社会包容胜于精英主义专家治国论。2001年,高盛的吉姆·奥尼尔(Jim O’Neil)提出了著名的"金砖四国"(BRIC)一词来形容世界上最大的4个发展中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但是,10多年以后,这4个国家的唯一共同点仅剩:它们是仅有的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位列世界前15大经济体,但又不属于经合组织成员的国家。这4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大相径庭:     

高铁时代,城市竞争的新标杆

正高铁影响着城市间的可达性,可达性直接影响着"聚集租金"(要素集聚成本)的改变,"聚集租金"的改变又影响着经济范围的改变和市场主体扩张的成本。交通运输在经济上具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必要条件,是一个提升要素集聚效率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物质生产部门,它能拉动经济。在中国,高铁的这种"两重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它的发展既可以直接带     

18世纪英国的讲话文化!

<正>人们要谈问题,就必须讲话。因此,良好的讲话乃是沟通、自我修正、相互说服、让意见逐渐接近的媒介。然而,今天全世界已几乎公认古代那种良好的"讲话艺术"早已消失了,它让位给了东拉西扯,狡猾的闪避,顾左右而言他,甚至说谎,胡乱扣帽子等。这是一种"讲话的沉沦",这也是近年来西方社会的"交谈"(conversation)及"说服"(persuasion)为题的著作大增的原因,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姆     

观念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评《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

一、研究背景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这是数十年来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流派争辩的焦点问题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不承认观念的作用,将观念置于其研究框架之外。这一理论流派的代表沃尔兹(Kenneth Waltz,又译作华尔兹)认为,在国际关系中,结构是根据物质因素即无政府状态、该状态下的秩序原则和国家间实力的分配状况来加以定义     

过分,全球经济混乱的关键字

<正>每个历史阶段,都会有一些"关键字",它是时代病态的浓缩,也是人们朦胧渴望的显露。足以显露当代气氛的关键字有三:一是"过分"(Excess),二是"精疲力竭"(Exhaustion),三是"转型"(Transformation)。从这期开始,我会每次谈一个字,先谈"过分"。"过分"指的是一件事被搞得超过正常的程度。由于人们     

战后国际关系的“均势”格局及其实力背景

根据两次世界大战前两种"均势"结构的过渡情况及其对国际政治造成的影响,我曾提出了关于两种"均势"结构不同属性的假证: (1)"多极均势":能够带来"总体和平";避免不了局部战争。(2)"两极均势":造成了"均势双方"(即"两极")一定时期内的僵持和对峙;导致了"均势双方"参加的"全面战争"(世界大战)。由于"谋求均势的方法"适应于不同的"均势"结构而发生变化,两种"均势"结构所表现出的不同属性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随着"均势"结构的演化,各国面临着对国际政治的选择。"多极均势"要求各国选择维护和平的政治,"两极均势"则要求各国选择走向战争的政治。本文试以这些论证作为理论前提。,依据二战后的实际情形,来分析"均势"格局的特     

解密“北上深”高房价,广州为何如此理性

正如果说北京是一个"现实",上海是一种"可能",深圳是一组"概念",那么,广州就是一款"应用"(程序),一款创业时代平易近人的超级"应用"(程序)。广州,它是那座对中国人最充满善意、最平和的"一线城市"。但有人可能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广州正在被"一线城市集团"淘汰,一些机构的楼市报告中,已经开始堂而皇之地把广州归为"二线城市",和杭州放在一起。在这一轮房价狂飙中,广州的确"表     

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基础四国”机制的作用和影响

<正>"基础四国"机制的由来"基础四国"(The BASIC Countries)是由巴西(Brazil)、南非(South Afric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下的谈判集团,取四国英文名首字母拼成的单词"BASIC"(意为"基础的")为名。"基础四国"机制于2009年11月2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在中国的倡议和推动下形成。[1]自此之后,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症结

如果我们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放到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整个文化体系和生产它的基础性关系(生产方式)的深层历史结构中来看待,就会发现二者"共谋"所营造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的封闭性和悖论使人沉湎于主观的、自在的自由和虚假的陶醉,为置身其中的人营造了一幅     

大亚湾实验:辨析希微于九地之下

中微子物理学是物质最根本结构探索的一部分,它从30年代发端,至今已经有80年历史,其间吸引了无数第一流心智为之废寝忘餐,所耗费资源也不断猛增,以至今日每个实验动辄以十数亿元计算。但这一切为的究竟是什么呢?     

权力、市场与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构建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如何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化的关系,就成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定位的关键问题。尽管与目前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是希望将人类社会纳入某种合理的秩序当中,但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当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质是在美国霸权基础上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它是帝国权力、资本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以"普世价值"为名)的混合体。这种中心—边缘范式的全球化必然是不均衡与不公平的全球化,也是瓦解地方知识与道德秩序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带给人类的,除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也必然伴随着中心对边缘的压迫、资本无序扩张的混乱以及边缘地区文化的灭绝与道德的解体。当代世界的失范尤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边缘地区的混乱,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弊端的集中体现。而恰恰是认识到了这种弊端,并力图解决这种不平衡、不公正、不道德的弊端,才有了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体理念。这一理念真正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超越,而且在权力、市场与文化三个维度上对人类既有的全球化体系进行了重大的重建,而"一带一路"正是这一伟大实践的重要体现。     

丧失了灵魂的移民梦

人类的移民史,在最近30年来,丧失了追求自由的灵魂。移民的动机已经跟从前不一样了。一段伦敦地铁短片在网络疯传,超过百万人点击,片中一名白人少妇怀抱幼儿,坐在四周都是黑人的车箱里,与另一名乘客口角,这名少妇厉声控诉:英国已经不是我的祖国,到处是外来的移民,我在地铁里,已经沦为少数族裔。这段话迅即掀起网络骂战,因为种族问题,就在不久之前,英国还爆发了近30年所未见的大暴乱,纵火抢劫的暴徒是谁,官方不便明说,但英国传媒将之标签为"贝理雅的孩子"(Blair’sChild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