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邻避冲突的社会风险及规避机制分析

邻避冲突是围绕邻避设施的选址、建设和运营所引发的冲突。城市邻避冲突有风险,它是因城市邻避设施风险所引发的风险,是相关民众与地方政府互动不良的结果。它有一个或长或短的积聚过程,从对地方政府围绕邻避设施的决策开始,历经质疑地方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利益诉求表达的受挫等环节,因之所引发的焦虑不断在相关民众内部积压、升腾,最终在特定节点爆发,引发邻避冲突,社会风险由潜在转变为现实。它导致社会失序,也一定程度上降低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城市邻避冲突需要规避,其所带来的社会风险需要预防,为此我们应认真考察其积聚机理,处理好各个关键环节,既要改进决策机制,确保决策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又要精细补偿机制,消除民众的后顾之忧;还要完善沟通机制,确保全过程的沟通渠道畅通。     

政府合法性的新宪政论解读

政府合法性是政府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体现为社会和民众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与认同。面对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正经历着考验。而新宪政论作为新兴的政治科学理论,对于政府合法性具有较透彻的解释力,并为政府合法性的维系与巩固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即民主选举、有效政府、执政党能力建设。     

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直接目的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地位的实质是执政合法性问题.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发生了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使党失去了执政的社会基础.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执政合法性的表现形式及其相互关系,提出政党的执政地位应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个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越广泛,其执政的合法性就越强.     

自然灾害风险图的应用研究——基于日本自然灾害社区风险图的案例研究

21世纪以来,世界自然灾害频发,改善城市规划,建设防灾减灾工程,提高民众灾害风险意识,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一个主题。在中国,民众缺少灾害风险意识是造成自然灾害损失扩大化的重要原因,在日本,自然灾害风险图成为政府进行灾害管理,提高民众灾害风险意识的重要工具。日本政府已经绘制了一套完善的全国性自然灾害风险图,旨在让政府决策部门、相关研究机构以及社会大众了解所在区域自然灾害风险,同时最大程度避免生命财产安全损失。     

自然灾害风险图的应用研究——基于日本自然灾害社区风险图的案例研究

21世纪以来,世界自然灾害频发,改善城市规划,建设防灾减灾工程,提高民众灾害风险意识,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一个主题。在中国,民众缺少灾害风险意识是造成自然灾害损失扩大化的重要原因,在日本,自然灾害风险图成为政府进行灾害管理,提高民众灾害风险意识的重要工具。日本政府已经绘制了一套完善的全国性自然灾害风险图,旨在让政府决策部门、相关研究机构以及社会大众了解所在区域自然灾害风险,同时最大程度避免生命财产安全损失。笔者在日本担任访问学者期间,     

认同缺损与合法性建构：地方人大系统的挑战与应战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政治体系的合法性程度越高意味着社会及民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参与和互动程度也越高 ,政治运作充满平和、民主和可以预见的氛围。因此 ,提升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也是政治文明建设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系统是我国地方政治体系的核心 ,然而 ,种种迹象表明社会及民众 ,甚至国家的其他机构对人大系统的地位、权能及工作成效的认同是缺损的。这不仅影响到人大系统的形象 ,还危及其合法性 ,乃至整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多方面长期的努力 ,首先人大系统自身要有应对…     

社会资本与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资本理论,为中国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组织中的无形资产,对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建设、党内民主建设、党群关系建设、反腐败建设等产生巨大的助推作用。新形势下,塑造民众与基层党组织之间的普遍信任、增加规范资本的有效供给、促进公民参与网络的发展,成为我国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路径。     

风险社会、虚拟社会管理与政府公信力建设

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是风险社会与虚拟社会相交织背景下巩固政府合法性的必然要求。利益冲突是社会转型期引发社会风险的根本因素,虚拟社会为利益冲突的产生提供了新的动力和运作空间;制度化风险与风险的制度化、"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和信任危机导致的风险经过虚拟社会的传播而扩散;虚拟社会中风险弥漫致使政府公信力进一步流失;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要着力破解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深层问题,为此应构建面向风险社会治理的政府公信力实现机制,提高虚拟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和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     

试析当前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双重风险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重心

社会转型中,国家权力作用和民主权利行使的张力关系使国家治理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和治理失效的双重风险。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在推进程度上适应民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需要,更要在战略重心选择上立足于国家治理的具体需求。不能带来治理绩效的民主实践注定是失败的,自由主义民主在中国不仅行不通,而且危害巨大。治理民主用"参与"改造治理以解合法性危机,用"善治"规范民主以防治理失效,符合人民民主的价值旨意,有利于实现政治参与的有序化,社会与政府治理能力的互动提升,国家认同的现代化,应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重心。治理民主发展的关键是把治理嵌入已有的民主政治制度中,以"治理"作为民主政治制度运转和完善的支撑点,具体策略包括:完善社会体制;加强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丰富民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形式;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政绩与执政党的合法性

政绩作为执政党对民众承诺的反馈 ,体现了执政党为民服务和为民谋利的活动及取得的业绩 ,关系到执政党能否保持合法性。虚假政绩会导致执政党陷入合法性危机 ,单纯注重经济发展的政绩会使执政党的合法性陷入困境。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以人为本 ,务实、可持续、全面的政绩才是保持和巩固执政党合法性的根本。执政党必须不断创造更多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赞成的政绩 ,从而不断维持和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     

发展中国家合法性问题探析

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撞和社会缺乏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容纳民众的参与,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合法性危机。在合法性危机过程中形成的合法性,则带有与生俱来的弊端:过分倚重于意识形态、过分倚重于有效性以及带有明显的人格化取向。如何克服这些弊端,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三条可能性路径。     

党群关系中民意沟通过程的逻辑关系探析

现代政党执政,不管其最初的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如何,要使自己保持足够的合法性,就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为此执政党就必须建立一种较好的体现执政党与民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既要保持执政党对政治体制的控制,同时又要建立保证民意得到舒畅的表达制度和机制。这是执政方式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段时期以来,发生了一些较大规模的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引发社会热议。可以说每一次     

论应激性群体事件中的无组织化民众参与

具有参与方式的自然性、动机的多样性、表达方式的非理性化、行动后果的不可控性等特点的应激性群体事件中无组织化民众参与，蕴含着较大的社会风险：缺乏具体的磋商对象，容易导致局面失控；形成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恶性对抗关系，削弱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政府对此类事件的惯常处理模式，产生极强的负面示范效应。     

晚清改革失败的官风因素:侧重于经济建设层面的考察

晚清经济建设历程表明,清政府未能带领中国实行有效的改革,官风不正是其重要原因。基层官员藉改革谋私加大了经济建设成本,腐败破坏了改革措施的社会信用,而官场中的利益共同体则使腐败向纵深蔓延,令民众丧失对清政府最后的同情,其合法性也随之终结。     

基于执政合法性视角理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

2007年,我们党在召开十七大时,就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要求,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的任务.应推动该价值体系大众化作为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中的重要任务来抓.而实现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在实际上就是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也就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民众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不仅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也是增强新时期党执政合法性的行之有效的做法.     

政党信任及其建构途径探索

政党信任是由政党和社会民众两大主体在结构性互动中生成的价值关系,是社会上多数民众对政党政治的合法性、政党制度的合理性和政党组织及其成员所体现出来的能力、素质、品性等的认同和信心.政党信任具有强化政治合法性、维持社会稳定和推动政策执行等重要功能.在当代中国,政党信任的建构必须紧紧抓住制度这一载体,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变迁,...     

虚拟社会的法治路径分析

虚拟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民众提供了更有效的法律监督和民主沟通手段,同时由于虚拟社会自身的缺陷,也给现实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从法律视角界定了虚拟社会主体的法律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权的边界;分析了虚拟社会主体的特点和自身存在的各种缺陷;阐述了虚拟社会自身的善治需求及其重要性,以及法律监督对完善虚拟社会的必要性;提出了虚拟社会的法治路径,即要拓宽民众诉讼渠道,引导民众有序参与,并通过立法和行业自律来弥补虚拟社会自身的缺陷。     

政治合法性视野:历史与现实的反思——邓小平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因为拥有意识形态合法性、个人魅力合法性以及显而易见的绩效合法性，能够在与国民党的抗争中取得胜利，进而在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建设中实现社会的广泛动员。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政治上“左”的错误不断升级。导致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出现了某种缺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了重塑政治合法性的努力：在工作重心上果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建立绩效合法性；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以1982年宪法修订为标志，为中国法制体系的逐步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法理型的政治合法性同绩效合法性相得益彰。可以说，邓小平直接推动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建设。     

新媒体政治参与背景下的民主风险及其防范

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政治衰败,民主转型的风险问题凸显。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并成为民众重要的政治参与渠道。新媒体在激发政治参与热情、通畅政治表达渠道、增进政治互动的同时,使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增多,风险进一步加大。新媒体政治参与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风险主要有性质风险、进程风险、结果风险和价值风险。在扩大政治参与和推动民主建设的同时,必须注意防范和规避民主风险,警惕可能出现的"黑天鹅效应"和"蝴蝶效应";必须着力研究互联网及新媒体兴起的背景环境下民主风险的评估、预警和应对,真正走出一条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道路。     

当前我国社会心理特征及治理方向

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我国政府和民众对心理健康及社会心理更加重视,民众对待突发事件的社会心态更加成熟。后疫情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应在把握民众社会心理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精细化治理、协同治理和网络情感治理。同时也要积极关注和审慎对待资本对心理健康行业的影响,既不把心理健康问题扩大化,也不把心理服务作用扩大化。结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需要,应着力提升民众对心理健康的科学认识,着力突破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