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世界”的挑战

近代欧洲哲学继续"文艺复兴"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突破,确立"感觉经验"的"权利"。而为使这个"权利"不流于一时之"思潮"又"重新"被"神学""窒息",哲学家为"建构"一个"感觉经验世界"的"科学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培根开始,建立了一整套"新"的"知识论"体系,使"理性-知性"为"自然""立法"有一个"哲学理论"的支持;霍布斯-洛克将这个经验主义哲学精神贯彻到"社会-国家"问题中去,在社会层面,推广了"理性"为"社会-自然""立法"的工作;而在法国,卢梭则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思路,开启了"理性"为"自由""立法"的"程序","等待"以后的"完善"。     

欧洲哲学从“知识论”到“存在论”的“转向”

在古希腊以来的欧洲哲学传统中,"存在论"和"知识论"是统一的,但"存在论-本体论"始终是欧洲哲学的难题;这种局面因康德的"本体不可知"有所扭转,发生了"存在论"向"知识论"的转向,但因限制"知识"在"感觉经验"范围内而未能彻底完成。黑格尔接续康德的工作,以"思辨概念"建构"绝对哲学",以"知识论"涵盖"存在论",彻底完成了"知识论转向",但造成了传统"存在论"被"知识论"吞噬的结果。克尔凯郭尔立足欧洲哲学传统,通过"瞬间"概念,把黑格尔概念式的"存在"再次拉回到"时间"中,使"存在"成为"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开启了当代欧洲哲学"回到""本体"、"回到""存在自身"的道路。这个从"知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变"不是简单地从"理性世界"回归到"感觉世界",而是从深层次上向巴门尼德问题的回归。     

关于"严打"若干问题的思考

二十多年来我国开展"严打"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表明,要更好地实现"严打"斗争的预期目标,我们就必须明确"严打"主体,体现工作重心;细化"严打"对象,明确"严打"目标;研究"严打"斗争策略,体现"严打"特色;控制"严打"成本,提高"严打"效益;巩固"严打"成果,建立长效机制.     

苏轼绘画“形神”观及其与佛教的关系

苏轼的绘画"形神"观,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但是因为理解的不同,后人对他的"形神"观有着不同的看法。有学者以为苏轼提出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就是一味地否定"形似"强调"传神"。其实,这并不是苏轼对"形神"的真正看法。根据研究表明,苏轼非常注重"形似"对于"传神"的重要作用,认为"形"与"神"是一件作品的两个方面,舍弃"形"不可能另外求得一个"神",求"神"当在"形"中。因而惟有以"不落两边"的方法对待绘画的"形神",才能创作出一件作品的"实相"--"形神两全"的圆满境界。苏轼的这种"形神"观具有佛教"中道"思想的精神。     

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儒家伦理重构论纲

对待古老的"孔家店","打倒"是不行的,"转化"是必要的,然而"重构"才是根本的。不应该将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简单对比,将前者看成"普遍伦理",而将后者贬为"特殊伦理"。实际上,儒家伦理既是一种"普遍伦理",也是一种"特殊伦理",前者表现为"天人合德"的终极原则、"仁爱"的普遍原则与"先仁后礼"的先验礼制原则,后者表现为"五伦关系"中那种"各得其所、各就各位"的"序位伦理"。"德"与"位"的统一就是"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的统一,因此,儒家的"德位"之思具有深刻的形而上意义。     

政策的“解码”和“编码”——政策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党校

中国共产党党校具有"普遍匀质性"、"话语的相对一致性"等特征,是政策过程中"解码"和"编码"的重要主体。党校在政策"解码"的过程中,保证"政治正确"是首要的原则,在保证"政治正确"的基础上要坚持"实践化"和"常识化",这是政策"解码"的特点。进行政策"编码"是党校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党校常常努力通过政策"编码"来"缝合"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断裂"。     

“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

"西政现象"只有予以"西政精神"的把握,才有实际意义。但无论是"西政现象"的昔日兴旺,还是"西政"今后的再度"雄起",都奠基于"西政学术"。因此,沉湎于"西政现象"背后的"西政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赋予"西政现象"以学术温度,且应将此学术温度化为"西政人"的集体努力,从而使得"西政"在以社会转型为深刻背景的法治中国建设和"中国特色法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之中,能有突出作为,进而重振"雄风"。"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是由"西政人"的学术担当性、学术批判性、学术融合性、学术严谨性以及作为集中体现的学术创新性所"供热"的。"西政"的发展谋划和作为工作核心的人才队伍建设,都应切中"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就中国法学的发展创新而言,"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应该且能够具有漫射效应。     

现代性、后现代及其中国语境——以“话语”和“制度”为视角

现代性和后现代有复杂含义并指涉不同论域,可以"话语"和"制度"两个层面作一解读。中国现代性生成是调节和舒缓"话语"和"制度"内在张力的过程。后现代从"话语"和"制度"层面解构着现代性,但更体现为一种"话语"主张,在"制度"层面不具操作性。后现代作为一种话语,对于舒缓中国现代性实践中的"话语"和"制度"内在张力,起着"嘲讽"和"临床"的作用。     

征稿启事

正《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是立足司法行政行业,面向社会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创刊以来,在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关心支持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现为河南省一级期刊。本刊开设"监狱学"、"社区矫正"、"戒毒研究"、"司法鉴定"等特色栏目,开设"法理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经济法学"、"国际法学"、"犯罪学"、"政治与社会学"、"教育论坛"等栏目,增设"律师公证"、"人民调解"栏目。     

“六最”项目树品牌 “民生工程”聚人心

当前,各级工会组织瞄准职工群众在生产、生活上的迫切需求,广泛开展民生工程"六最"项目建设活动,把服务职工各项工作切实落到实处。本文以"六最"项目为切入点,从"爱无边"、"细无微"、"食无忧"、"住无愁"、"行无碍"、"健无虑"、"乐无穷"、"学无止"等8个方面,认真总结了"六最"项目的推进进程,及时升华、共享"六最"项目的典型经验,让员工成绩有肯定,学习有样板,奋斗有目标,前途有奔头。     

人工智能支配自动驾驶受“电车难题”诘难吗?——一个重构“伤害伦理”的视角

"电车难题"是一个在伦理学上常谈常新的话题,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深刻的属人性质。传统伦理学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切入,就"电车难题"提出了"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两种解决方案。不过,在人工智能方兴未艾的当代、在自动驾驶技术逐渐由可能变为现实的今天,这一新的要素合置,是否会影响"电车难题"的解决,乃至于直接化解这一难题?本文尝试从"伤害伦理"入手,基于"道德主义"立场对"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电车难题"进行进一步的解析,并且指出那种可能的"技术主义"解决方案,在根本上是规避"人之为人"的"责任"的"狭义功利主义"的体现,进而说明要在道德主义的"运思"中,不断反思"技术"和"伦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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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警察文学论略

警察文学不能不顾过去的流变,仅仅停留在"警察"一词的使用阶段,而应该把外延伸展到古代的文学中去。运用"模糊概念"理论,古代警察文学中的"警察"不必完全等同于现代的概念,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等同,只要类似警察文学的"模糊集"即可。从先秦到清朝有一条清晰的文学脉络,有关"司寇"、"贼曹"、"游徼"、"三长"、"县尉"、"宋慈"、"包公"、"公案"、"差役"的文学大量存在,反映出不同朝代时期警察的生存状态和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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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为其整个哲学体系的"立言宗旨",而"知行合一"的理论前提,则是以"吾心"为世界本体的心本论。知不离行,行不离知,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从"知行合一"学说中的"知"进行讨论,再通过对"知"的具体分析,从而了解到"知"与"行"是密不可分的。     

黑格尔论“自由’’的现实性——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四章“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

"自由"之"创造性"使"精神""开创"自己的"世界","精神"在这个世界中"保持"并"发现"自己,亦即在"必然"的世界保持着自己的"自由"。在"精神""回归自由"的道路上,须得"克服"、"扬弃"怀疑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两个极端倾向。由"怀疑主义"导向"斯多亚主义"乃是"精神""贫困"之路,"哲学"应指出"精神""致富"之路。"精神"不仅有能力"外化-异化",同时也有能力"内化-己化"。"精神"携带自己创造的财富回到自身,乃是"历史性"的一种存在方式。     

习近平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逻辑考察北大核心CSSCI

习近平高等教育思想体系以追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目标为逻辑起点,以"人才培养"和"追求真理"为逻辑主线,以"改革"和"创新"为动力性逻辑支点、"文化建设"和"特色发展"为发展性逻辑支点、"思想政治教育"和"党的领导"为保障性逻辑支点,以"四个服务"和"中国梦"为逻辑旨归,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闭环。这个逻辑闭环的形成,是习近平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科学性之所在,也是习近平高等教育思想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明日黄花”和“昨日黄花”看语言的约定俗成性

语言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关于"明日黄花"和"昨日黄花"的争议不断,人们对于是否应该使用"昨日黄花"不置可否。文章由"明日黄花"和"昨日黄花"的现实使用情况,分析从"明日黄花"到"昨日黄花"的用变原因,进而从语言约定俗成性角度论证"昨日黄花"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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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精神与精神的启蒙

分析康德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结合康德批判哲学的理路以及黑格尔对康德思想的批判性发展,可以看出,启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识",而是"道德"和由"实践理性-道德"引导下的"勇气"。"启蒙"之所以强调"勇气",乃在于"启蒙"不仅是"知识之积累",而且还在于"道德"之"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启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启蒙"。于是康德强调,启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摆脱自己加于自己之上的枷锁,因而启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认识自己-解放自己"的历程。启蒙精神使我们认识到,"理性"不仅有权设定界限,而且也有权超越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种自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