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热点事件回应型刑事法治现象反思

近年来,中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出现了回应社会热点事件的＂回应型刑事法治＂现象,法的稳定性和变动性的调和、民意和司法的互动、情理对法的渗透是这一现象的成因,但是,社会热点回应型刑事法治模式在弥补成文法的不足、消解社会冲突的同时,也隐含着违背刑法谦抑性、削减法律权威、侵蚀司法独立等潜在危机。     

司法回应民意的限度与途径

司法回应来源于"回应型法"的概念,强调要通过司法活动来诊断社会问题,发现或者判断出民意和社会的真正需求,在与民意的交流与沟通中实现合理的民意诉求,解决各种权益纠纷,化解利益争端。司法回应民意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程序性限度,要在回应民意的过程中找准突破口,抓住关键点,利用多平台,占据制高点,掌握话语权,探索司法回应民意的有效途径。     

司法与民意关系的现实困境及法理破解

经由一系列全民高度关切的个案而引发的法院审判与民意诉求之间的角逐和较量,成为转型时期司法所必须直面的难题。其核心的法理学问题在于司法裁判的权威和公信力,如何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中与大众的法律表达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专业论者主张民意并不能代替法官在案件中的专业主义判断,民意论者主张司法判决应该吸纳民众的见解;回应论者主张在法院独立审判的基础上回应一定时期内的民意。基于司法在宪法体制中的功能设计和当今中国民意表达的现实问题,中国应该以"回应型"司法哲学处理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这将会促成司法之殇与民意之难现实困境的法理破解。     

刑事政策制定中的民意考量

民意是作为非政府的社会公众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刑事政策作为一种国家与市民社会做出的公共刑事选择,其合法性源于民意从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两个层面的参与及影响。同时,规范化的发现民意、归纳民意、引导民意的反映机制是刑事政策制定中民意作用彰显的途径。     

区域刑事司法协助中警务合作的模式与路径

区域刑事司法协助是同一国家内不同法域的刑事司法机关,为共同打击刑事犯罪而进行的协作或相互提供的便利。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使得不同法律体制的地区间的刑事司法协助被日益重视和研究,而三地间警务工作的配合与协调是区域刑事司法协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区域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警务合作,应该在总结现存机制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司法协助的经验与做法,探讨合适的模式,从宏观层面确立警务合作的原则与协调机构,从微观层面探讨警务合作的具体措施的可操作性,通过日益密切的警务合作,促进三地法律制度的衔接和刑事司法合作的常态化。     

完善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民意表达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民意表达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然而当前政府决策中的民意表达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必须通过搭建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平台、建立和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和各种办事公开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民意表达和协调机制、建立科学的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和民意反映回应机制等措施予以弥补。     

刑事司法视野下民意的审视

从刑事司法的角度审视,民意是非统治群体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的带普遍倾向的利益诉求。其中的民愤往往会加重定罪量刑,而民怜则会减轻定罪量刑。虽然民意具有非理性、易变性和难以衡量性的缺陷,但由于其是实现司法社会效果的重要推动力,因而应该审慎对待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民意。     

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李立丰在《当代法学》2013年第5期载文《民意的司法拟制——论我国刑事审判中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认为,民意的表达过程是民意的一种拟制过程,存在失真可能。我国刑事司法民意表达可分为三类：一是有权直接表达,即刑事实体法、程序法等;二是技术性拟制,如法官在适用刑法具体规定中对“社会一般人”这个概念的技术性适用;三是组织性拟制,体现为人民陪审员制度。     

惩罚、隐恕与刑事司法视野下的被遗忘权

刑事司法视野下的被遗忘权与私法领域的被遗忘权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隐私或信息权利的保护并非刑事司法领域被遗忘权构建的理论基础。刑事制裁的边界与隐恕的伦理要求催生了刑事司法程序中被追诉人对被遗忘权的渴望。刑事领域被遗忘权的构造应当是阶层化的,犯罪记录不被法庭使用、犯罪记录封存或者消灭、删除与犯罪相关的信息是刑事被遗忘权在不同层面的展开。基于国内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我国刑事领域被遗忘权应当从过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及轻罪案件领域展开,以回应被遗忘权在刑罚与伦理层面的价值需求。     

海南生态文明保障的刑事司法效能检视及优化

在全国污染环境刑事案件逐年激增的背景下,海南环境刑事司法依然存在对污染环境罪惩治不彰的困境。通过对海南近年来环境资源类犯罪情况进行梳理,并分析污染环境罪适用不足的成因,可以从社会层面更新环境伦理价值观、建立健全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以及推进环境刑事司法职业共同体建设等方面加以完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怎样更好衔接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仅需要从立法层面进行宏观的规制,更重要的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的摸索和完善适合中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现状,既适度又超前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从牵头部门、证据规则等方面着手,加强两者的衔接,有助于化解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实践上的困境。     

司法如何正确对待民意

近年来，民意、舆论对一些重大案件的影响，民意与司法在一些个案中的对立和冲突，使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当今社会转型、矛盾凸显、利益多元、信息传递迅速的新格局下，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民意，处理好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是适应社会司法需求，增强法官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能力，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内容。     

检察机关刑事和解机制初探

刑事和解更多地体现为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层面,是检察机关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借鉴外国经验而进行的一项工作机制改革和尝试,有必要在实践中推行。但不能随意化,而应走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     

司法如何正确对待民意

近年来,民意、舆论对一些重大案件的影响,民意与司法在一些个案中的对立和冲突,使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当今社会转型、矛盾凸显、利益多元、信息传递迅速的新格局下,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民意,处理好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是适应社会司法需求,增强法官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能力,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内容。舆论对司法的关注是正常的。从理论上讲,人民群众对司法进行监督具有正当性。法     

论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

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借鉴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新方案而进行的司法改革措施。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未成年犯、过失犯、初犯、偶犯等轻微刑事案件,其目的是使被害者获得赔偿,侵害者获得宽恕,有利于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对于减少和预防犯罪大有裨益,体现了人类社会治理犯罪的理念的更新与进步。然而在我国刑事和解却缺少配套措施,以致在实施上缺乏可操作性。就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的关系来看,一方面社区矫正是刑事和解的必要配套机制,另一方面,刑事和解也有利于改善社区矫正的效果。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可谓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因此在立法设计、实施程序与机构设置等制度构建上也应相互协调,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运用。     

论刑事政策的演进与和谐社会刑事政策构建

刑事政策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是追求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关注人性,重视个性。主要内容包括宽严相济、保护人权、恢复性司法,实施主体包括国家及其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和谐社会刑事政策需要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预防各个层面加以深入贯彻。     

民意沟通机制初探——群众路线下的司法回应

一、民意沟通作用于司法的价值分析 1、民意表达的积极回应构成民意沟通 民意即社会大多数人对于某一事件或某一政策表现出来的带有倾向性的想法、意见和愿望。民意的主体存在多元性和数量的不确定性特征。存在自然人民意、法人及协会、团体、组织等非法人民意，存在全部民意、多数民意、少数民意和个体民意。民意需外化并表达出来才能可知。民意也只有通过言语性流露或行为性表现才能传递至外部社会。     

美国“弗格森”事件的刑法学思考

美国的"弗格森"事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同时再一次引起人们对两个刑法问题的思考:刑事司法如何应对民意;刑法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民意不能直接干涉司法,司法民主是有界限和禁忌的,民意影响司法只能通过立法机关和陪审制度来实现。刑法目前对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是不足的,把严重的暴力性群体性事件亚恐怖主义化是一条不同的、有效的道路。     

困境与出路：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

日益突出的信访矛盾，已成为影响我国科学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消极因素。信访困境的产生，是长期以来种种社会问题积淀的集中体现，其产生的根源涉及经济与政治体制、民意表达与纠纷解决机制、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等多方面。信访制度必须进行法治化改革，宏观上推进民主法治进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微观上应改革现行信访体制，健全民意表达机制，完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彰显司法权威．维护信访权与惩治滥用信访权并重．     

网络舆论与司法之博弈探微

作为公共领域的重要表达方式,网络舆论正以其广泛性、迅捷性、互动性的特点优势,给我国当今的司法审判带来了重大影响,因此,积极回应民意成为审判实践绕不开的必然选择。本文重点分析了目前司法回应民意存在的几大缺陷,即冷漠性、被动性、片面性,并严正指出"理性与宽容才是司法直面网络舆论的该当姿态",明确了当今司法应遵循及时有效、贯穿始终、灵活引导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