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刑法中的谋杀罪

谋杀罪是英国普通法中重要的犯罪之一,虽被立法化,但其法律定义和构成要件面临着审判实践的挑战。传统谋杀罪定义中的自然人出生、死亡及受害者死亡的时间限定等因素或受到冲击,或被予以废除。在谋杀罪因果关系方面,存有事实和法律关系、“由于”原则、促进原因、必要原因、中介行为和事件等要素或部分,但每一要素都有例外之处。谋杀罪犯罪心理——恶意预谋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它应包含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或造成他人重伤的故意。谋杀罪的死刑刑罚被1965年的《谋杀罪法》废止后,其终身监禁的刑罚方法也受到冲击。     

美国刑法的重罪与轻罪

把犯罪分为重罪与轻罪，在西方国家，无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是很普遍，如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泰国、美国等的刑法典对此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在这一点上，各国除大多分为重罪与轻罪外，有的只规定重罪，其他推定为轻罪：有的只规定轻罪，其他推定为重罪：有的把叛逆罪列人重罪内或单独为一类；有的在轻罪中还包括重轻罪和违警罪。对叛逆罪美国在宪法中作了特别的规定，宪法第3条第2款规定：“反对美国的叛逆罪只限于对美国进行战争，归附美国的敌人，并给敌人以帮助或鼓励的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区分叛国罪和重罪的意义不大，故美国刑法只是把叛国罪作为重罪的一部分，而没有独立为一类。     

论香港刑法中的谋杀罪

在香港刑法中，谋杀罪既是普通法上的严重犯罪，也是制定法上的严重犯罪。制定法中虽然规定了谋杀罪的罪名，但谋杀罪的定义及构成要件仍需依赖普通法来规范和阐明。本文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对谋杀罪在“九七”之后的法律适用等问题作了论述。“九七”前，香港刑法中的谋杀罪的定义和构成，与普通法系其他刑法，尤其与英国刑法规定无异：“九七”后，香港刑法谋杀罪中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用语和内容应予废止。     

结果加重犯与重罪谋杀罪原则比较研究

结果加重犯,又称加重结果犯,一般认为是大陆法系的概念,其所解决的是行为人在实施某一基本犯罪的过程中又额外发生法定重结果,应当如何处罚的问题。对此,英美法系国家采取了所谓的重罪谋杀罪原则。结果加重犯与重罪谋杀罪原则尽管属于不同的刑法理论体系,但从渊源上看,都是来自中世纪教会法中的自陷禁区理论,在适用的范围上有部分重叠,并且均对实施犯罪的行为人加重处罚。两者的差别是对在实施某种犯罪过程中发生重结果的,规定了不同的加重处罚方式。透过比较法上的研究可以得知大陆法上的结果加重犯模式是更为妥当的做法。     

美国重罪谋杀规则的限制性措施评析——以People v.Howard案为视角

犯罪意图与犯罪行为是英美法系中最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但重罪谋杀规则却被某些学者视为这一原则的例外。由于重罪谋杀规则不要求行为人对死亡结果存在恶意或预谋,却对行为人以谋杀罪论处,引起了诸多争议。不可否认的是,重罪谋杀规则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便利性,因而在重罪性质、罪数、因果关系等方面做出限制后得以保留。我国刑法中也存在类似的规定,并且同样面临刑罚过重和基本罪范围过宽等问题,有必要借鉴美国对重罪谋杀规则的完善,明确我国相关规定的法律性质,严格限制其适用,减少司法的恣意性。     

我国刑法中轻罪与重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轻罪与重罪的划分,仅指轻罪行与重罪行的划分。在学术界关于区分轻罪和重罪的四种观点中,以一定法定刑为标准认定罪行的轻重具有充分的依据。认定轻罪和重罪法定刑的分界线当以有期徒刑3年为限,即凡法定最低刑为3年或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行都是重罪,反之便是轻罪。我国刑法存在若干轻罪与重罪界限不明的条文,需调整其罪刑关系。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只存在于重罪之中。     

犯意之于美国刑法中的共谋

从构成美国刑法中犯罪横向典型样态的共谋的发展历史和构成角度出发,围绕共谋当中的犯意规定加以研讨,主要考察了美国刑法实践对于意图以及明知的选择,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针对随附情状的犯意,并且考察了动机在共谋犯罪当中的相关性的有无。     

论刑法中重罪与轻罪的划分

刑法将犯罪划分为重罪与轻罪是罪责刑相称原则的必然要求,它使得立法更为科学、严谨,并将其固有的评价、引导、威慑功能进一步增强。同时也是刑事一体化思想的切实贯彻,对刑事实体法、程序法的适用产生直接的影响,使司法机关能够在对刑事案件在准确定罪量刑的基础上进行分流和快速处理,提高司法效益,兼顾公正与效益两个目标,具有重要的刑事政策意义。我国应当采用自由刑的刑期作为重罪与轻罪的划分标准,具体以3年有期徒刑作为分界线为宜。     

略谈英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正> 在英国早期的习惯法上,当犯罪构成还溲有形成理论,犯意和犯罪行为等还没有成为构成犯罪的要件时,行为人对其行为要负严格的责任。即不论犯罪人的思想状况和意图如何,都要对他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负责。而认定犯罪的标准就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就叫因果关系。在犯罪构成理论发展以后,因果关系仍然是认定犯罪的一个重要标准。在目前的英美刑法理论中,因果关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论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方式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十分具体的司法实践问题,也是刑法学者争论最大的理论问题之一。本文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及我国有关因果关系理论为切入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做些新的探索,对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建议。     

重罪案件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冲突及融合

刑事和解概念虽从国外产生,但它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以及和谐社会理念吻合,它融合了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感因素,符合以人为本、和谐有序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和现实需要,重罪案件刑事和解虽然与刑法基本原则存在冲突,但更存在价值取向上的契合。重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和解不仅应当而且可能。     

美国联邦刑法法典化述评

美国联邦尚无刑法典,然自建国后,联邦一直致力于刑法法典化,从1790年《治罪法》至1948年《联邦法典》第18主题,到1982年《联邦刑法典草案》,长达200多年的刑法法典化事业至今未竟。联邦刑法法典化呈现独有品性,即启于内外因素双重驱动、历经形式编纂到实质编纂、本体即权力扩张与限制、价值思维系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统合。联邦刑法法典化目的理性,其搁浅缘于工具不善。基于现有刑法不力、刑法治危机以及刑法典的天然优势之事实,结合刑法有效、公正、人道之目的,得以推导出刑法法典化仍需继续之应然结论。未来,联邦刑法法典化之路仍旧遍地荆棘,而联邦刑法典能否问世,取决于美国所动用的实践理性。     

论刑法国际化下我国刑法的发展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法律制度的国际化步伐也在加快。基于对人权保护重要性的共识,刑法国际化已经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刑法完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国作为法治后发型国家,其刑法现代化的进程应该顺应当今世界的刑法趋势,在刑法国际化的背景下,应立足于中国已有的刑法国际化立法,积极合理地吸收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在注重我国刑法本土化发展的同时,注重刑法理念的更新和现有刑事制度的完善,减少我国刑法国际化进程中的差异性,以便促进我国刑法的长足发展,实现刑法应有的机能。     

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理性探讨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实质的刑事法治,尤其需要高度重视、重新审视和检讨刑事政策的公正价值与谦抑宽容理性,合理兼顾犯罪防控和人权保障。在理论上,片面强调以报应主义论证刑法公正,把“刑法公正必然内在要求报应主义”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是存在很大疑问的。在刑事政策意义上的相对公正理性,不但内含了对犯罪规律的基本认识、对犯罪态势的基本判断、对可资利用的现实物质基础和精神文化资源的基本估价、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考量、对人权尊重的基本态度,还内含了人性假设的基本立场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价值权衡和价值取向。现代刑事政策内含的谦抑宽容价值理念应当充分体现出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地体现相对公正、最小限度地维持必要秩序这样一种“三大一小”理念;因此,现代刑事政策理念应当坚持“人权保障至上”、反对“犯罪防控至上”,坚持“公正至上”、反对“效率至上”。     

“重重”：世界范围内教育刑主义的反动

面对严重危及社会生存与发展、民众安宁与秩序的一些严重犯罪,"重重"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刑事政策选择现实与趋势."重重"绝非一种重刑主义政策,其核心含义与要求是严密法网并严格责任.其基本的理论假定是:既然刑罚的矫治罪犯、回归犯罪人并预防犯罪的目的对有些犯罪与犯罪人难以达到,那么起码有一点能够做到,那就是,让刑罚发挥其能够起到的惩罚犯罪的作用,从而更好地保护社会.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论纲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在刑法自身需求和刑事政策引导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其中,刑法自身的需求是内因,而刑事政策的引导则是外因。犯罪原因的多样化、刑罚根据的科学化和刑罚的人道化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核心在于刑法要自觉地接受刑事政策的指导,无论是刑法的制定还是刑法的运行,都要纳入刑事政策的框架,在刑事政策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但是,刑事司法在接受刑事政策指导的时候,应该将刑事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严格控制在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内,绝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去执行刑事政策。     

美国版权侵权刑事责任的评析

美国国会分别于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通过了《反电子盗窃法》和《数字化千年之际版权法案》两部法律,将版权法、联邦刑法及其相关法律进行部分修正,试图强化对于通过电子方式构成的版权侵权的刑事处罚和对版权人的保护。这两部法律与相关法律一起构建了比较全面的版权刑事保护体系,因此分析美国最新版权侵权的刑事责任的发展,有助我们研究完善版权的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线索的分析

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曾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生过激烈论争,证据学家威格莫尔与法律改革家豪尔乃是论争中对立的双方,其论争的历史贡献在于引出了近现代西方证据法(学)发展的两大论题:"证据法应以证明性为中心还是以可采性为中心"与"如何处理证据规则的实现和诉讼程序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确立与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的诸多争论与威格莫尔和豪尔当年的论战存在诸多"历史相似性",故有必要进行关联审视。由于我国证据立法以证明性而非可采性为中心,证据规则的实践运行环境不容乐观,理论研究也因为一直受到证据学进路的统摄而不能获得独立。为摆脱困境,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即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同时实现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即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     

刑事立法完善之我见

加强刑事立法,对推进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和提高执法能力与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国刑法应设立见死不救罪,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把经济性犯罪的死刑规定减少到最底限度;同时建议将测谎仪等问题纳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