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诉部门的挑战及其应对——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与完善为视角

"两个证据规定"及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裁判主体的地位,必将为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以来,检察环节适用的具体情形如何?实践中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检察、审判环节适用的程序是否相同?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考察检察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适用的实际状况,深入探究其中隐含的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查逮捕阶段的适用——以新刑诉法为视角

审查逮捕阶段是检察机关处理案件的首要环节,在审查逮捕阶段认定、排除非法证据是关键.审查逮捕阶段,应通过审查案卷材料、全面审查证据、加强审查复核力度、建立讨论和报告机制、阶段性风险评估等方法发现非法证据线索,排除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发现与排除的实践把握——以审查起诉为中心

公诉办案履行排除非法证据职责,在审查起诉中发现、排除非法证据是关键。在审查起诉中,应通过审查案卷材料、要求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作说明等方法发现非法证据线索。在审查认定排除非法证据过程中,应及时跟进可能被质疑的证据的合法性证明工作,完善指控犯罪证据体系。     

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浅析及程序完善——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作为一项基本刑事诉讼准则,它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对司法公正的保障。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终在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以立法形式确立,并创造性地将非法证据排除扩展到检察审查环节,赋予检察机关排除职权。但由于规定较为原则化,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仍然存在概念界定不清、程序设置不详等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解析现有法律条文,立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构建科学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机制。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制度建构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创造性地将非法证据排除扩展到检察审查环节,并赋予了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职权。此举无疑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也使检警关系更加趋向合理。但是,由于只是从权力赋予的角度明确了检察机关具有的职权,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在制度运作上仍然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清、程序设置不详、证明责任不明等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完善,构建科学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体系。     

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机制的若干思考

目前学界对非法证据规则的研究兴趣多集中在其产生背景、价值、发展、构建等方面，鲜有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中检察监督问题加以研究探讨。本文从中国的宪政状况和实际国情出发，提出并论证建构一种“以检察机关排除为主、以审判机关排除为辅”程序，即主张确立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中的主要主体地位，并辅以相关的配套工作机制与措施，从而为确立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法治、保护人权和抑制违法的需要，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存在立法不完善、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实物证据排除问题规定不明确等问题，文章认为，应当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在刑事诉讼法、证据法中明确非法证据的种类、排除程序以及例外情形；由控方承担证明其提出的证据合法的举证责任；对于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排除采取不同的排除标准。     

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确定检查机关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定主体之一。根据法条规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多个环节均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和机会,比较而言,将审查起诉阶段确立为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主要环节,更为可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构建和完善,首先应明确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在此基础上,本文就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设计、证明责任分配、配套制度、配套机制等重要内容展开较为充分的论述。     

侦查环节的权利保障机制初探——以侦查环节实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视角

本文从理论上阐述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入手,论述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以及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蕴含的理念,并对建立侦查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操作程序进行了探讨,以期对检察办案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     

以审判为中心对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工作的影响及其应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以审判为中心”成为近期我国政法机关需要落实的重要工作.非法证据排除是公检法机关开展这一工作的“最大公约数”,而“以审判为中心”对检察机关开展非法证据排除工作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这一大背景下,检察环节开展非法证据排除工作存在法律规范、办案时间、排除后果等多重障碍,可以通过改变观念、加强检侦合作、重视裁量、内部整合资源等方式积极应对.     

试析审查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构建

非法证据是影响审查逮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审查逮捕环节必须要排除据以定案的非法证据,切实提高审查逮捕质量.但是,审查逮捕环节书面审查的局限性、讯(询)问取得的言词证据片面性以及缺乏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保障,使得这一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带有主观性,存在一定风险,为此在审查逮捕环节就应当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设置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保障各方权利得到充分行使,有效排除非法证据,尽可能地将据以定罪的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审之外,以减少非法证据排除成本,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益,及时保障人权.     

结合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建立完善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监督机制

新刑诉法完善了刑事诉讼证据制度,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规定检察机关是监督、调查非法取证行为的法定主体。但检察机关在监督非法取证行为时存在自我辨别和发现、调查核实、惩处等方面的困难,应理顺与侦查机关的关系、建立完善对非法取证行为发现、调查核实和惩处机制,从而适应新刑诉法对于检察监督工作的新要求。     

中国大陆地区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涉及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真实发现与程序正当等不同利益的冲突与平衡。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价值选择的不同，体现在不同的排除标准和重点指向上。基于不同的利益衡量，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大体有以下标准：一是根据是否影响证据真实性为标准，影响证据真实性的，予以排除，反之则可以采纳；二是以违法程度和侵犯公民权益性质为标准，严重违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以轻微违法、     

审查批捕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证考察与理论反思

通过对S省C市20个区县的基层检察院进行的调研访谈发现,审查批捕环节非法证据的排除样态与规范文本的预期还存在一定差距。检察文化的惯性思维、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间的特殊合作关系以及与制度间难以有效兼容是实践中所暴露问题的根源所在。为了在审查批捕环节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的制度功能,有必要引入"权利文化"以平衡"控诉文化",创设和改良相关配套制度,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引导其与公安机关的关系从"单纯合作"转为"双向监督",以实现实践对理论的反哺。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适用

正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应适用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这有助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侦查、检察、审判各机关的取证行为,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然而实践中,办案人员由于受司法机关职权本位主义的影响,很难客观系统地形成关于非法证据的排除理念,总是倾向于将打击、惩罚犯罪作为首要的地位而忽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加上司法实践之中,司法机关过于追求诉讼的效率;侦查环节的隐蔽性缺乏必要的监督;辩方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难度较大等因素的影响,非法证据的排除工作在具体的落实上存在一定阻力。本文定位于审查起诉阶段落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韵实证研究

检察机关的特殊地位使其具有排除非法证据的正当性，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其原因在于排除主体的地位模糊，对非法证据的发现机制不畅，非法言词证据范围不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监督不严等。因此，检察机关应该从创新工作机制出发，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以提高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成效。     

我国刑事诉讼中如何完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的构想

科学界定非法证据的内涵，必须考察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背景及立法意图。第一，综观世界各国对于非法证据的态度，其立法本意均是为了限制国家刑事追诉权力、准确惩治犯罪、防止冤假错案、保障实体公正；第二，非法证据的取证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针对的对象是国家追诉行为中的非法取证行为；     

审查起诉阶段非法口供排除探究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使得审查起诉阶段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已具雏形。当前审查起诉阶段非法口供排除对获取非法口供所使用的非法手段界定不清楚,非法口供排除程序规定不明确,缺少与非法口供排除相关的配套规定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司法解释效力存在争议等现实难题。建议进一步规范审查起诉阶段非法口供排除的实践操作,明确审查起诉阶段非法口供排除的程序设置与救济路径,进一步界定非法的内涵与外延,建立检察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等,从多方面进行相应的改进。     

检察人员执法办案环节如何排除非法证据

根据两院三部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依据。这一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与审查起诉时依法主动审查证据合法性的职权。本文以此为议题,试探讨检察干警在执法办案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及实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难的思考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各地法院相继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实践发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治土壤、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缺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差造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难,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