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

在混乱的裁量观和不当的司法审查强度理念下,司法对行政裁量的"隐匿"审查广泛存在。要解决"隐匿"审查的问题,则应当在裁量观、司法审查标准、审查方式、判决方式等各方面作出努力。当然,该问题的最终解决赖于《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而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并没对此作出整体性的规定。     

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比较研究

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是世界通例，但司法监督的范围、方式各国的法律规定略有差异。我国法律对仲裁的司法监督采取内外有别、撤销与不予执行并存的立法体例。不论是涉外仲裁的撤销与不予执行司法审查理由一致，还是国内仲裁的实体与程序双重审查并重，抑或是存在撤销与不予执行并列程序，都存在着诸多弊端，需要在仲裁法律上作出相应变革。     

自动化行政合法性审查机制的构建

自动化行政作为一项新型行政活动方式,因其运行机理的特殊性,加之理论研究的薄弱,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愿审查”“形式审查”和“审查不能”等问题,因而备受争议。本文基于自动化行政的运行机理,提炼总结出主体、内容和程序等三方面合法性审查要件之特殊性,并分析了实施合法性审查的对象范围。司法裁判应跳出传统行政行为的固有审查逻辑,秉持“功能主义”“行政过程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在厘清自动化行政各方主体的角色定位与责任划分之前提下,坚持对自动化行政决策过程进行整体性审查。为避免对自动化行政造成过度冲击,在个案裁判中还应当引入利益衡量机制、拓宽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     

考试判断余地的界定及其司法审查标准

考试法上的判断余地是指在国家统一考试的阅卷过程中存在的,具备行政权力特征、专属于考试主体、只受有限司法审查的高度属人性判断。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导致了考试判断余地的产生,其类型包括雷同卷的判断与评分的判断。考试判断余地并非绝对排除司法审查,一旦产生法定瑕疵,就应当受到全面的审查。     

论高校教育管理纠纷司法裁处中的困境与完善路径

高校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确认,不仅受高校历史传统和法律地位的限制,更受到高校教育管理权的制约。我国公立高校教育管理权包括行政管理权和学术自主权,行政管理权行使接受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应无法律上的障碍,但学术自主权行使的司法审查和救济却面临制度设计上的缺失。因为大学自治彰显的是"象牙塔"内独有的学术自由与尊严,大学法治凸现的是高教治理规则与一国法制体系的呼应。自治与法治并行不悖,自治决定司法审查对教育管理的部分纠纷在裁处上的限制。依法全面规制教育管理纠纷,仅有司法审查机制远远不够,尚需构建教育仲裁制度并完善现有教育立法,以应对大学自治中的弊端。     

论盗窃罪构成中的秘密要件

盗窃罪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犯罪类型,但是由于立法与司法上的缺陷和不足,使得这一犯罪的认定出现了争议,主要争议点之一便是是否应将秘密窃取作为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文章由此入手,分析了当前的肯定和否定观点,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建议——以200份贪污受贿案件判决书的实证分析为基础

对200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存在量刑偏轻、量刑失衡、基准刑之裁量唯数额论、从宽量刑情节认定不严格和适用不规范等问题,其产生原因包括法制传统、司法体制、立法缺陷、司法积弊和司法人员素养等因素。基于腐败犯罪的状况和中央的反腐态度,司法人员应转变轻刑化理念,贯彻从严惩腐的刑事政策。完善司法体制、改善司法环境、强化检察权能、提高司法权威是改变量刑偏轻的可行思路。刑法上重置受贿罪的罪刑结构并增设常见的犯罪情节,司法上构建二元处罚标准的量刑方法,完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是促进量刑均衡的有效路径。观念上厘清受贿罪的罪质及影响其罪责程度的要素,实践中更加注重其他犯罪情节对刑罚的影响,是化解基准刑之裁量唯数额论的理性思维。判决书中加强有关从宽量刑情节的说理,有利于解决从宽量刑情节认定和适用中的问题。     

我国司法尊重的现状与检讨——以判断余地理论为分析工具

我国司法机关审查行政行为,虽未明确引入德国的判断余地理论,却具有某些近似的特征与类型。我国采用"原则-例外"的审查模式,原则上对行政机关在个案处理中的法律解释,法院完全审查,只在例外情形下赋予部分尊重,如某些价值判断、高度技术性科学结论等情形。在高教案、医药领域等存在司法尊重的迷思、表里不实的问题,更可能以"专业性"的面纱遮蔽应有的司法审查,司法尊重过剩。判断余地理论之下,我国应限缩司法尊重的范围及程度,扩张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微信电子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

在刑事诉讼领域,微信电子证据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有些微信电子证据甚至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微信电子证据适用存在诸多疑难问题。在法治层面上进一步完善微信电子证据收集程序,健全微信电子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需要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实现微信电子证据审查判断的规范化。     

从裁判到规范：立法中司法输入的理性审视

法的滞后性易导致司法在面临“无法可依”境况时出现“同案异判”的结果。司法机关主要通过完善“类案检索”机制统一司法适用以缓和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张力，然而判例的非法律渊源地位决定了“类案检索”机制的局限性。为实现类案统一裁判，应当探索一条司法裁判上升到立法规范进而指导审判的路径。面对司法与立法之间的鸿沟，在法院、法官二元结构下，实现从裁判到规范、从实体到程序两方面，都有一定的探索和经验。架构于理论正当与制度可能的基础之上，在实体、程序两方面突破及立法权下放的背景下，通过厘清立法中司法输入的理性边界，畅通立法对司法裁判的甄别、吸收机制，在理性的边界内实现从司法裁判到立法规范的升华。     

海峡两岸民商事司法协助的现状、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途径

自2009年两岸共同签署《互助协议》以来，祖国大陆与台湾区际司法合作与互助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经裁定认可的大陆判决无既判力、“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适用范围窄、不认可大陆法院出具的离婚调解书、欠缺判决的认可与执行机制和两岸管辖权冲突的协调机制等。因此，有必要在不断充实和完善各自单边立法与共同签署的区际协议同时，解决调解协议的有效性和执行力问题，扩大两岸法院认可与执行民商事裁判的司法文书、明确管辖权范围，将不方便法院原则作为处理两岸民商事管辖权纠纷的重要制度，使得两岸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更顺畅。     

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论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总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仰赖于国家司法机关和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对刑事诉讼程序规范的遵守。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违法现象较为严重,其原因除了“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外,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制度的缺失也是重要的原因。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的存在有其正当的哲学根据、宪法根据、逻辑根据及现实基础。我国必须确立以程序性法律后果为主体的刑事程序法律责任基础,以司法审查和程序裁判为责任实现途径的刑事诉讼程序保障机制。     

公安机关调解民事纠纷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公安机关调解的民事纠纷日益增多 ,但现有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不具体、不明确、不合理。应在立法上将公安机关调解的民事纠纷分为因违法犯罪引起的民事纠纷和一般民事纠纷两类 ,并分别作出专门规定 ,以提高公安机关对违法犯罪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的调解的法律效力 ,明确公安机关调解一般民事纠纷的范围、原则、程序、效力     

Judici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of the Support Rights and Interests for the Elderly Rights——Taking the Sample of Judgement Documents from 2013-2018 as Analysis Object

The support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is one of the core issues of an aging society.Judging from the judgment documents on support dispute cases in recent years,maintenance disputes mainly occur in the kinship structure of parents and children,the support obligators are mainly men,the content of support is mainly material appeals.In the judicial process,there are some characteristics worth studying,such as lawyers,intervention,judges,thinking,reasoning and expression.In view of this,the curre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elderly'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should be carried out around the goal of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efforts should be made,such concept renewal,system improvement and spiritual support prospect.     

将反性骚扰纳入民事立法的议程

自2001年7月以来,中国大陆已经有十余起性骚扰民事诉讼案件。原告经历的艰难立案过程以及多数案件最终败诉,与中国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中反性骚扰立法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200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但是,保障原告顺利发动诉讼,改变“借名诉讼”和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无所依存的局面,需要中国的民事立法加以呼应。文章认为,我们应当借鉴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充分考虑中国历史、文化等社会背景,在民法、劳动法、民事诉讼法等法中增加反性骚扰的内容。目前反性骚扰的立法可以先由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司法解释。     

新条例制度环境下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变化探析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重新塑造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环境。而新条例所塑造的制度环境必将会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产生重大影响。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新条例所塑制度环境,对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审理、审判理念和裁判思路做出相应调整,尤其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裁判理由、合法性标准、类型化快速审理、行政与司法双重解纷、原告主体资格、法律责任主体认定、受案范围、主动公开、审查对象、审查重点等问题应予以关注。     

我国少年刑事政策现代化取向的实体法解读

现代少年刑事政策精神,正逐渐注入我国刑事实体法之中,其必然性结果是促使我国少年刑法制度走向现代化和走向成熟。然而,在我国,现代少年刑事政策精神向刑事实体法的注入,主要不是通过人大对刑法典的制定或修改来进行的,而主要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和2006年的两个相关司法解释来进行的,这两个司法解释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了我国少年刑事政策以及少年刑法制度的现代化取向。也正因此,在上述司法解释与我国现行刑法之间,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冲突或紧张关系。要想避免司法解释与现行刑事法之间的冲突或紧张关系,一个最终的办法就是通过人大立法,尽快制定、完善我国独立的少年刑法制度。     

当前调解热背景下调判关系的冷思考——以调判关系的历史变迁为视角

法院调解一直被视为我国司法工作的＂传家宝＂,在定纷止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在司法实践中也倍受青睐,＂重调解、轻判决＂倾向一直根深蒂固。2010年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16号）后,调解进一步升温。但在当前这种高度的调解热背景下,应当如何看待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值得反思。本文主要以调判关系的历史变迁为视角,在对调判关系进行历史梳理,探究我国偏重调解历史原因的基础上,进而深入探讨时下应当如何正确处理调判关系,以期在调解问题上对我国制定适当的司法政策有所裨益。     

执行异议之诉与破产程序衔接法律问题研究

被执行人进入破产程序后正在审理的执行异议之诉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因受相关立法对执行异议之诉与破产程序衔接缺乏具体规定、法院裁判理念及管辖存在争议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不同法院的裁判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破产程序的启动并不必然导致执行程序的终结;另一方面,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对界定债务人财产范围具有证明效力,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并不因破产程序启动而必然终止。在加强与破产案件审判协调的基础上,应根据破产程序所处不同阶段、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执行异议之诉起诉主体等因素,对执行异议之诉予以分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