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碍者暴力犯罪的防治对策探析

近年来,由精神障碍者实施的暴力犯罪的数量持续上升,对社会的危害日趋严重。精神障碍者之所以实施暴力犯罪,主要是由于三方面的原因:自身的病理原因、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社会因素的作用。与精神正常的行为人相比,精神障碍者实施的暴力犯罪在作案对象、作案的时间地点方式、犯罪后的表现和犯罪动机等方面有其特殊性。针对其原因和特点,笔者认为应该从维护其合法权益、完善立法和预防等方面做防治工作。     

论我国成年精神障碍者监护制度之完善

随着世界人权运动的兴起和精神医学的进步,改善精神障碍者的社会地位,保障精神障碍者的基本权利,已成为国际社会潮流。我国成年精神障碍者监护制度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有关制度相比从立法理念到制度层面都存在着缺陷,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明确法律价值,更新监护理念;废除行为能力宣告制度,采用个案审查制度;设置不同层次的监护方式;设置精神障碍者监护登记制度;建立监护人的选任和制约机制;国家公权力的适当干预。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顺应新常态下国家权力适度弱化、政府执政理念善治转变和国家法治建设稳步推进的必然逻辑。新常态下,发挥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可以累积社会资本,动员社会资源,促成社会合作;可以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多样化需求,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以在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牵线搭桥,助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然而,囿于机制与体制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在政府、社会组织与合作机制等层面仍存在着诸多阻滞性障碍,突出表现为: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社会组织支持、监管体系缺失;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公信力不足、自治性弱、筹资渠道狭窄;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机制不畅等。而破解上述难题,需要在政府层面、社会组织层面与合作机制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法治保障研究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法治保障,同时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也需要在法治轨道内运行。当前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在法治层面存在着立法支撑不足、法律定位模糊、执法权威不够、法律监督薄弱等诸多问题。应通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引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立、运行和完善,实现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和公众安全感提升的防控目标。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探析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是一类社会危害性极强的暴力犯罪,具有主体弱势性、对象不特定性、行为突发性、动机泄愤性、影响示范性等特点。发生原因主要有社会因素和自身心理因素。有效地防控此类犯罪必须做到严厉刑法打击,规范媒体报道,提高快速反应、现场处置能力,完善情报机制,健全心理疏导以及完善社会保障等。     

在疫情防控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依靠整体性社会动员机制、织密的社会治理网络与现代化的网络技术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此次疫情暴露了社会治理领域风险防控存在诸多问题。为此,疫情防控需要高度重视各类风险教育,完善重大疫情应急管理体系,着力提升依法防控水平,不断优化干部用人机制。     

死刑对暴力犯罪的威慑效应——基于美国死刑存废州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美国死刑废止州和死刑保留州的实证研究发现,死刑威慑力对暴力犯罪发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公安机关承担暴力犯罪防控的重要职责,应科学认识死刑在暴力犯罪防控中的有限效应,更加积极科学地开展立体化暴力犯罪防控体系建设,有效配置防控资源,提高暴力犯罪预防、预警、预测能力,提升暴力犯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治理视域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障碍及其路径选择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逐步产生并成长起来,从治理的视域来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治理主体动机多样、治理机制单一、治理后续动力不足等问题,应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合力解决。     

当前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研究——以安徽省Y县为视角

农村社会治安问题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高度重视。安徽皖北Y县农村社会治安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侵财类案件多发、社会矛盾纠纷聚集、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蔓延、交通事故频发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群众法治意识观念单薄、基层政权组织不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不完善以及基层警力不足。对此,应加强对农村的法制宣传和教育,提高农民的法治观念和意识;完善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健全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警力向基层倾斜,改善基层执法环境。     

城市社区软法之治——以上海市Y居民区《住户守则》为例

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城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单元,其运作有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既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硬法,也包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发挥柔性约束作用的软法。作为社会治理基础性规范的城市社区软法,其价值定位在国家层面体现为发展民主政治,在社会层面体现为整合社会秩序,在个人层面体现为调解居民纠纷。城市社区软法之治的发育基础为公民公共精神崛起,社会基础为法治社会建设,效力基础为集体认同建构,三者的共同作用保证了软法的创制、实施和运行。城市社区软法之治借助法律吸纳、组织嵌入和宣传内化等嵌入机制,实现其效力发挥与教育内化的目的。厘清城市社区软法之治的价值定位、作用基础与嵌入机制,对于解决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确立社区治理的方向与目标、实现城市社区善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