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拆围墙”的启示

再谈﹃拆围墙﹄的启示柳笛去年２月２４日，我在《望》上写过一篇《“拆围墙”的启示》，从大连一些单位拆围墙、美化城市环境，说到了机关体制改革。这篇短文虽然提出“人们的头脑里有一道自我封闭的‘围墙’”，“改革开放，必须有开放的思想观念，开放的思维方式和工...     

耸立松辽大地的“五星级”——鞍山国际大酒店写真

曾几何时,辽宁人对南方开放城市及大都市耸立着一座座高档次的宾馆、饭店惊羡不已。终于,辽宁也有了一个“五星级”——大连富丽华酒店。辽宁人为此自豪了好一阵子。可时过数载,仍是这一“星”独撑。辽宁何时再出一个“五星级”,人们翘首而待。1994年,松辽大地上终于诞生了又一座人们呼之已久的“五星级”——鞍山国际大酒店。第二个“五星级”诞生于鞍山,似乎出乎人们的预料。辽宁有中国的大都市沈阳,有美丽的开放城市大连……,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星罗棋布。再一想来,这     

“开放班车”上的“站客”营口

中共营口市委书记许仕廉,借用了个比喻来说明营口对外开放的状况,他说:“一趟班车,我们争着上去,虽然没有‘坐位’,但毕竟上了车,能够较快地前进了”。这种状况,他称之为“半开放”。 所谓“半开放”,是指营口市能享受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某些待遇、优惠政策,但国家不给外汇额,当地要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创汇、用汇,以引进外资和技术。因此,人们又称这种方式为“穷开放”。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1984年初,国务院决定对外开放沿海14个城市,但     

“贪官秀”给我们上课

慕马案赃物展连日高烧。《北京青年报》的一则报道的标题如是说。“高烧”到什么程度呢?据报道,“连续三日突破万人,队伍围着展地沈阳金剑大厦绕了两圈,观众为了看看贪官下场”。“看下场”还不如说“看内幕”,人们想看看这些贪官当年的内幕以及黑幕,看看他们人前人模狗样,幕后肮里肮脏,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真相。这不,还真有好看的,这便是“贪官秀”:“在字画展厅里,一幅字上写着‘看淡名利,莫争权势,心平静气,吉祥如意’,还有的条幅写的是‘天下为公’、‘德配天地’。”报道引用一位家住沈阳的市民的话说:“这些贪官贪赃枉法、狂敛民财,真的不知道他们收到这些东西的     

六十年代初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及其作用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48、50页)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     

应当怎样看待河南豫剧三团上演《金瓶梅》

本刊第六期发表《“红旗团”为什么非要排演〈金瓶梅〉》的专题报道时曾说:“豫剧《金瓶梅》在思想上、艺术上的是非得失,不妨留给文艺评论家去评判。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应当由文艺界的讨论与争鸣来解决。记者想‘追究’的是:豫剧‘红旗团’为什么非要排演这出戏?中国豫剧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年代,究竟遇到了什么‘烦恼事’?”在专题报道的结尾处又说:“排演一出《金瓶梅》,就能使三团走出困境么?演完了《金瓶梅》,再演什么戏?在中国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中国戏剧团体和戏剧事业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才能不被时代大潮完全‘抛弃’?” 报道刊发后,收到于群言同志的来稿,对豫剧《金瓶梅》及由之引出的应如何看待文艺作品的效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刊特摘发其主要观点,供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思考。     

少用“代沟”

我想查一查‘代沟’的出处和定义,老版《辞源》上没有,七八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七九年版的《辞海》上都未收这个词。这也不见得先前没有人用过,但这几年常用起来是事实。 我当上青年作家的时候,的确还年青,记忆里没有‘代沟’一说。前辈作家不是‘左联’,就是     

大连人的求实精神

有人说,大连的夜晚太静,没有灯红酒绿的“开放”味道;有人说,大连的胆子太小,在经济上没有什么一鸣惊人的新经验;也有人说,大连的反应太慢,不会“赶形势”,要落伍了…… 然而,大连人却说,干经济要的是实力和效益。这才是真正靠得住的评判标准。 大连市在发展经济上悟出了一个道理:要保证经济稳定发展,必须有求实精神。对于一个开放城市来说,提倡这种求实精神更为重要。     

“肝胆相照”要有“肝”有“胆”

李瑞环同志在新著《学哲学用哲学》中说:“我们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就要以对方的存在、发展为前提和条件。‘肝胆相照’,要有‘肝’有‘胆’,光有‘肝’没有‘胆’怎么‘相照’?”这既是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充满辩证法的深刻见解,也是今后处理这种关系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瞭望信箱

编辑同志: 贵刊今年第三十期所载的《肖克谈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一文在谈到“怎样才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根治一些人身上的‘左’倾顽症”这一问题时说: “首先应该查清病因,找一找自身有什么‘先天不足’。我们党产生于小生产占主要地位的中国,在它的许多党员身上就反映出了小生产者从自已所处社会地位中带来的‘左’的‘基因’。……”     

也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与时限问题——与唐昌兴同志商榷

唐昌兴同志在《党史通讯》一九八七年第十期发表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标志与时限之我见》一文中提出,“‘文化大革命’究竟历时十年?十一年?还是十二年?粉碎‘四人帮,能否标志‘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人们对于这一涉及党史分期的问题尚有不同看法,需要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离骚》的“离”

我对《离骚》从无研究。读了《理论学刊》今年第三期关于《离骚》的文章,引起一点联想。文章对《离骚》的“离”,解释说:“这里的‘离’并非指屈原的放逐,显然是指被‘疏’、被‘离间’之后的忧愁哀怨。”这是不是说“离”含有“疏”和“离间”的意思,我不甚明了。记得过去许多注家多牛是把“离”字解为“遭遇”的意思。因为古来“离”与“罹”通用。“罹”     

新春絮语

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奥维卡·谢尔的新作——《发家致富光荣:八十年代的中国》。为此《纽约时报》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了书评。索尔兹伯里在书评中有这样一段话:“奥维卡·谢尔将他在《纽约人》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的报道收集成册,贴切地题之为〈发家致富光荣〉。在邓小平黄金时代的这个中国,这是很重要的口号。现在,农民们在兴高彩烈地这样千,这在中国农村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现象。也许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中国的‘新长征’是     

勘诗小记(二)

杨万里《诚斋诗话》云:“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云:‘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此庚信‘白云岩际出,清月波中上’也。‘出’、‘上’二字胜矣。” 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二云:“何逊诗:‘薄云岩际     

勘诗小记(十二)

三十三 阮阅《诗话总龟》卷九“评论门五”引《直方诗话》云:“山谷与余诗:‘百叶湘桃苦恼人。’又云:‘欲作短歌凭阿素,丁宁夸与落花风。’其后改‘苦恼’作‘触拨’,改‘歌’作‘章’,改‘丁宁’作‘缓歌’。余以为诗不厌多改。” 舒芜按:“苦恼”意有尽,“触     

“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

有个读书人名叫丘琼山,喜爱游历名山大川。一次经过一座气势庄严的大庙,便信步走了进去。一进大雄宝殿,看见四周墙壁上画满了《西厢记》中的图画。他觉得非常奇怪,就问寺庙里的老和尚:“师傅,寺庙里的出家人怎么能画这些痴男情女的俗画?”老和尚合掌说道:“相公有所不知,咱们僧人就是从这里面悟出禅学真谛的。”丘琼山越发惊奇,又问:“那么是从何处领悟的呢?”老和尚闭目说道:“阿弥陀佛,《西厢·惊艳》之中不是唱道:‘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么?贫僧便是从这里悟禅的。”(事见《古今谭概·佻达部》)“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是《西厢记》中崔莺莺看见张生临去时的表情。达“一转”,还真“风魔了张解元”。而这座寺庙的和尚却偏     

勘诗小记(三)

六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八引《漫叟诗话》云:“诗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窜易,遂失一篇之意,若“相公亲破蔡州来,,今‘亲’字改作‘新’字是也。”胡仔曰:“《酬王十二舍人雪中见寄》云:“三日柴门拥不开,阶前平满白皑皑。今朝踏作琼瑶迹,为有诗从凤沼来。’今‘从’字改作‘仙’字,则失诗题‘见寄”之意也。” 舒芜按:二首皆韩诗;杨慎《升庵诗话》卷五亦有论“诗从”不当     

必须抓紧抓好粮食生产

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对于粮食生产,我们还是要抓紧抓好”他说:“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     

瞭望哨

某市有位知识分子,十八年前已被批准入党,‘文革’中因为拒绝写诬陷同志的材料,被当权者取消了党籍。粉碎‘四人帮’后,他再次提出入党要求,却被告知必须先弄清这个‘历史问题’再说。首先要有满腔热忱云南鱼世昌某市有位知识分子,十八年前已被批准入党,‘文革’中因为拒绝写诬陷同志的材料,被当权者取消了党籍。粉碎‘四人帮’后,他再次提出入党要求,却被告知必须先弄清这个‘历史问题’再说。‘文革’中拒写诬陷同志的材料,竟成了‘历史问题’,已属奇怪,更叫人不解的是,当这位知识分子请组织上对这个‘历史问题’进行复查时,却如石沉大海,再也听不到回音。市纪委把他的申诉转到他所在的单位,支部书记对他说:‘你的事我们基层支部没有功夫管。’去年,这位知识分子调任市科委负责人后,又向党组织提出申诉。机关党委负责人回答得也非常干脆:‘你的问题要找好多人调查,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事关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应该如何对待,作为党的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应该知道得最清楚,却一个推说‘没有功夫’,一个答以‘没有力量’,一句话,把事情推得干干净净,好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与他们无关。知识分子入党难。难在哪里?某些党组织缺乏对知识分子的满腔热忱,也是‘左’的影响的一种表现。不肃清‘左’的影响,功夫再多,也办不成事。校对也应署名江苏韦顺一九八一年湖南出版社再版了韦素园早年的一册评著《外套》,其中收入了鲁迅先生的《忆韦素园君》一文,内中有这么一段:“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读后令人茫然。找来《鲁迅全集》一对,原来在“患”字后面漏了十七个字:“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另外,这篇文章,注释中竟把“三·一八”错成了“八·一三”。前者发生在一九二六年的北京,系段祺瑞镇压爱国学生请愿的事件;后者则是一九三七年在上海发生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淞沪战役”的日子。二者相去何远!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提高印书质量的呼吁已几见报端,遗憾的是改进不大。案头有一本也是韦素园的译著《最后的光芒》,是一九二八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这本字数四倍于《外套》的书,基本无错漏。这两本书在质量上的差别,也许有种种原因,但我在两本书中却发现了一个实非无关紧要的不同,那就是《最后的光芒》印上了校对者的姓名,而《外套》却没有。由此我感到,在我们出版的书籍上,除了作者要署名外,编辑、校对是否也应署名?这倒不是为了出名,而是因为责任所系,应该有一个归属,不要弄成一笔糊涂账。这样,或许大家都会认真些。争名种种上海孙洪祥上海某高等学校与某工厂协作,研制成功一种新产品,为我国冶金工业增添了光彩。这本是值得协作双方高兴的大好事。谁知,当有关部门准备向他们颁发科技成果奖时,这两个单位却在证书署名次序问题上争执不下,都坚持要把自己单位的名字列在前面。结果,在协作中建立起来的情谊一扫而空;而且,由于双方各不相让,证书至今无法颁发,奖金也只得锁在保险柜里。真是无独有偶。北京B大学从国外引进了一台四级衍射仪,某城市的N大学闻讯后,因研究需要,欲往B校借仪器一用。B校毫不掩饰地提出条件:借仪器可以,将来论文写成,署名时要把该校放在首位。“名足以指实”。如果名不副实,不过虚名而已,争得再多又有何益?如果说,上海那两个单位为争名寸步不让,已近乎无聊的话;那么,北京这所大学的逐名,算得上是不择手段了。我们反对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也反对不想出力而专想得名,或出小力而得大名的庸俗作风。因为后者与前者,就思想实质而言,可谓一脉相承,都不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则。     

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约法三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不久前就省委领导活动的报道问题“约法三章”,他说:“一是省委领导的讲话,从我开始,在报道中不要说‘重要讲话’,把‘重要’两个字去掉,讲话那么多,哪有那么多‘重要’啊！二是涉及到我的稿子,你们可以删,觉得不合适的尽管改,不用告诉我,发多发少你们定。三是稿件中对领导赞扬的话无论如何不要写,什么‘轻车简从’、‘冒着寒风’等都要删去,本来就该这样嘛。我们的报纸一定要体现党的优良作风,一定要反映民意。”（摘自《光明日报》）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约法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