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人性论之“道德人”与市场经济伦理人性假设的冲突与调适

道德性是传统人性论的本质特征。"道德人"在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中,本应将经济行为导向利他和公利,但现实却是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时有发生。表面上看,是传统"道德人"的精神追求被遗忘,细究起来,恰是"道德人"与市场经济伦理的人性假设存在冲突,主要体现为"道德人"与"自利人"、"理性人"、"社会人"的矛盾。只有对道德人性论做扬弃的调适,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发育和成熟。具体体现为打造"自利人"的观念认同、进行理性的启蒙、确认个体实在性和探索时代化的道德标准。     

生态理性的张扬与经济理性的规制--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辩证思考

基于生态理性之上的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系统阐述了"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辩证精神:注重以生态理性来主导生态文明建设,主张用生态理性的整体性驾驭经济理性的片面性,用生态理性的有限性规制经济理性的无限性,用生态理性的公正性统御经济理性的自私性,从而保持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必要的张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朝着更为科学的方向发展,力促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论民法生态化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民法生态化是传统民法为适应生态文明时代发展要求而做出的一种变革与创新。准确把握民法生态化的含义及其基本特征,有利于推动民法应有的生态环境保护价值与理念在具体制度上得到进一步的落实。民法生态化的含义,是指传统民法的方法、理念与制度应当进行必要的生态保护或环境保护拓展。民法生态化的基本特征主要有时代性、可选择性、附属性、交叉性、可持续性等。     

生态文化视野中生态理性与生态信仰的统一——现代人的“生态幸福观”何以可能

关于幸福的传统理解,通常是扑朔迷离,难以捉摸。其原因在于思维方式上的两种观念缺陷:一种是纯粹工具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一种是简单的价值理性的思维方式。按照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所谓幸福被等同于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等,其直接结果是造成了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与价值观制导下的以"占有性生存"为基础的"物役"性生存体验;按照价值理性的思维方式,幸福被理解为差异化个体之间的一种不可通约、不可捉摸的模糊的主观性心理体验。着眼于人类长远的、持久的幸福生活理想,我们需要确立一种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时代的新的理性思维形态——"生态理性",并以此为新的基点,塑造现代人的"生态信仰",建构能够真正体现现代人之生存之本真境界的"生态幸福观"。     

论理性经济的人文关怀

经济发展需要理性,理性的经济包含着人文关怀.古典经济学奠基人向来主张人是理性和情感的统一体,人文追求是社会和谐思想的体现."经济人"面临的"理性"挑战,反映了人类理性的提升,表明经济"理性"与人文环境紧密相连.人文环境作为经济运行的重要法则,要求人类理性呵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人文的经济和弘扬经济的理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     

论生态文明建设中人的理性自觉

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迫使我们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文化反省，人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物、文明的创造者，在社会中应当负有“社会责任”，并且这种“社会责任”应当成为人的思维或理性自觉。我们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走向低碳经济，就是实现的这种人之为人的活动。     

科学发展观:科学理性、人文理性、生态理性三位一体

发展观的核心问题是价值理念问题。科学发展观蕴藉着丰富的价值内涵,科学理性、人文理性和生态理性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层价值理念。科学理性体现的是科学发展观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的求真务实精神,具有自主性的批判精神、竞争精神和开放精神,大胆探索、追求真理的开拓创新精神。人文理性体现的是科学发展观对人的生存权的实实关注,对人的发展权的深度关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无限眷注。生态理性体现的是科学发展观对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关切,对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的追求,对生命与世界存在和谐的期待。科学理性、人文理性和生态理性三位一体的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必将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论高校“理性生态人”的培养——基亏高校生态教育公共基础课的视角

培养“理性生态人”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举措。当前，我国高校在“理性生态人”培养过程中，感性、普及性的活动教育多，深入、系统的公共课程教育少，大学生生态意识与生态智慧相背离，知行不一的现象相当普遍。高校要加强生态教育公共基础课程建设，必须制订国家层面的实施方案，构建系统化的课程体系，推行多学科渗透和单一学科相结合的教学组织模式，加强教师队伍和教材资源建设。     

从人类理性看法理和谐社会构建

本文从人类理性的角度探索人类社会的和谐基础。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性让人性打上了经济的烙印;19世纪末以来,社会学家又鼓吹人性的社会化特性。当代社会,经济人理性和社会人理性共同构成人性的两个基本特征。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必然趋向“以人为本”,趋向和谐共识,趋向法理和谐。     

康德"人是目的"命题浅析

“人是目的”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构成了整个伦理学系统的基础 ,是他的伦理学中最具进步性和现实性的成果之一。人是唯一具有理性的动物 ,理性决定了人之为人和人的道德价值 ,因此人是最神圣的。理性以自身为目的 ,而人作为理性存在者 ,本身就构成了自身的目的 ,但是康德并没有完全否定人作为手段的一方面 ,他用意志自律来达到了两者的统一。人的意志自律 ,也就是自由 ,自由是人的本质 ,人有了自由才使道德成为可能。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考量：源流、批判与拓展

经济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分析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后果的一门学科，“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核心前提。从经济学史方面考量，“经济人”假说经历了纯粹“经济人”、“理性经济人”和“有限理性经济人”等几个阶段。各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与修正，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解释由此产生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的理论支撑。基于传统“经济人”的伦理缺陷．在生态文明时代．提出“生态理性经济人”可能是“经济人”假设的进一步拓展。     

论民法的社会基础

民法是调整一国内部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 ,是一国国内法的一个基本部门法。民法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蓬勃兴起 ,是有其深远的经济、社会渊源的。没有商品 (市场 )经济的兴起、发展———民法的经济渊源 ,没有市民阶层的产生、市民社会的形成———民法的社会渊源 ,就不可能产生民法 ,民法就会失去其存在、发展的基石。本文以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为支撑点 ,初步分析中国民法蓬勃兴起的社会基础 (原因 ) ,为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法体系作些探索。     

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融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是人类谋求进步与幸福不可或缺的两部分 ,二者具有不同的探究对象、意旨和作用 ,唯有相互融合 ,相互补益 ,才能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为人类带来福祉     

论理查德·罗蒂的科学理性观

为了重构传统的科学理性观,理查德·罗蒂区分了"合理性"的两种意义:强理性与弱理性.放弃标准的强理性观而接受实用主义的弱理性观,也就是放弃认为真理是某种我们应对之负责的东西的看法.罗蒂从文化的层面来考察科学,正确地指出了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所必然具有的"素和性"、"建构性"和"约定性"的特征,但又完全无视科学与各种非科学文化的根本区别.科学不能排除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非理性因素作重要的补充,但是科学在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客观的认识活动.罗蒂试图完全否定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的作法是行不通的.     

理性妥协:和谐社会的重要思维方式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思维.理性妥协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基本方式之一,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必不可少.一个在思想文化上完全排斥妥协、追求激烈对抗的社会,即使有先进的制度与体制保证,也是难以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的.纠正对理性妥协的传统偏见,客观、全面地认识和评价理性妥协,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规范建设的困境——三种理性人的策略性选择

人们不遵守规范的原因可以用理性人的选择来解释:规范选择中的"囚徒困境"效应表明,人们会自发地选择不遵守规范,因为无论他人是遵守规范还是失范,对本人来讲,这一选择是受益最大的也是损失最小的.规范建设中的"搭便车"效应表明,许多人只愿意享受规范的利益而不愿意支付建设规范的成本.规范建设中的"破窗效应",使失范得不到及时的制止而演化为普遍的失范行为.但理性人假设的推导是有局限性的,这一理论没有考虑到非经济或非利益的因素.道德价值与使用价值有机结合的规范才是好的规范.     

对生态理性视域下的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的几点探讨

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凸显,生态理性的哲学思考顺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中国经济发展也从单纯的追求GDP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重点分析生态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区别,探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当代中国视角下的可行性发展。     

文化哲学:理性与人性的结合

文化哲学应当以理性关注人性 ,揭示人生的真谛。当代文化哲学是“属人”的哲学。实现理性与人性的结合 ,以理性引导人性 ,不仅是文化哲学本身的诉求 ,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哲学与人的相互接纳中 ,人提炼哲学 ,哲学改变人 ,理性与人性相携走向共生     

和谐文化的内核：和谐思维方式

和谐文化建设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季明认为,和谐文化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建设和谐文化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范畴,必须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建设和谐文化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支持和参与。左亚文认为,和谐思维是和谐文化的内核和灵魂,是时代精神的主旋律,是改革时代的哲学升华。和谐思维作为一个包含了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它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思维,但重在应用,重在管用,重在实践。柳菊兴认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并积淀形成了中国传统和谐观。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中,必须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中国传统和谐观。孙抱弘认为:我们当今要从不和谐走向和谐、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就应在生存现实与理性追求的接合部,通过全民的社会教育,提升国民的公共理性,构建相应的公共伦理和公共政策,从而营造有利于和谐文化孕育发展的人际氛围。李忠认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键在于建立和谐社会的价值体系,而和谐社会的价值体系则以和谐精神为其本质体现。     

从共同理性看科学与人文融通的意义

从历史起源上看，科学与人文原本一家。科学与人文在以下方面有共同的基因：从经验出发，不迷信权威，勇于创造；以理性为依据；对想象力的依赖；对审美的追求；受伦理的制约；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发展。科学与人文的再度融合，有利于克服狭隘的专业意识，促进科学和人文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克服人的信仰缺失，促进人的自我健全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有利于作出人类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