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治下的司法与司法道德

作为法治的核心环节，司法的道德诉求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司法道德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法治的实现程度，甚至直接影响到法治目标的实现。而从司法主体的角度看，司法公正是当下中国司法主体的道德追求；忠于法律是司法主体必备的道德素质。     

中美司法道德比较

本文通过对中美司法道德的比较,目的在于借鉴美国司法道德的成功之处,充分发挥司法道德在中国的社会作用,推进社会主义司法道德建设,从而更好的实现司法独立,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论中国传统司法的特质及其功能困厄

受制于其赖以存在和运行的特定社会背景和政治文化,中国传统司法被赋予了行政性、调和性及伦理性等典型特质。正是这些特质,决定了中国传统司法之定纷止争、道德教化与社会控制等独特功能及其实现困厄。对此作反思性审视,或对当下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论中西司法道德

司法道德是指法官、检察官、警官等司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的总称。司法道德并不是一种纯粹的道德规范，而是一种带有相当强制性的“准法律”，它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体现了“软性约束”与“刚性约束”相结合的特点。借鉴西方司法道德的理论与制度对中国的司法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欺骗与刑事司法行为的道德界限

刑事司法活动中允许使用带有欺骗性要素的侦讯谋略 ,包括设置警察圈套、实施卧底侦查以及审讯中的欺骗。但为了维护国家形象、社会信用和司法公正 ,这种欺骗应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 ,要求对象特定、不得已而使用 ,同时要求限制方法、防止虚假以及具有正当目的。而一旦侦查、司法机关对嫌疑人做出司法承诺 ,就必须信守。司法信用原则可以作为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司法实践中“道德法律化”的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道德法律化”判决结果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其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尚需探讨。本文以许霆案为素材，从其价值层面分析“道德法律化”中隐含的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阐明其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的潜在威胁及其对“合法、独立、平等”的司法原则之核心价值的影响。     

我国司法公开的主要障碍及其保障探析

司法公开是法治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理念,同时更是对司法权进行有效监督的必要措施,其核心体现了“把权力置于阳光下”的理念,并以公开促进公正、以公正加强公信.我国近几年在司法公开方面的研究,虽在学界和实务上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司法公开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存在诸多障碍.要通过精准把握司法公开的内涵,提高公正、公开的理念标准;明确各司法机关责、权、义,完善相关立法;健全机制设置和完善技术设备来扫清司法公开道路上的障碍,真正实现“阳光司法”,维护司法公正,捍卫司法权威.     

论司法能动的道德风险——道德权利语境下的比较性诠释

在维护道德权利上,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立场各有其理,但分歧并非不可调和,司法哲学上的主流与非主流之分以及两者互补关系的定位不容忽视。从司法主体、司法正义、守法道德义务和道德约束机制四个角度比较分析,两种立场所产生的道德风险也自不同,道德风险也有共性风险与个性风险之分。     

新中国70年人权司法的发展与成就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司法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宗旨,逐渐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司法哲学和人权司法保障体系。70年来,中国司法在其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历程中,为中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民事司法领域中,中国司法成为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发展权、知识产权等权利最有力的保障;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国司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中发挥了正义最后防线的作用;在行政司法领域,中国司法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十八大以来,围绕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中国司法进行了一场全面深刻的变革,并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责任制为基本内核现代司法制度体系,有效提升了中国司法在人权保障和人权事业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     

司法功能与司法公正、司法权威

为达到解决纠纷、稳定社会的司法目的 ,首先要依靠司法公正。而作为实体公正的司法公正与作为程序公正的公正司法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成为导致司法不信任的口实 ,从而影响人们对司法判决的信从。克服这一局限性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树立和强化司法权威。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现阶段我国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缺失的现状几乎到了可怕的境地。必须正确认识制度权威、法律权威与法院权威、法官权威之间的关系 ,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之间的良性互动 ,以确保司法目的的实现。     

道德意识探析

道德意识在道德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包含着道德主体创造力发挥的内在需求,是形成道德活动动机的内驱力。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见很多道德失范与冷漠的现象,都是由于人们没有把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行为的结果。本文认为道德主体的认知水平与认知结构,群体的无意识等因素是影响道德意识转化的障碍,我们应该发挥良心的作用,注重道德信仰的建构,道德人格的完善等方面来建构道德意识。     

论司法的功能体系及其优化

司法参与社会治理以司法功能的发挥为前提,司法本身具有哪些功能,这是司法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所依托的手段.实际上,司法具有政治功能,其是国家意志的表达方式;司法具有民主功能,是维护民主体制的重要力量;司法的法律功能则表现为其对法律之统一适用上.司法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三者不可偏废其一,且需要植入具有统摄力的价值内核.人权保障价值的植入则为三项功能的整合提供可能,在此基础上,立足于审判过程中的人权保障,司法的国家意志表达、民意整合和法律统一适用等诸功能的拓展方具有正当性基础.     

摆脱司法困境: 司法内在化解维度探析

在现实司法中,外部的干扰与内在的缺陷使能动司法与善意司法面临一种困境.摆脱困境,需要能动司法与善意司法的嵌入与融合：善意司法表现在司法动机、目的、行为等方面,能动司法表现在司法解释、司法参与、司法矫正等方面.因此,只有以善意适法、公平正义为目标改善司法形象,以能力提升、能动司法为目标提高司法水平,以尊重良俗、德法互济为目标完善司法机制,提升司法公信力,使司法成为法治前行的力量,才能实现法治对司法进步的期待.     

论人权司法保障

人权在西方和中国都有古老的渊源.西方人权来自平等和公正的理念,中国人权来自于权利的概念.中国近代史上人权的法律规定曾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基本包括联合国于1948年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制定的《民权公约》中的大部分权利,在内容上和时间上,中国人权都领先世界半个世纪.而且,联合国制定《世界人权宣言》时,中国人还作出了巨大贡献.“司法”有三种含义,人权司法保障是国家的义务,具有国际和国内标准.诉讼是个人的权利,包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诉讼人权保障是人权司法保障的最主要的方式.诉讼权利的完善是法治进步的标志,国家有义务保障个人的诉讼权利.     

法官的司法伦理基础探析

司法制度设计本身及司法运行实践表明中国法官地位不高 ,这与法官本应具备的极高社会威望相悖。而出现司法不公时 ,公众往往对法官进行道德先究 ,法官整体的司法伦理匮乏又使公众道德先究的结果更加不利于司法公信力。因此要想使中国法官也具有西方法官神坛的地位 ,司法伦理可谓之基础。司法伦理具有底位、中位和高位三个层面 ,它要求法官具备良好的司法伦理道德素养并使之制度化 ,从而构建一个规范、养育及运用它的理性环境。     

道德话语系统与压力型司法的路径选择

面对道德困境案件的日趋增多,司法之道德话语系统的社会意义得以凸现,法官往往需要将目光往返于法律话语系统与道德话语系统,充分反映民众的共同道德观,并自觉拒斥虚妄的民意诉求对司法的消极影响。当然,也使难办案件意义上的司法裁判被简缩为冲击—回应的被动过程,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外在压力影响但又需要慎重对待的压力型司法。如果现代司法放弃建立纯而又纯的法条主义之梦,而将道德话语系统融入司法的价值判断,那么压力型司法将在以道德论证弥补法律之确定性的裂缝以及以判决书说理制度增加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之方法选择中走出困境。     

司法的道德性与法律方法

在一些具有道德意味的案件中,法官是否具备明确的道德意识,并正确地回应社会公众的道德需求,已成为判断裁判社会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法官应当掌握一定的裁判技巧,遵循一定的司法方法论原则,以缓和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内在张力。从法律方法论的角度,司法道德性可以在四个视域内加以分析：以规则适用实现法律规则中的道德要求;以原则裁判宣谕法律的道德内涵;以客观和平衡的司法方法遵循社会主流道德观念;以确认和规制良心司法体现法官道德准则。     

司法如何面对道德?

@@ 一、司法何以如此尴尬?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针对社会急剧转型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纠纷的重大变化,中国的司法改革作了很多尝试.可以说,这些尝试对当代中国法院制度的变革所起到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司法潜规则:人民陪审员制度司法功能的运行障碍

陪审制的政治功能只能依赖于其司法功能的有效运行才能发挥出来。司法潜规则有效地抑制了人民陪审员审判职能的发挥,使我国陪审制的形式意义大于实际作用,陪而不审成为一种常态。司法潜规则追求审判的准确性来表达司法的公正性,着力点集中于维护法官审判权;人民陪审员以公民参与审判的方式来体现司法的公正性,着力点是分割法官审判权。两种着力点呈现出两种不同层面的价值体系,在信任缺失的社会人文环境下,人民陪审员的象征价值成为了公众可以接受的司法状态。消解司法潜规则,改进人民陪审员参审机制,提高履职能力的有效方法,是重新设计陪审员选任方式,缩小陪审案件的范围,明确陪审案件中法官的责任标准,规制陪审员的合议细则,划分陪审员票权比重。     

人权司法保障:美国新司法联邦主义的演进与启示

新司法联邦主义源于美国宪法的联邦制设计,由美国大法官布伦南首先提出,在20世纪70年代起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它所强调的地方司法的独特人权保障功能,深刻地改变美国司法制度面貌,使之成为美国联邦主义一个明确的特征。它以成功的实践向我们表明:地方法院体系的功能和价值,多样性判决的意义和作用,以及法治与民主相互融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