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使用“的”字结构的语法特点

本文从文理的角度,对《刑法》使用“的字结构”的多样性、明确性和规范性特点作了论述。认识这些特点对刑事司法实践活动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刑法》第285条规定若干问题研究

近年来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犯罪日趋严重,《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作了修改,但是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刑法》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刑法》第287条利用计算机实施的其他犯罪之间是存在区别的,且两者罪名规定的行为之间存在“牵连犯”情况.     

论影响力交易罪及我国相关立法完善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一种犯罪。影响力交易罪与我国刑法相关犯罪有一定的交叉或重合,但仍有一些内容未被我国刑法所调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对影响力交易行为作了进一步规范,但在贿赂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及有关限制条件等方面应该进行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溯及力研究

2011年5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对刑法总则作出修正,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广泛地体现在刑罚和刑罚的具体运用两章中。修正后的刑法总则有宽有严,将适用到刑法分则中的所有犯罪。在新旧法律过渡时期,司法机关在适用新法时,必须严格依照《刑法》第12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最高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对适用《刑法修正案(八)》涉及溯及力的部分问题作了解释,但对限制减刑的规定有悖于《刑法》第12条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我国刑法体系多元化及惩罚体系变革的思考——以日本《轻犯罪法》为视角

日本《轻犯罪法》仅有4条,共规定了对33种轻犯罪行为的处罚。该法规定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十分微弱,有些条文内容更似规制公民道德。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比:在处罚行为范围上,《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范围远远大于《轻犯罪法》;从处罚力度上看,《治安管理处罚法》略重于《轻犯罪法》;从法律包含内容上看,《治安管理处罚法》内容远远多于《轻犯罪法》。多元化的刑法体系有优点也有缺点,总体来看,我国刑法体系应当朝多元化的方向变革,与此同时,我国惩罚体系应从目前的"刑法典+行政处罚(含治安管理处罚)"的结构向"行政处罚(含治安管理处罚)+轻犯罪法+刑法典(重罪刑法)"的结构进行变革。     

新型盗窃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264条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种新型盗窃行为归入盗窃罪中,并没有规定盗窃数额的限定,从而扩大了盗窃罪的适用范围,加大了盗窃罪的打击力度。自从三种新型盗窃罪的规定出台以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较多问题,诸如对新型盗窃罪中"户"、"凶器""扒窃"内涵的界定,新型盗窃罪的入罪标准及犯罪形态等。为了正确适用《刑法》,准确地打击盗窃犯罪分子,实现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统一,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种新型犯罪的理解适用及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期待新的司法解释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以《网络安全法》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修正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一步强化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与此同时,变动后的刑法条款在适用过程中仍存在不少基础性的问题。近期通过的《网络安全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内容有更清晰的界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司法适用过程中应当结合《网络安全法》的规定,对"公民个人信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等概念进行准确理解和运用,以达到刑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统一。但是,《网络安全法》只是暂时的替代品,为了实现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应当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     

刑法修订前后惩治职务犯罪立法比较

刑法修订前后惩治职务犯罪立法比较杨子明＊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会议庄严通过全国人民期待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经过十七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届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作了修订。修订前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从两篇...     

《新罪行名刑论》即将出版

由贵州省刑法学会秘书长、贵州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刑法教研室副主任刘鹏先生主笔的《新罪名刑论》即将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对1993年7月2日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或颁布的刑法《补充规定》、《决定》、《条例》中规定的新罪名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和论述,内容全面新颖,语言流畅自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我们的刑法教学和实践工     

台湾地区《组织犯罪防制条例》及其借鉴

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惩治黑道犯罪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台湾地区刑法第154条、《检肃流氓条例》和《组织犯罪防制条例》。《组织犯罪防制条例》系在前两者基础上修订而成,对组织犯罪的定义、处罚量刑以及特殊的证据制度和诉讼程序等方面作了比较完善的的规定,对我国大陆地区增设特别的证据制度和刑罚制度,制定惩治黑恶势力犯罪的专项立法,提高"打黑除恶"斗争的实效可资借鉴。     

法律语言中“可以”语意特征分析——兼论语言规范和法律语言规范

日常语体中常见词"可以"词义特征并非单一,而法律语体中"可以"的语意特征更趋复杂。本文通过对该词《刑法》用例的全面归纳与分析,探求《刑法》中"可以"的各种不同的语意特征。一般法律人士认为,《刑法》中"可以"主要表示授权性规范,给司法机关以自由裁量权,即表示"可能"意,而实际情况则不然,所以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议。     

论《刑法》重构的基本问题

由于现行《刑法》存在众多的缺陷和客观形势不断地变化,刑法学界一直酝酿着修改《刑法》,立法机关也已将其提到了修改议程。经过多年的研究,笔者认为,对《刑法》仅进行小范围的修改己适应不了形势的需要,有必要重构《刑法》。 一、《刑法》重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刑法》在立法技术上存在诸多缺陷是《刑法》需要重构的重要原因。     

对《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的探讨

我国刑法第121条已对偷税、抗税罪作了规定。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刑法第121条已不能完全适应同当前严重的偷税、抗税犯罪作斗争的需要。为了有效地同这类犯罪作斗争,保证税法的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2年9月4日通过了《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因此,《补充规定》是对我国刑法第121条的偷税、抗税罪所作的全面的、重要的补充和说明。鉴于《补充规定》的内容较多,本文试就《补充规定》中的若干问题谈点浅见。     

侵犯国家秘密犯罪立法研究

一个国家的法制总是有一个从不完备到完备的发展过程,尽管在修订1979年《刑法》时,立法者为了使新《刑法》的"侵犯国家秘密犯罪"具有科学性,已采取了一些合理的举措,但在犯罪分类、罪状表述、法定刑配置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对此,在现阶段,应通过刑法修正案等方式对有关条文予以完善;在重新修订刑法典时,则有必要重建其体系。     

男性性自主权的刑法保护研究——兼论强奸罪的立法完善

对人们性自主权进行有效保护应当是当代立法维护人格尊严与基本权利的必然选择,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刑法》只确立了对女性性自主权的保护而忽略了男性性自主权保护的问题,体现在具体规定上,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强奸罪的被害人只能是女性而不可能是男性。实际上,就域外刑法有关强奸罪的规定来看,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没有作上述狭隘的界定。为此,需要修改现行《刑法》,将男性性自主权也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     

《刑法修正案(八)》对监狱行刑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调整了"死刑偏重,生刑偏轻"刑罚结构,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中限制减刑、禁止假释范围的扩大,必将导致监狱长刑犯、累犯、死缓犯的增加,给监狱的监管安全、教育矫正带来极大挑战。监狱只有认真解读《刑法修正案(八)》,分析其对监狱行刑带来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才能提高罪犯的矫正质量,维护监狱和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试论破产的刑事责任

由于《刑法》中对破产欺诈犯罪未作具体规定 ,因此在实践中很难追究破产欺诈行为的刑事责任。建议及时对《刑法》进行补充修订 ,以完善对市场经济的法律保障体系 ,对涉及破产的刑事犯罪进行严厉惩罚 ,也是我国《破产法》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刑法修正案(九)》中反恐立法的教义维度与实践展开北大核心

《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反恐立法的强化与重视前所未有,由于立法技术的局限性和反恐情势的复杂性,法教义学必须及时跟进,既响应反恐严打的刑事政策,回应社会对于反恐刑事治理的需求,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法教义学立场。在此立场下,将第120条之一中的"运送"作偏正理解,将第120条之四中的"利用恐怖主义"与"利用极端主义"作同一理解,以及对"国家法律"进行广义理解,理性扩张反恐刑法规制范围。同时,强调反恐刑法的谦抑维度,对反恐刑法中的兜底条款进行限制,对第120条之五进行目的性限缩,以实现反恐正义的法治允诺。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解释逻辑

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中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具有构成要件意义。肯定司法解释将违反部门规章的行为纳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范围的观点不具有合理的解释逻辑;《刑法》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扩大趋势并不必然等同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范围的扩大。对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解释,可以从我国《刑法》第96条的规范意义和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司法解释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界定有突破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在实践中应当限缩适用。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之重构

虽然《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作了新的调整,但是现行的刑法规制不尽如人意。如《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一百四十四条和第一百四十条之间区分标准不统一,容易造成法条的误读,与前置法也不能有效衔接。如果对相关法条进行重构,不仅能解决上述问题,还能明确食品安全犯罪的阶梯关系,与国际通行立法例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