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白求恩在—起的日子里

小时候，我家很穷，没饭吃，没衣穿。1938年，我正在村子里上小学，日本鬼子就打了过来。我的父亲1937年参加了八路军，受他的影响，我也产生了打鬼子的念头。1938年10月，我光荣地参加了八路军，那年我12岁。     

我对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工业的一些回忆

我是1980年到北京市经委工作的，之前我从农村回来在北京市化学工业局干了8年。在化工局的8年正好是我能甩开膀子干工业的时候，自己觉得在化工局干得很愉快收获很大。因此上面动员我回市委丁作时，催过我几次，我一直拖着，一直到1980年，我才进了经委。当时张彭同志是北京市经委主任．我和张健民等同志是副主任。     

「支书自述」田慕刚：在山乡砥砺青春

我1998年入伍，2000年退伍那年我才20岁。回家后，我又重背书包，踏进学堂，成为一名中学生。2004年，通过勤奋学习，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2008年大学毕业，在贵阳一公司上班。2010年，我以高票当选为彭宗村党支部书记。     

让我更爱第二故乡

我是江西兴国人，1952年抗美援朝回国后，落户湖南，在部队工作生活了整整60年，湖南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热爱我的第二故乡，原因多多，其中之一是与《湘潮》30年的牵手与守候。30年来，《湘潮》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     

合同期满劳动关系终止，员工到底有无经济补偿金？

编辑同志：你好! 我于2007年5月1日通过应聘进入一家私营企业，担任办公室文秘工作。当时企业与我签订了3年期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我每月工资2000元。2010年5月合同期满后，企业不再与我续签劳动合同，说合同期满劳动关系已经终止，让我另寻其他工作。但我认为我在单位工作了3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单位应当给予我补偿。请问，像我这种情况有权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吗？     

深情怀念敬爱的首长、严师

20世纪的中国，风云际会，英杰辈出，惠浴宇同志该是榜上有名的。从1939年1月，我认识惠老起，到1989年7月惠老逝世，相识相交50年。其中战争年代的11年里，我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惠老在我参加革命的最初几年中，对我起着重要的启蒙、引路作用，对我的学习、工作、锻炼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回首往昔，他是我最敬爱的首长和严师。     

农民种地为何挣不到钱

我在下面工作的时间非常长，从1983年1月到2000年9月我离开农村，前前后后有十几年，这中间我也经常看看书。我总觉得，在读书和工作的过程中．有一些困惑的问题，我希望在读书的过程中能够找到答案，但是我往往又找不到。这里提出来．和大家讨论。     

党的光辉照征程

巍巍朔峰高，北川党旗艳。回顾建党90年的辉煌历史和自己的成长过程，我心潮澎湃，激动无比。是党的宗旨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培养我成长。从1998年至今，我从事社区居委会工作已经13个年头了，13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可它在我生命中却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人生没有几个13年，我把这13年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社区建设事业。     

引信我不断成长的那个老党员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已经入党四年，参加公安工作也三年多了。在成长的路上，有无数人给予我帮助，但是有那么一个老党员，始终用自己的一言一行鼓励我、引导我不断前进，他就是我的父亲。     

田茂刚：我的得与失

2000年，刚满20岁的我退伍回到家乡，为了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我决心考上大学学习知识，毕业后回来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功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我考入贵州师范大学。2008年大学毕业，我先供职于贵阳一家公司，干了8个月有了一些积蓄后，我带着挣来的2万余元回到家乡发展大棚蔬菜创业。     

请您评刊

我与《共产党员》相识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20年里，《共产党员》如同一位知心朋友，伴随我迈着坚实的步伐，不断成长。1990年，我从学校毕业，步入社会，满怀稚嫩和茫然，一次偶然的接触，贵刊竞深深地吸引了我，并有相见恨晚之感。此后每个月，     

志在山村作贡献

1997年，我从蓟县穿芳峪乡毛家峪村考入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三年后，我又考上了南开大学国际贸易专业，7年的寒窗苦读后，我跳出农村，成了一名城里人。     

北京情暖外乡人

我叫高树义，1993年，我从老家山东省鱼台县到北京打工，做的是废品回收工作。一晃儿18年过去了，我也在北京扎下了“根儿”。说实话，我现在不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前一段，听说北京在评选“北京精神”，我觉得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包容”。在我居住的地方——门头沟城子兴民社区，那些老街坊们给了我家的温暖；打工的这18年，是北京的包...     

致富全靠好政策

1962年，我响应党的号召，带着建设新农村的伟大理想，从城市来到当时的南郊区小站公社东西庄房大队插队落户，那时我20岁。由于我吃苦耐劳。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一年后我被选为大队团支部书记，1964年又担任了民办教师。“文革”期间，由于受舅舅在台湾这一社会关系问题的影响，我被视为“有特务嫌疑”，成了“不可重用”的人．1968年5月被免去民办教师费格，勒令我回村劳动……     

永远做革命的螺丝钉

1921年，我出生于当时叫马来亚的马来西亚，早年我祖父从广东花县由水客带到马来亚谋生。父亲青年时代学裁缝，自己开店，逐渐发达，家境小康。我于1935年回国，1938年夏季去延安，同年秋加入共产党。     

兵团党校的选址和初创

1975年，我到昌吉州委组织部工作，在昌吉的十年工作中，我体会到事业要有人接班，思想也要人接班。1983年我回到兵团，选择了创办兵团党校这个工作，也是基于这种想法。     

难忘那地下工作的岁月

1942年，我从北京来到天津，在振兴女子工艺社当教员。在这里，我读了很多进步书籍，认识到不但要抗日，而且要加入共产党，并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思想准备。1943年，我加入了“抗日青年救国会”，也就是后来的“抗联”。1944年，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并响应组织号召，积极要求到工厂去开展工作。1944年9月。恒源纱厂招女工，正好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恒源当车间主任。     

左权将军之女左太北讲述自己的父亲

左太北说，我是1940年5月生的，8月份就开始百团大战。所以我实际上跟父亲就呆了三个月，那时候我刚刚三个月大。我并不太了解父亲。到了1982年，母亲突然把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写的11封信给了我，这些信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觉得我有一个爱我的父亲。     

北京滋味

我是到28岁时才开始“读”北京的，因为那一年我上了北大，听了第一次讲座，由侯仁之教授主讲。此前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1年，听了侯教授的，我才知道，前21年基本白活。因为北京太有意思，而我，却只是在北京“活着”而已。讲座结束后的次日，我流连于北大勺园，想米万钟，又想到侯教授的老师洪煨莲。到了星期日，我跑到永定河畔，感受这几近枯竭的河水当年如何孕育出一个聚居点，     

我给李荒当秘书

1957年3月至1966年5月，这一段时间，我给省委书记李荒当秘书。如果讲“机遇”，这是我人生中最佳机遇。难能可贵的是，我不给李荒当秘书了，李荒还从政治、思想、生活上关怀我。因此，我致信李荒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李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