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制度主义视阈下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政策的变迁逻辑——基于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

贫困治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规范和引导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依据。革命、观念、环境要素创设贫困治理的制度情境,贫困治理政策的路径依赖及关键节点成为催生制度变革的重要动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贫困治理,要强化政策调试力与现实匹配力,实现政策优势利好向治理效能提升的转变。     

“干部驻村”融入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价值

“干部驻村”是在村民自治乏力的背景下,国家介入乡村社会、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机制,兼具理论逻辑和实践价值。从理论逻辑看,“干部驻村”融入乡村治理蕴含着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政党社会关系双重维度的理论逻辑,不仅推进了国家乡村治理目标从围绕实现村民自治延伸到聚焦“治理有效”,也体现了执政党强化“基础性权力”取向下的“党建引领”。从实践价值看,“干部驻村”通过增强乡村治理主体的国家力量、目标任务的政务属性、治理过程的规范化,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能;“干部驻村”通过重塑乡村治理的主体结构、夯实经济基础、增强参与意识、重建公共空间,实现对村民自治的赋能。     

派驻式治理：驻村帮扶工作队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模式创新

基层治理实践中,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是：为何在村庄本土化组织力量无法切实完成村庄有效治理的现实困境时,作为村庄外来力量的驻村工作队却能够基本完成村庄的常规治理工作？单位派驻的工作队及其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具体实践凸显了外部权威合法化、耦合性、在地化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之上将传统的“国家—社会”分析视角拓展为“国家—单位—社会”。派驻式治理模式是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它通过借助于国家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将由后盾单位组建和派遣的工作队精准地派驻到乡土社会场域,在具体的实践运作中,工作队将从单位所“习得”的专业知识融入治理实践,有效地将村庄置于有序化的良性发展轨道,提升了派驻式治理的效能。     

驻村帮扶下的乡村治理变革--基于H省C镇X村的田野调查

驻村帮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主动介入农村以改善乡村治理状况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基于“结构一过程”的分析框架和H省C镇X村的调研材料,可以发现税费改革后第三领域内松散脱节的治理结构和多重机制混合的治理过程在驻村帮扶下发生了明显改观。一方面,作为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的中间型载体,驻村帮扶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在村治场域内的上下贯通,塑造了紧密嵌合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依托于规范的公共治理规则和官僚化的治理工具,驻村帮扶又在实践中将多重治理推向统合,构建出正规化的治理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由国家驱动的治理形式虽不同于节省成本的简约治理,但却具有复归二元合一政社关系的结构意义,因而又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迪。     

乡村治理视角下农村社会组织党的建设探析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绩效、促进乡村民主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农村党组织应抓住机遇,推进农村社会组织党建：坚持价值引领,实现党对农村社会组织的政治领导;创新组建形式,实现党的工作的有效覆盖;转变运作模式,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发展。这是农村社会组织和党组织双方发展的需要,也是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要求。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乡村治理的非均衡性分析

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村民自治”的缘起、成型，认为“村民自治”制度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结合的产物。分析“行政化”产生的表现并认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自主性非均衡、强制性制度变迁压制诱致性制度变迁，是造成“行政化”倾向的原因。因此，需要完善国家政权，增大乡村社会自主性，使二者达到相对均衡，实现“国家——乡村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小企业环境污染问题

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小企业高能耗、高排放形成的环境污染问题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小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制度问题,治理过程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但是,这方面的论述相对较少,因此,从制度变迁角度对中小企业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分析很有必要。制度变迁分为两种类型:强制性制度变迁和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的公安教育改革

公安教育改革是公安教育为适应新时期公安工作特点而进行的体制变革,其目标是提高公安教育有效供给。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通过此理论可以从动力因素、主体选择、变迁路径等角度审视公安教育改革的进程,论证公安教育改革的内在机理。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从制度法学的视角看法律制度的变迁

制度法学容纳了社会学的实证方法,超越了传统的分析实证法学,同时又在吸收自然法理论的合理性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对自然法理论的超越。正是在吸收和批判以往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制度法学通过严密论证,实现了法学理论的创新,提出了法律是一种制度事实的命题,这一基本命题不仅具有理论的开创性意义,也具有相当的理论启发性,为我们理解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广阔的思路,特别是对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律在哲学和社会学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之时,制度变迁的理论情境和实践情境显得更为清晰。     

公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1921—2010年

本文将从公法的视角,分别运用“意识形态-社会现实”和“权利-义务”两个分析框架,重新梳理过去90年间（1921—2010年）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史,从而一方面向人们清晰地展示在不同“集体化”或者“被集体化”阶段——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以及后人民公社时代,中国的农村土地产权到底发生着怎样的“权利-义务”变化,另一方面,解释这些制度变迁背后的深层原因也将是本文的重要工作之一。     

管子法治思想的制度变迁视角

经济发展越快的发展中国家,越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最可靠的政治环境必须实现法治,而非人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全面实现依法治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法制建设实现法治,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最为行之有效的路径。通过解读管子法治思想体系,即法的内涵、法的特征、法的功能和法的地位,透过制度变迁的视角,通过对立法层面、执法层面和司法层面分析,找到管子法治思想与我国法治建设的契合点,合理运用到制度安排调整创新中去,这也是对我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尊重。     

试论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以生产力理论和阶级理论为基础.在社会分析上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把阶级作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坚持生产力是经济增长第一要素的观点,把揭示基本制度的演变规律作为研究的主要目的,从而科学地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问题,并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     

浅析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思对制度及制度变迁的研究,始于新制度经济学,并最终通过对新古典范式的超越而达到自我完满。他把新古典经济学所舍弃掉的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国家和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到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法和供求均衡分析法来分析制度的变迁,形成特色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但“理性经济人”假设和“边际分析”方法以及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形式都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局限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问题探究——以侦查阶段的认罪认罚从宽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与侦查阶段的现有制度进行衔接。为了衔接的顺利展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厘清其制度内涵及运行逻辑。侦查阶段的自首、坦白及刑事和解等制度均体现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基本理念,但存在制度未成体系化、实体激励不明确及程序从简不全面的问题。有鉴于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在实体上明确量刑激励的确定性与阶段性,在程序上扩大简化的范围。在具体制度上,通过区分罪行轻重以实行不同的权利告知方式,并结合具体的起诉意见与证据移送制度,做好与侦查阶段相关制度的衔接工作。     

诚信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大量的动态选择、机会主义和信息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存在,使具有相对优势的一方有可能通过欺诈性的手段去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不仅会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且最终也必然将大大降低市场运行的效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原有文化传统基础上建立与其相一致的规范化的诚信保障和评价监督体系,由此国家和社会的制度供给就成了整个诚信保障和评价体系的核心。     

大学治理视角下的学术委员会建设

在“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影响下,教授治学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中世纪欧洲的全体教师共同治校、近代德国的正教授治校以及美国大学的教师治学、参与式治校都是其具体表现形式.在我国,从解放前评议会和教授会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委员会,代表了不同时期对教授治学理念的理解和实践.大学治理的兴起为教授治学注入了丰富的内涵,与相对成熟的西方大学治理相比,我国仍处于借鉴和学习阶段.根据教授治学精神实质,从大学治理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实际,认为“坚持学术导向、完善制度保障、重视文化因素”能有效促进大学学术委员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