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结构的政治学分析

村民自治结构是指各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种表现形态。内部结构是指由现有制度体系规定的村庄内部各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相互之间关系以及各自的行为模式。但在基层国家权力的作用影响下，村民自治表现出了比制度规定的理想状态更为复杂多变的关系，各治理主体之间产生了许多冲突和矛盾（如两委关系失调和乡村关系紧张），形成了村民自治的外部结构。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过程中，外部结构与内部结构交叉重合，形成了村民自治的现实结构：一方面，乡镇党委通过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以及村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地位取得了对村委会的领导权；另一方面，乡镇党委又通遍对乡镇政府的领导关系以及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关系实现了对村委会的实际管理。这表明，村民自治并未使得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退出，而是继续保持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承认这一现实是提高村民自治绩效的基本前提。本文旨在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村民自治结构作一梳理分析，这对于我们清楚认识村民自治的现实，明确并理顺村民自治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村民自治与乡村和谐社会建设：一项社会资本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之後，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萌生井逐步发展，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村家族势力和民间宗教的恢复和重建，村民自治在实行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激化社会矛盾的现象．造也是村民自治遭受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农村家族和民间宗教封村民自治的多重影响，及其由此带来的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研究表明，家族和民间宗教作为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在村民自治运作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这些问题需要在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规范运作的遇程中加以克服，实现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为中国农村健康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村民自治制度的宪政之维

中国的宪政转型是传统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复杂过程.村民自治制度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市场经济、村民自治和宪政三者的价值并非互不通约,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是将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村民自治制度依托于市场经济.从市场经济所推进的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进程中产生,以宪政作为终极价值鹄的.     

村民自治的经济条件--云南民族乡实施村民自治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经济因素是村民自治产生和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因素.目前,其制约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利益取向的不一致对村民自治发展的制约;村级经济的欠缺对村民自治发展的制约;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对村民自治发展的制约.消除这些制约,应从五个方面加以注意1、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不能片面追求政治利益;2、农村村级组织模式的设立和运行应当适合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3、改革现行县乡政府机构和转变工作职能;4、进一步改革财政体制,强化村民作为纳税人的现代公民意识,积极参与政治过程;5、整合乡村社会的利益形态.     

城市化与村民自治的变迁

在城市化进程中,村民自治,既表现为农村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又面临农村社会城市化的机遇与挑战.城市化带来村民自治主体条件、自治环境、自治方式与手段的变迁,赋予村民自治新的内涵与形式,其影响是深刻的和基础性的.在城市化的推动下,村民自治在农村社会关系、组织形式、村民生活方式和分配方式多样性的变动中生成、推进与发展,出现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乃至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部分或整体转制,村民自治向城市居民自治转制的现象.     

农民冷漠参与村民自治原因的经济透析——一种新制度主义的范式

总结农村村民自治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新世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以成本收益论为分析工具和理论视角,立足现代中国农村尚有较多传统农业社会遗迹的现实,综合其他有代表性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及其结论,吸取中国传统的乡村双轨治理模式的经验,并结合国家推行农村村民自治的根本考虑和主要动机,可以看出,以普选和民主监督为基本内容的当代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其巨大的成本而较少的可得利益,是其暂时面临困难的根本原因。而问题的出路,在于发展农业产业化并立足国情改造现代民主制度。     

空心村与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村民进行自我管理的伟大实践,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村民个体是村民自治的当然主体,是村民自治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引起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使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出现了"人去村空"的空心村现象。对于人口迁出地的农村来说自治主体的缺失显然不利于村民自治的成长,而去往城市的农民工由于失去了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即使返乡也很难形成治理乡村的能力。解决空心村村民自治困境需要基层政府、农村政治性维权组织以及村两委三方形成合力促成村民自治的完善。     

村民自治背景下参与型政治文化构筑的探讨

一般来说,特定的政治制度总是与特定的政治文化相互支持,两者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如同孪生兄弟一样成为维护人类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力量,在政治社会中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发展[1]。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基层民主自治制度,需要构筑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符合村民自治制度的需要,同时符合政治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需要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进程。因此,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资本重构:乡村自治组织功能提升的必然选择

乡村自治是体现乡村社会走向民主化之路的关键所在,有效发挥乡村自治组织功能是实现乡村自治的重要保证,而乡村自治组织所占有的社会资本对其功能发挥具有决定性作用。面对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资本与自治组织功能的背向发展,必须从培育村民自治能力、增强传统规范与现代规范契合力、强化自治组织功能内生动力、拓宽自治资源辐射与回流驱动力等方面,重构乡村社会资本,保证乡村自治实效。     

乡村经济贫困与村民自治:问题与对策

民主发展的深层原因不可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发展。较大面积且地域集中的乡村贫困的存在,必将对我们正在积极推行的村民自治产生制约与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乡村经济贫困导致村民流动的加剧及其政治权利的边缘化,将严重削弱村民自治的社会和群众基础;长期无法改观的贫困将使村民失去参与的利益动机,导致政治参与的冷漠;乡村贫困对乡镇政府经济依赖的增强,容易导致村民自治附属行政化的倾向,背离自治的宗旨。消解这些矛盾,必须实施有效的制度供给和政策救济;必须建立健全乡村贫困群体的政治利益表达和整合机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革新民主法治观念,提高基层干部和村民的素质。     

推进村民自治正当其时

正民主需要一定的前置条件,农村民主和村民自治也不例外,但如果认为村民素质低,文化水平不高,农村宗族势力强,没有自治传统,就不适合搞民主和自治,则显然是本末倒置。因为,且不说这种情况并不合乎农村实际,例如,在传统中国乡村,地方自治普遍存在;即便合乎实情,也难以证明素质和文化水平偏低就搞不了民主。其实,民主需要培育,需要在实践中完善发展,而不是等什么"素质""水平"高了以后凭空掉下来。     

中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工具合理性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项中国乡村的民主政治制度 ,兼具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村民自治的工具合理性在于它推动了乡村的政治发展、社会稳定和经济进步。一、村民自治极大地推动了乡村政治发展民主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村民自治作为一项乡村直接民主制度 ,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政治发展。1 村民自治培养了一批乡村的政治精英 ,有利于加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第一 ,在民主选举中 ,广大农民将素质好、能力强、作风正、乐于为群众服务的优秀人才推举为他们的领头人 ,有效地改善和加强了村级干部队伍。民主选举不仅使村级干部结构和素质得到优化…     

论新时期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贿选"、监督乏力、决策不民主、村务公开不到位、"两委"关系和乡村关系不够和谐是目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中的主要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关制度特别是操作性和保障性制度机制供给不足,利益多元化特别是"三元"利益博弈激烈,以及背离现代民主理念的传统习惯、文化风俗和家族观念厚重等。完善和发展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必须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通过建立健全村民公民意识培育机制、科学界定乡村权力边界、划分"两委"职能、推进村务公开和村务监督立法等制度创新,构建科学有效的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中农民泡沫型参选率成因探析

本文通过对村民自治现状的调查及分析 ,认为在当前的村民自治中存在着泡沫型高参选率 ,这种泡沫型的高参选率与农村特有的乡村结构有关。本文从社区记忆和社会分层两个维度将所有的农村分为四种类型 ,指出不同类型的农村对村民自治的接纳程度是不同的 ,村民自治的实施有其村庄基础。     

村民自治在农村政治领域的利益功能

村民自治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实行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农村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后带来的必然的历史进程,是农村治理的有效选择。它一改过去农村政社合一、单一行政命令式的传统治理方式,建立了一种依法自治和直接民主的新型管理方式。试图从农村社会入手,对村民自治这一伟大实践及实行村民自治后农村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已取得的实际效果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从而探究村民自治在政治领域给农民及农村社会带来的实际利益功能。     

村民自治进程主要影响要素分析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主要形式和组织形态.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看,我国农村社会各种因素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习俗反映的传统观念与村民自治所反映的现代观念发生碰撞,对村民自治进程有着双重影响;以家族权威、经济能人及知识分子为主的地方精英,对完善村民自治有积极作用,但其所隐含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国家法律在一些农村地区处于闲置状态,因而,需要发挥国家法律在村民自治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农村群体性事件防范研究:基于村民自治的视角

村民自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一项制度安排,其推行于农村不仅使农村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还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村民自治在发展中仍存在着乡村关系紧张、村两委关系不协调、村干部与村民关系恶化、村委会选举中乱象丛生、村委会选举后的治理矛盾凸显等问题。这些问题如久而不解,则有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危及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鉴于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强化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以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农村群体性事件防范研究:基于村民自治的视角

村民自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一项制度安排,其推行于农村不仅使农村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还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村民自治在发展中仍存在着乡村关系紧张、村两委关系不协调、村干部与村民关系恶化、村委会选举中乱象丛生、村委会选举后的治理矛盾凸显等问题。这些问题如久而不解,则有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危及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鉴于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强化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以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

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是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以项目资源和官员下派等方式整合进入乡村带来的乡村社会治理变化。本文从"国家中心""社会中心""社会中的国家"三个视角梳理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以此作为解释"共栖"的理论起点。本文发现国家权力重新回归乡村社会对乡村基层治理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即国家权力下沉与村民自治并不是此消彼长的互斥关系,而是协调共生的"共栖"关系。乡村社会变迁并非单向过程,而是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回应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户识别和退出、产业引入和发展以及帮扶资源的分配和监督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乡村内部发展,带来我国村民自治的新实践。"共栖"概念反映了我国乡村社会协调治理模式的探索,对村民自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村民自治的行政化与国家政权建设

村民自治在其实际运行中产生了明显的行政化倾向,承担着大量不能给村民和社区带来直接收益的事务.这些事务实质上是国家政权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其成本却由村民来承担,由此导致了激烈的干群冲突.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不再承担这些费用,但是村民自治组织的依附性却更强了.村民自治对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存在着下降趋势,国家很难通过这种"行政化的村民自治"来实现它与村落社区的文化--社会联系.如果村民自治不再是一种国家和村落社区健康互动的有机联结平台,通过它来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最初目的能否顺利实现,就值得检讨和评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