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与定罪互动论”的疑问——与高艳东教授商榷

高艳东教授提出的量刑与定罪互动论试图解决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换罪名。之所以可以变换罪名是因为:其一,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追求精确定罪乃作茧自缚;其二,量刑才是刑法重心,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而让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也不存在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的问题,只不过是高艳东教授没有全面恰当解释刑法而已。同时,刑法的公正包括定罪和量刑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即通过刑法解释可以解决高艳东教授所担心问题,量刑与定罪互动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量刑与定罪程序的分离和独立

量刑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的重要一环,量刑程序的公正性也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我国当前的定罪与量刑程序是合一的,立法没有对量刑程序本身进行详细的设计,因而导致了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可以借鉴国外两大法系在分离量刑与定罪程序方面的一些做法,在我国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     

应激性犯罪的定罪量刑——兼谈药家鑫案的定罪量刑

药家鑫的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关于激情犯罪的概念也一时甚嚣尘上。笔者认为,药家鑫犯罪行为属于典型的动机恶化型应激性犯罪,犯意明确,动机恶劣,手段残忍,应当接受最公正的法律判决,此案一旦轻判将引起示范性的灾难后果。     

也谈贪污受贿最新定罪量刑体系的瑕瑜互见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刑法修正案(九)》的进一步细化.《解释》数额标准的变化体现了“严而不厉”的理念,“数额+情节”模式的进一步细化使得法网更为紧密,而罚金刑的运用使得刑罚体系更加合理化.但《解释》仍存在不合理之处,贪污受贿罪共用同一标准的尴尬,行贿罪与受贿罪处刑的不协调以及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等未作同步调整的遗憾都需要在之后的司法活动中进行修正完善.     

“三位一体”量刑规范化模式的选择及架构——以对当前量刑规范化模式的反思为视角

电脑量刑、量刑建议、量刑程序、量刑指南等主张,或偏执于量刑程序的规范化,或偏执于量刑实体的规范化,不能实现量刑公正。我们应构建以量刑程序为基础,以量刑指南为指导,以量刑说理为辅助的三位一体量刑规范化模式,同时兼顾量刑程序与实体公正,确保量刑公正的有效实现。     

论犯罪人格与量刑公正

法官量刑时既要做到罪刑相适应,以实现刑罚的报应功能,又应考量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矫正难度,以实现刑罚的预防功能,只有二者兼顾的量刑,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将犯罪人格引入量刑机制,使其处于与犯罪行为同等重要的地位,是现代西方国家量刑的发展趋势,也是摆脱当前量刑危机,实现刑罚公正的不二法门。     

诉讼诈骗行为的定罪与量刑分析

诉讼诈骗是特殊形态的诈骗罪.刑法理论上对于诉讼诈骗的观点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应该在理论上坚持对诉讼诈骗独立成罪的立场,等待新的刑法修正案在立法上加以规定;在实践上,适用普通诈骗罪的规定,但是应该采用谨慎严格的适用条件.     

涉“瘦肉精”案件定罪量刑探析

涉“瘦肉精”案件涉及食品安全问题，及时、准确审理该类案件可以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对涉“瘦肉精”案件的定罪、量刑、法律适用等都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     

量刑公正的程序保障

量刑公正是衡量实体正义的标志。量刑公正的程序保障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关键环节,但现行立法却存在定罪和量刑程序不分、控辩双方不能充分参与、法官量刑裁量权不受约束等重大缺陷,难以保证量刑公正的实现。实行定罪与量刑程序适度分离、制定统一量刑指南、强化裁判文书公开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必要保证,也是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标准若干问题探讨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统一了单位与个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一大进步，但是统一定罪量刑标准之后仍然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作为故意型单位犯罪，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仍然应当体现出其特殊性，如此才能有效地解决统一定罪量刑标准之后仍然存在的问题。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论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

在近代刑法学术史上,西方国家曾经围绕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对立,就刑罚价值取向和量刑公正标准量刑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报应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罪行轻重相适应",目的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最后在两者之间形成折中主义刑罚论,认为"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事实情况都是影响刑罚轻重的因素",此说为多数学者所赞同并为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采纳。根据现行刑法第五条规定,我国量刑公正标准属于折中主义刑罚论,表现为"罪责刑相均衡",其精髓在于:刑罚的宽严程度应当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互适应",因此,正确处理法定刑、量刑情节与宣告刑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唯一途径。     

人身危险性的定罪量刑制度研究导论

人身危险性的定罪量刑制度研究导论,是对人身危险性的定罪量刑制度研究实然的写照与应然的期待,依循如下基本路径具体展开：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的主要内容、亟待突破的难题、特色与创新之处等。     

论我国独立量刑程序的构建

＂重定罪、轻量刑＂,＂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等现象是我国司法实践中较突出的问题,直接影响到量刑的公正性。构建独立的量刑程序,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流观点。以程序为视角,可以探讨出独立量刑程序的内在价值。     

中国刑法罪名解释的历史发展

正确认定罪名,对刑事司法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自1949年lO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6月的30年间,中国没有颁布刑法.1979年7月1日虽然颁布了刑法,并于1997年进行了修订,但均未实现罪名立法化.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实现罪名的规范和统一.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一个单行刑法和6个刑法修正案.为了有利于统一司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联合制定了三个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使刑法罪名解释有了进一步发展.确定罪名应当遵行法定原则等项原则,正确认定罪名还应当注意一罪与数罪等问题.     

个案量刑公正失衡的原因分析——以二维视角为切入点

个案量刑公正失衡有其表面、直接原因与深层、间接原因,从表面、直接原因分析,量刑受制于定罪,定罪环节中出现问题则必然影响量刑公正性,把定罪视为形式逻辑三段论最后的结论,定罪环节之中出现的问题有小前提案件事实认定的碎片化,大前提案件法律规范适用的瑕疵性;量刑环节中对量刑公正的影响包括法内因素案件法官量刑裁量因素的复杂性,法外因素社会舆论的压力性。而影响个案量刑公正的深层、间接原因则为法治异化下的形式理性主义的绝对化和科层(官僚)制下的非人性化。     

贪污贿赂罪定罪量刑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1997年修订、后经某些修改、目前正在实施的《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罪定罪量刑的规定,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一些缺陷,似有进一步探讨和修订的必一是贪污贿赂罪的量刑不应以货币额而应以价值量为依据;二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视同贪污贿赂罪定罪量刑;三是违法违规公款消费应按贪污贿赂罪定罪量刑。     

微信群赌博犯罪“情节严重”量刑标准的适用

2010年两高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确定了四种类型的网络开设赌场行为,明确了《刑法》第303条第2款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的量刑标准,对办理网络赌博犯罪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随着微信、手机APP等各类娱乐媒介的兴起,有别于四种类型的新型赌博方式越来越多出现在社会大众的视野。实践中,该类网络赌博犯罪的争议视角往往在集中在对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的区分,并且多倾向于认定为开设赌场罪,但对能否适用情节严重的量刑标准关注甚少。能否适用与《刑法》罪刑罚相适应原则密切相关,虽看似争议不大,实则很大程度上困扰着司法实践。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定罪量刑的再思考

我国刑法第294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三个罪名,这为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条款规定在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定罪量刑方面尚存在不足之处,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以期引起立法机关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