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下的官僚制价值——兼论我国行政组织的改革取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场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各国传播开来,改革者批评官僚制导致了组织的僵化和低效率,引起了民主政治的危机,并忽视了组织中人的因素.本文在分析官僚制及新公共管理对其批评的基础上,认为新公共管理并没有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官僚制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的行政组织改革应以塑造理性精神,完善官僚制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借鉴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经验.     

重塑官僚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官僚制在西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而中国的官僚制发展则明显不足,低效、缺乏理性的官僚主义却日渐盛行。官僚制的核心精神符合中国特殊的行政环境,而中国行政改革目标的实质也与官僚制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中国应加强官僚化的力度,要吸取理性官僚制的精华,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输入新的行政理念。     

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互补与融合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取向是以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为基本取向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是在政府的实践和理论发展的推动下,新公共管理理论悄然而至。但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再审视则表明,新公共管理由于其内在的缺陷而不可能成为一种普及各国的公共管理模式。而官僚制因其所蕴涵的理性价值以及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因而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官僚制日益成为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众矢之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的必要性。因此,公共管理改革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和官僚制两者的互补与融合,这也是我国新一轮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新公共管理时代的理性官僚制

我国虽然处在西方公共管理的改革时代,但并不完全具备实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各种社会条件,应该谨慎借鉴,而且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官僚制相比,我国并没有建立起严格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理性官僚制更适合我国建设新型工业化国家的需要。     

理性官僚制:危机、突破与回归

随着时代的发展 ,也由于各个阶段不同的现实需要 ,以及各理论学派观点的差异 ,由威尔逊和韦伯等创立的理性官僚制在近百年中先后经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等不断丰富与发展。特别是 1980年以来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理性官僚制进行大胆批判并欲求在理论范式上突破这种盛行于公共组织百年的官僚体制。然而 ,客观地分析历史与现实使我们发现 ,对理性官僚制的创新与挑战 ,动摇不了这一古典制度范式在公共行政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所谓突破其实在某些方面体现了官僚范式的回归。     

理想与现实之间——韦伯理性官僚制在中国的遭遇与发展

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模型,其应用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向,现实中的官僚制呈现出许多的不足与缺憾,其本身也被看作是效率与民主的藩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摒弃官僚制呼声的高涨使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中国现实官僚体系地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官僚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理性官僚制应成为现代中国官僚组织转型的目标导向。     

理性官僚制的缺陷与变革

官僚制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 ,以理性官僚制原则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公共管理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文章提出要在官僚制中引入市场机制 ,下放权力 ,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公营部门 ,从而克服官僚主义 ,提高效率 ,树立政府新的形象。     

转型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塑造——对企业化政府的冷思考

理性官僚制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学者推崇企业化政府理论。借鉴新公共管理的经验,超越传统官僚制,建构现代官僚制,才是转型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塑造的理性选择。     

公共行政改革视野下的官僚制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新一轮浪潮。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 ,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最基本趋势 ,而新公共管理模式由于其内在的缺陷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适的行政模式 ,只能是官僚行政的纠错机制。官僚制模式因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而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但它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模式等纠错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因此 ,公共行政的制度设计不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不相容选择 ,而应立足于二者的相容、互补。实现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有机结合 ,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理性视角下的中国官僚制：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运用文献综述法,对理性视角下中国官僚制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整理出中国行政改革未来发展模式观点,即新公共管理说,理性官僚制重塑说,以德行政说,服务型政府说和综合说等。最后对我国官僚制研究现状进行反思,以期对转型期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再论理性“官僚制”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模式，是迄今为止在大型组织中运用得极为广泛的组织形式。但官僚制模式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后，受到理论界的猛烈的批判和严峻挑战。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的公共行政改革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担当:一种科层运作的效能转化工具

以形式理性著称的理性官僚制理论上并没有担当的价值空间,但当代中国科层制处于传统、现代、后现代交织的社会转型之中,处于从历史官僚制向理性官僚制对接的转型时期,有必要继承传统伦理精粹,发扬使命型政党的红色力量,以担当的价值理性驾驭官僚机器的形式理性,发挥国家治理制度优势,实现国家治理效能。这就需要实现政策民主化与政策科学化的有机统一,培养干部践行担当精神的政策能力与科学方法;从底线思维向上限思维转换,激励干部主动担当的愿望和激情;从封闭检查向绩效的有限开放转向,释放担当的价值空间;从问责兜底向精准问责转变,赋予敢于担当的底气和勇气。     

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相克还是相生

借鉴多元行政观的思想,中国现阶段的政府管理模式应该是以官僚制为主体,新公共服务和新公共管理为辅助的多元化治理模式。     

公务员精神的审视与思考

新时期公务员精神既有社会职业的一般特性,也有公务员岗位的职业特殊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公务员精神面临公与私、对上与对下等选择与考验。要从制度层面与个人修养、社会环境塑造层面培育公务员精神。     

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及其结构性冲突

以效率和稳定见长的官僚体制作为一种组织体制是有着内在缺陷的,其外在表现是效率的有限性和对人性的压抑,根本原因则是工具理性的缺陷及其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同时,作为一种非市场性的公共行政组织而存在的官僚体制,在现代社会中与代议民主制、共同参与民主制和西方社会经济系统都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性冲突,并由此而成为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