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的思考方法下的参加理论

奉行"散在的思考方法"的传统共犯理论,将存在意义上的"共动现象"与规范意义上的"共同犯罪"混为一谈,强调在不法阶层严格区分正犯与共犯。即使认为这一强调确有必要,也与学者们同时坚持的结果无价值论、构成要件实质化等主张相抵牾。刑法释义必须贯彻体系性思考,有关犯罪参加的诸多理论,应当出入于同一屋檐。据此,正犯主犯递进关系论不能成立;我国《刑法》第29条第1款后段难以为运用"规范意识"概念区分间接正犯与教唆犯的主张提供支撑;采纳结果无价值论就不能赞同共犯从属性说;提倡实质的构成要件论就必须坚持单一正犯体系等。从教义学基础与理论自洽性这两种不同层次的体系而言,都需要以单个行为人的行为作为理论基底,采取单一正犯视角去分析"共动现象"。     

论正犯与主犯的功能分离:比较的维度与中国的立场

大陆法系国家中有关共犯的立法体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模式:单一正犯体系与二元区分体系。二元区分体系之下必须要回答正犯与共犯如何区分的问题。由于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采取二元区分体制的国家在立法上明确区分正犯与共犯,且教唆犯、从犯(帮助犯)的处罚不能高于正犯,在这一背景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愈趋实质化。我国当下的共犯立法在应然层面上不能采取单一正犯体系,应该采正犯与主犯的分离式阶层判断体系。正犯的功能在于不法的连带性,主犯的功能在于刑罚的调节性。基于此一立场,间接正犯与共谋共同正犯等概念均不应存在。我国立法之下的正犯应该形式化地予以理解。     

两类犯罪参与体系理论比较研究——兼评我国刑法的犯罪参与体系

在各国关于共同犯罪的刑事立法中,存在着区分正犯与狭义共犯的二元参与体系和不作上述区分的统一正犯体系两大类型。统一正犯的本质并不在于是否区分不同的参与样态,而在于对统一正犯而言,不同的犯罪加功样态并无刑罚制裁资格上的重要性;二元参与体系在法律条文中,不仅就犯罪成立概念性地区别正犯与狭义共犯,亦于刑罚评价上区别二者之体系。二元参与体系的主要特点并非在于对犯罪加功类型的区分,而是其在规范上对于不同的加功样态机械地配置了轻重不同的刑罚效果。统一正犯概念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避免参与类型区分上的困难。我国刑事立法上对犯罪参与体系采用的是统一正犯概念,共犯自然不需从属于正犯成立。     

论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归属

以是否区分参与人的类型和程度为标准,划分了单一正犯体系和区分制共犯体系。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所有犯罪参与者只要为犯罪成立提供条件的,均按照正犯处理;将犯罪参与者以作用的大小为标准划分为主犯、从犯;对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规定了统一的法定刑;这些均符合实质的单一正犯体系的特征。将我国犯罪参与体系归属为单一正犯体系,避免了理论上因区分正犯与共犯而导致的问题,有利于科学定罪、合理处罚。     

单一正犯体系初论

虽然单一正犯体系将所有提供原因力贡献的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但不妨碍在不同的行为人之间进行区分，该体系最大的优点是省去了正犯和狭义共犯的区分，最大的缺点是弱化了构成要件行为的概念；我国采取的是二元区分体系，但是因为带有单一共犯体系的某些特征，导致共犯认定上的一系列难题。     

统一正犯体系之评估

统一正犯体系以扩张正犯概念为前提,不作正犯与共犯之间的区分,如此做法,能化解德、日区分制体系下正犯与帮助犯之界限、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界限、过失共犯等诸多难题;且从外观表现上,显得更为经济、便利,逻辑上亦更为通畅。但其在着手之标准、特定参与类型的除罪化、量刑事由等方面也面临一定的困难。     

论我国继续坚持单一正犯体系

考察各国刑法规定,以处理参与形态与刑罚处断关系的模式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的犯罪参与体系,即分离正犯与共犯的从属性说、分离正犯与共犯的单一正犯体系、包容正犯与共犯的单一正犯体系.我国刑法没有区分参与形态,因此,参与形态与刑罚处断“相对独立”,应当归类于形式性单一正犯体系.而且,在具体问题上,还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规定,使得处罚范围合理、刑罚裁量得当.     

我国大陆地区犯罪参与体系的归属研究

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刑法理论通常将世界各国家、地区有关共同犯罪的立法体例区分为单一正犯体系和正犯与共犯区分体系。将我国大陆地区的共同犯罪立法模式与典型的单一正犯体系和区分参与体系进行细致比较,可以认为大陆地区的立法模式兼具两种犯罪参与体系的特征,实为混合的犯罪参与体系。     

论共谋共同正犯理论的中国化

共谋共同正犯是日本刑法理论特有的概念,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并不会破坏实行行为的定型性,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并且也遵守了个人责任原则;同时能够促进我国的共犯参与体系从"主犯"为中心向以"正犯"为中心转变,在对共犯人法律性质做出准确认定的基础之上,实现量刑的客观化、公正化。但是要实现共谋共同正犯在中国的本土化,还要对共谋共同正犯的成立条件进行以"正犯意思"和"对实行行为高度的支配力"为主体的主客观"双重限制",以共谋共同正犯为中心划定其不法上下限——间接正犯与狭义的共犯。     

论角力性网络犯罪的正犯归责进路

共犯正犯化立法修正了网络归责框架,但同时凸显诸多问题。实质正犯概念重塑了单一制正犯的形象,正犯的基础性责任认定不明,传播性理论衍生出强制归责的危机。我国适用正犯与共犯相区分的双层次分类制,网络犯罪中共犯行为对于结果的实质贡献,影响正犯行为与结果间因果链条的坚实程度和正犯责任之分担,因而正犯与共犯可通过双层分类制构建角力性关系。角力性关系中的正犯归责应当在客观的因果关系中引入危险性判定,在主观上强调真实预见可能,据此方可对网络犯罪规制有所裨益。     

国家公共管理中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经长期积淀形成的具有正义规范意义的国家公共管理取向和社会政治价值定义,具有超地域政治之特性。公共理性是执政党提高执政绩效、规避执政风险的经验性伦理系统。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一个政党的公共执政,必须具备这种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不仅要求有一套富有政治个性的解释话语,更要求这套话语合符社会公共判准。本文从七个方面诠释了公共理性的一般内容。     

论公共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

公众参与是公共政策本质属性———公共性的内在要求,是政治民主化、行政民主化发展的需要,是治道变革———政府治理工具选择转变的需要,是增强党和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公众参与可以弥补政府决策的有限理性。     

公安机关危机公关

公安管理中的危机公关是指公安机关面对危机事件所采取的旨在减少危机破坏程度的沟通信息和树立良好形象的公关战略。公安机关危机公关主要有以下形态:突发性事件引起的公关形态;公安机关行为不当造成的公关形态;信息沟通不畅引发的公关形态。     

新公共管理中公共组织模式的嬗变

新公共管理浪潮中的政府再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矫治了官僚制规模庞大、权力集中和垄断等痼疾,但并不能摈弃官僚制。政府官僚制仍将在政府掌舵职能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反思——读《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有感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的《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一书，由于我国经济环境的制约、制度化建设不足和公民参与素质不高的原因，要对其进行批判性研读。该书给我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完善带来了观念上和实践上的启示。观念上，管理者和研习者分别要更新管理观念和研习观念。实践中，决策参与的制度化和决策参与技术需要再思考。     

略论警察公信力在警察公共关系中的作用

公共关系是社会组织通过双向信息传播,树立良好形象、赢得公众支持合作、获得事业成功的管理功能和经营艺术,它的最大特征是以真诚为信条。建立良好警察公共关系,必须抓住真诚这个特征,努力提高警察公信力,改善警察公信力不高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在角色定位、人性执法、公正执法、规范权力、制度保障、德政建设和危机攻关等方面提高警察公信力。     

公共行政心理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探究

公共行政心理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行政心理。自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本身正浩浩荡荡地向公共社会挺进,行政管理研究突破了现实行政管理的视野和境界,从传统行政管理研究的范畴进入了一个新的涉及心理和心态的管理领域,无论是人们心理还是行政管理都越来越明显地具有、体现和表现了公共性。公共行政心理的实质是人们对行政管理实践活动的主观反映,并能通过行政行为能动地作用于包括行政体制在内的社会政治制度。公共行政心理包括公共行政个体心理、公共行政群体心理公共行政组织心理等三方面的内容;公共行政心理受教育发展水平、整个社会心理、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变革和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公共行政心理对行政管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行政理论、行政行为和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     

论公共政策过程中政府公关的重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关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把公共关系引入政治领域,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它与公共政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同时,作为分支体系的政府公关则与公共政策联系更为密切。政府公关在公共政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着公共政策的全过程。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基石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及背景支持 ,对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进而实现其良好的施行效果具有实质性的作用和极其重要的功能 ,可谓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的基石。然而 ,履行公民参与也存在诸多现实问题与争议。对此 ,必须深入反思并研究对策 ,以进一步推动公民参与的发展 ,制定出有效的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