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伐林木时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定性问题

本文案例启示:盗伐林木时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行为定性,应在正确把握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与盗伐林木罪区别的基础上,结合刑法中想象竞合犯、牵连犯等罪数理论进行判定。     

论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的客观行为

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中的“毁坏”一词应按照目的解释论作出扩大解释，即指“使树木本来效用减少或丧失的行为”。“毁坏”一词包括了“采伐”之意，为减少解释的麻烦，可将本罪中的“采伐”一词删去。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二)

为统一认定罪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四)》)的规定,现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作如下补充、修改:刑法条文罪名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刑法修正案(四)》第二条)走私废物罪(取消刑法原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项走私固体废物罪罪名)第二百四十四条之一(《刑法修正案(四)》第四条)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第三百四十四条(《刑法修正案(四)》第六条)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依法惩处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活动,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这类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珍贵树 木”,包括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木。 第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行为“情节严重”: (一)非法采伐珍贵树木二株以上或者毁坏珍贵树木致使珍贵树木死亡三株以上的; (二)非法采伐珍贵树木二立方米以上的;     

挑战与回应：网络环境下的商业秘密保护——以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罪名为视角

网络时代,为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商业秘密呈现出的数字化特点,侵权行为的高科技性无疑增加了侵犯商业秘密的风险性。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项罪名,是对网络环境下高科技违法行为的有效制裁,并为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提供了有效的刑事救济。     

非法行医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探讨

97刑法增设非法行医罪,对于规范国家医疗卫生秩序、打击非法行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但刑法对非法行医罪只作了抽象性的规定而缺乏可操作性,司法机关在对该罪的法律适用上存在较大的难度,同时,理论上对非法行医罪的界定也存在诸多争议。本文探讨了非法行医罪构成要件的理论分歧,并对非法行医达到＂情节严重＂的界定和非法行医罪中结果加重犯的因果关系认定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认定

目前我国刑法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定不明确,给司法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带来了一定困难。本文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是否包括金融机构、＂社会公众＂的涵义以及是否要＂以信贷为目的＂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讨论了本罪与集资诈骗的区别。     

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的主观故意应如何认定

编辑同志:犯罪嫌疑人甲某为自己建房,建房地上有2株集体所有的野生活樟树,甲某在推倒树前曾征求本村村长意见但未果,遂在无采伐手续的情况下,雇请村民乙某驾驶推土机推倒毁坏了那2株樟树穴地径分别为30公分和32公分雪。公安机关以甲某涉嫌毁坏珍贵树木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期间,发现甲某在主观上不知道樟树是珍贵树木。一种意见认为,由于甲某主观上不明知,不能构成非法毁坏珍贵树木罪;另一种意见认为,甲某构成非法毁坏珍贵树木罪。因为当地林业部门每年都派人到村里宣传《森林法》,甲某虽为小学文化,应明知樟树是珍贵树木。请…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立法缺陷及其重构

我国刑法对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规定在罪状和刑事责任等方面存在诸多立法缺陷,不利于保护土地资源。建议针对上述缺陷对本罪进行立法重构,设立破坏土地资源罪,重构罪状与刑事责任,以完善我国的土地刑法保护机制。     

论我国土地刑法规范的缺陷及其完善

现行土地刑法规范存在立法目的以保护人类利益为中心,刑事法网不严密,以及个罪犯罪主体设定不合理、入罪门槛过高、司法认定困难等缺陷,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保护,应予调整、完善。刑法应承认环境权益的独立性,并将其视为与人类利益并重的法益加以保护;还应对现有罪名的犯罪构成作相关修正。建议增设违规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非法征收不动产罪、破坏土地质量罪等3个新罪名,以弥补刑法保护的漏洞。     

论生物安全风险的刑法规制

生物安全风险已成为全世界、全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的威胁之一.在原刑法典中生物安全犯罪的基础上,《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通过界定生物安全领域犯罪所侵害的法益,结合法益保护这一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划定生物...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之定性研究 兼对《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第1款的解读

本文案例启示：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行为的定性,经历了从司法实践＂非法经营罪＂到《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第1款＂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重大转变。主要理由在于非法经营罪保护的法益是国家特许经营的社会管理秩序,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却具有非法牟利和人身伤害双重属性。由于涉及组织者、器官提供者和器官出卖者三方主体。该罪名的45-~J结构较为复杂，需要从刑法教义学角度详加分析。但基于器官所有者自愿提供器官的“同意”。能否对行为的违法性产生阻却效力，需要区分几种情形。     

服务商标应成为商标犯罪的对象

我国的商标犯罪包括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对注册商标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刑法保护体系。笔者认为,我国商标犯罪的对象范围规定得过窄,以注册商     

关于设立非法竞争罪的建议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一般属性,因而同样存在竞争。近几年竞争机制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作用愈来愈大。因此,对竞争的法律保护,就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中的重要内容。而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刑事制裁,是对竞争的法律保护。不正当竞争行为是一个外延十分广泛的概念,假冒商标、假冒专利、哄抬物价、掺杂使假等,从广义上说,都属于不正当竞争的范畴。从狭义上说,不正当竞争行为指那些毁坏其他企业信誉、假冒其他企业的外观包装、假冒商号等行为。我们认为在刑法中有必要设立非法竞争罪,以完善对竞争的刑法保护。     

谈持有型的犯罪的几个问题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我国刑法作了修改.修改后的刑法规定了五种持有型的犯罪.即刑法第128条、172条、282条第2款、348条和第352条规定的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持有假币罪,非法持有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诉胡仁国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正>〔案例要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非法移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主观故意,可结合野生植物是否具有可普遍识别的外观特征、被告人是否具有林木行业工作经验、自然保护区是否设置特殊的林木保护设施等因素予以确定。     

非法行医罪的相关问题研究

非法行医罪是97《刑法》中新规定的罪名,由于本罪在实践中较常见而刑法的规定较为模糊又缺乏相应的司法解释,致使该罪在处理上存在一些困难。本文从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和客观方面出发,分析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以阐释非法行医罪。     

非法实施专利行为入罪论

当下,在其他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均已入罪之时,仍将非法实施专利行为排除在刑法规制的门槛之外,是一个违反常理的制度安排。无论是从犯罪基本理论、刑法规范体系和成例、知识财产保护趋势看,还是从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来说,将非法实施专利行为入罪都具有相当的制度合理性和现实需求。非法实施专利行为非罪化观点的论据并不充分。我国应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实践,立足国情,将非法实施专利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     

刑法中"珍贵树木"应包括种植的珍贵树木

<刑法>第344条规定:"违反森林法的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司法实践中,对什么是<刑法>所称"珍贵树木",有观点认为,必须是野生(自然生长)的,种植的珍贵树木不是刑法所称"珍贵树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的,其主要理由是:     

论数据犯罪的立法重塑

当前《刑法》所规定的数据犯罪主要源于前数字经济时代，所保护的数据类型及对侵害行为的规制皆无法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需要，对既有规范的刑法解释亦无法实现对数据法益的妥善保护，立法断层与司法瓶颈并存。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为刑法介入数据保护划定了合理界限，值得刑法保护的数据应被限定为《数据安全法》等前置法所特别保护的重要数据，一般数据不宜过早地被纳入刑法保护范畴。承载私法益的个人数据和企业数据能够通过《刑法》所确立的关联犯罪得到妥善保护，没有必要通过增设新罪予以重复保护。基于对数据犯罪立法的体系性考察，建议增设非法处理重要数据罪，以衔接《数据安全法》等，弥补对关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重要数据的保护空隙，同时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必要的立法扩容，以回应实现全流程规制非法处理个人信息数据行为的实践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