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减刑若干问题的思考

减刑是刑法规定的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一项措施。适用减刑的犯罪人必须是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这是我国减刑制度诸要件中最核心的要件。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减刑滥用的现象，以致于有人主张取消减刑。     

贪污受贿罪终身监禁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终身监禁制度既非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也不是某一刑种的执行方式,其属于死缓的法律后果之一;司法解释关于终身监禁溯及力的规定,仅限于"原本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形,因而没有违反从旧兼从轻原则;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死缓犯,在任何阶段都不能因其具有重大立功表现而被减刑。     

终身监禁探析——性质、司法适用与两种可能的规定路径

《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终身监禁,其法律性质在动态上表现为"终身监禁是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一种情形的例外规定",在结果意义上表现为"不得减刑、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有些学者将终身监禁表述为一种"特殊刑罚措施",这种"特殊性"应当就表现在终身监禁与死缓制度、无期徒刑执行制度这种动态上和结果意义上的联系上。在重大立功的适用方面,死缓期间犯罪人有重大立功情节,应当在缓期两年期满后减为有期徒刑,但是在无期徒刑执行阶段,终身监禁者不得因重大立功否定终身监禁具备适用的法律依据。终身监禁与死刑的废除紧密关联,在部分废除死刑罪名的当下,应当整合终身监禁与限制减刑的价值功能;在未来死刑全部废除的情况下,可以将终身监禁作为一种独立的刑罚种类予以规定。     

终身监禁探析——性质、司法适用与两种可能的规定路径

《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终身监禁,其法律性质在动态上表现为"终身监禁是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一种情形的例外规定",在结果意义上表现为"不得减刑、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有些学者将终身监禁表述为一种"特殊刑罚措施",这种"特殊性"应当就表现在终身监禁与死缓制度、无期徒刑执行制度这种动态上和结果意义上的联系上。在重大立功的适用方面,死缓期间犯罪人有重大立功情节,应当在缓期两年期满后减为有期徒刑,但是在无期徒刑执行阶段,终身监禁者不得因重大立功否定终身监禁具备适用的法律依据。终身监禁与死刑的废除紧密关联,在部分废除死刑罪名的当下,应当整合终身监禁与限制减刑的价值功能;在未来死刑全部废除的情况下,可以将终身监禁作为一种独立的刑罚种类予以规定。     

终身监禁是将“牢底坐穿”吗？——终身监禁变更执行的法教义学分析

终身监禁是将“牢底坐穿”吗？对此需要从法教义学的视角对终身监禁变更执行中的争议问题进行分析。终身监禁不是《刑法》第50条第1款死缓变更的例外规定，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死缓考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为25年有期徒刑。终身监禁中“不得减刑”的规定不是《刑法》第78条“可以减刑”的例外规定，而是该条“应当减刑”的例外规定，罪犯在终身监禁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不能减为有期徒刑，而应继续执行终身监禁。终身监禁不是《刑事诉讼法》第265条暂予监外执行的例外规定，对于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可否暂予监外执行，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65条的规定予以确定。总之，判处终身监禁并不意味着罪犯一定要将“牢底坐穿”，执行终身监禁则意味着罪犯要将“牢底坐穿”。     

关于减刑制度的思考

减刑制度，既具刑事理论研究价值，又是司法实践中重要的刑罚执行手段。研究减刑制度，无疑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要阐明减刑制度，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刑法》的有关规定。减刑制度是最能体现罪犯人权保障的刑罚执行手段之一，其最大意义在于尊重人权，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我国现行减刑制度存在不少问题，完善和修改有关规定甚为迫切。     

论减刑条件之“确有悔改表现”

我国减刑制度是自由刑执行中的重要制度,其以罪犯人身危险性是否已经消失或消灭程度为判断尺度与标准。在我国刑法中以"确有悔改表现"作为人身危险性消灭的重要体现,也即减刑的重要条件,而对于这一标准的细化又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予以规定。就目前法律的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看,关于"确有悔改表现"的规定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和完善。     

刑事政策视野下终身监禁制度之检视

终身监禁制度的刑事政策价值在于,基于政治考量的符号功能和在削减死刑罪名进程中的试点效应与过渡角色,这体现了决策者从注重规范实用性向更注重政策实用性的理念转向。终身监禁制度面临诸多困境,试图在死缓考验期内通过重大立功来减刑的现实意义有限,主张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仍可通过重大立功来减刑和暂予监外执行的观点均有违法律的明文规定,唯有特赦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     

我国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与重塑

刑罚执行变更中存在问题较多的是减刑制度,教育刑思想对于监狱行刑制度的启示是: 对罪犯单纯的惩罚或单纯的科学技术教育,都不能促进罪犯的人性得到全面的修复和发展,应立足于人的本质方面的回归,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将刑罚带来的痛苦程度限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减刑制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罪犯考核难度大,现有考核标准设置失衡,应减刑未减刑和不应减刑却减刑的情况比较严重。建议应扩大可以减刑的适用范围,扩大悔罪表现在必须减刑中的含量,从实体上和程序上不断完善减刑制度。     

略论减刑制度

减刑制度一直为我国司法界称道。然而,近年来在减刑中发生的问题越来越多,使人们对减刑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减刑制度确立法律规定之冲突,适用中发生矛盾等方面分析,揭示了减刑制度存在之弊端,进而提出应取消减刑制度之主张。     

论“判前赔偿减刑”制度及其适用

近年来，“判前赔偿减刑”的做法在某些地方法院审理刑事案件中时有所见，对此，社会和学界褒贬不一，对其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实际上．“判前赔偿减刑”符合法律规定，符合立法精神，也符合刑事政策。它能促使被告人积极赔偿、有效安慰和救济被害人，对构建恢复性司法制度具有积极意义。当然，在适用中，应严格把握住适用条件，并依法定程序进行，使之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监狱法》缺陷的另类解读——以罪犯服刑能力为视角

《监狱法》的适用为我国改造罪犯、保障人权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监狱法》也存有一些立法上的盲点，例如对服刑能力的规定就是如此。服刑能力是罪犯接受刑罚惩罚的能力，对一个具备完整服刑能力的罪犯实施惩罚是符合正义的基本要求的，但是，对于一个服刑能力有缺损的罪犯实施强制性改造则是非人道的、非正义的。我国对服刑能力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立法上还有许多空白之处，这就使得服刑能力成为刑罚改造实践中的一个盲点。     

缓刑罪犯收监的法律适用问题

司法实践中,各地对缓刑罪犯涉嫌新罪、漏罪收监的诉讼程序不统一,对缓刑犯违法违规收监执行标准不一致,为减少执法中的混乱,发挥缓刑制度惩治犯罪的应有功能,实现其价值,文章作者结合工作实践,提出缓刑罪犯收监的程序设计与实体标准。对缓刑罪犯又涉嫌新罪、漏罪的,诉讼程序应采取直接刑事拘留、逮捕。准确把握缓刑罪犯违法违规收监执行标准,关键在于界定缓刑罪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重点在于考察其行为的主观恶性程度,并提出“一次劳动教养、二次治安拘留、三次违反监管规定”的收监标准。缓刑罪犯违法违规被羁押的,收监裁定的刑期不应对此期限予以折抵。     

论我国减刑、假释审理程序的正当化——从诉讼法学的角度

从程序的正当化内容及其要求出发,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时存在的违反正当程序要求的现象及其发生原因,并从诉讼法的角度提出了我国减刑、假释程序正当化的改革措施.     

死缓制度中的期限问题浅析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是我国刑事立法的独创，有利于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但在死缓执行的过程中，死缓减为徒刑的期限、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期限及其相关期间的计算这三个方面存在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应理性看待服刑人员的结婚行为

服刑人员虽然被判处刑罚,但结婚权属于未被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之一。但由于人身自由的受限制,在客观上已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实现结婚的权利。因此,这需要有关机关的配合与协助,而理性地看待服刑人员的结婚行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公安机关视野下缓刑的适用与执行

早已为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缓刑，在我国当前却呈现出适用不当的态势。这不仅与制度层面的立法规定有关，而且与司法实践中的诸多现实因素相联。在现有框架下，公安机关应做好人身危险性评价的调查，建立案件的追踪制度，完善执行中的考察，注重运用建议撤销权，以遏制缓刑的不当适用。     

政治话语与法理逻辑——对我国死缓制度的反思

死缓制度作为一项独创的法律制度,源自并沿袭了历史政策。其产生由于政治情势而省却了严谨的理论论证与探讨。1979年刑法对于死缓制度的规定在法理与逻辑上均存在严重问题,从而造成立法文意、刑事政策与司法实践的脱节与断裂。新刑法虽对此进行了必要的修正,但问题依然存在,只不过此问题变成了彼问题而已。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死缓制度自身存在的不合理性所致。所以可以考虑舍弃死缓制度。这种建议并不违反我国少杀、慎杀政策,事实上死缓制度的背后反而隐隐有重刑主义思想的痕迹。     

监狱刑罚执行工作深化改革的探索

刑罚执行工作是监狱工作的核心.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以刑罚执行为其职能.通过刑罚执行,实现对罪犯的惩罚与改造,最终实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面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刑罚执行现行机构设置、减刑比例、保外就医中存在的问题等影响刑罚执行工作作用的发挥,需要进行"大处(科)室制"、减刑规范化、罪犯疾病医疗社会化等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