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型时期行政伦理的重塑与构建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价值取向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思想的自由性增强,当代中国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发展格局。这样的变化使政府面临的行政环境日益复杂,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屡屡发生。本文从转型时期行政伦理失范的成因,行政伦理重塑的现实意义以及构建途径进行了分析。     

行政责任伦理与行政行为

行政责任伦理是行政活动主体及其行为的伦理,是关于政府及各行政组织和个人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道德规范、伦理制度、价值观念模式的总括。面对社会转型期观念与现实的碰撞以及对政府提出的更高的要求,行政主体必须提高自身的行政责任伦理修养,同时,行政伦理建设的运行机制也应该得到完善和健全。     

礼治与法治中西方传统治国模式的差异

传统的中西方文化由于体系、经济形态、维系社会的基础、地理环境以及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治国模式上的根本差异。概言之，中国传统的治国模式为礼治，即以统治者制定的伦理化的法律或法律化的伦理规范调整社会关系，强调政治社会化、政治伦理     

行政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论析

行政伦理具有公正、平等、自由等价值意蕴。行政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建构的前提，伦理型政府是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和谐社会背景下推进行政伦理建设要做到行政伦理规范法制化、伦理监督制度化、伦理文化普及化和行政伦理培训常规化。     

浅析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行政伦理内涵

与传统行政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式不同,服务型政府具有鲜明的伦理导向,它提倡伦理价值回归行政领域,认为应在行政管理中引入伦理视角.服务型政府的构想蕴含着以人为本.诚信、责任、公共精神,法治精神等丰富的伦理内涵.厘清服务型政府的伦理要求,对于构建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论行政伦理法制化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方面现代的行政伦理体制尚未建立,另一方面受到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现实中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接连不断,行政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指出要加强公职人员行政伦理素养,必须确立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思路,以法律强制的手段确保行政主体遵守最基本的行政伦理规范,通过法律的刚性措施与伦理道德的软性结合,从根本上防治腐败,建设服务型政府。     

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社会问题纷繁复杂,在政府执政和解决社会,人民群众的问题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与伦理相关的问题,涉及到的行政伦理问题非常多。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行政伦理的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建立好符合伦理道德,符合法律,能让人心服口服的行政伦理,才能根据这样的伦理解决问题,才能使得社会的发展更加健康快速与全面,因此,我国目前行政伦理的建设困境,以及面对这些困境所应该找寻的出路,都应该被深入研究与探讨,为解决行政伦理的具体问题做出贡献。     

美国行政伦理的四种话语方式

1940年代,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出现了行政伦理话题,1970年代前后新公共行政学派提出了"社会公平"的专门议题,并开辟了行政伦理的话语空间1980年代之后,学者们按"好政府的构成内容"探究行政伦理,形成几种代表性的行政伦理话语方式:"职业道德"型、"组织伦理"型、"政体价值"型、"公民精神"型。     

从行政伦理视角探析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困境

当下,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成为横亘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鸿沟,从根本上影响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政府控制行政成本,作为公共权力部门为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改革,在社会管理模式的改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动力不足”,“难以持续”和“受益偏移”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成为政府行政实践活动中亟待解决的困境.本文选择以行政伦理为视角对于政府行政成本控制以及其所面对的困境进行深入探讨,逐步探寻、揭示行政成本控制内嵌的伦理精神,分析控制困境背后所隐含的伦理缺失,并尝试为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困境的解决提供伦理路径,以期对控制政府行政成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开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与对策探析

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是社会进步与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在客观分析我国公务员伦理失范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完善行政体制建设、强化行政权力监督和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对提高我国公共行政管理中公务员的伦理素质,营造一个和谐的政治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论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基于对行政程序底线伦理的探索

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是在行政程序价值观念内在转向过程中对程序自身对于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探索,其实质是行政程序底线伦理的抽象化表述,即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是人们对于行政程序合法性的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作为行政程序的底线伦理,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体现的是在交涉性基础上对人的主体性的认知和尊重,其目标指向是人的主体性的张扬。体现内在价值的最低限度的程序标准包括透明性、稳定性、非强制性、可接受性、可辩驳性、可预期性。作为行政程序底线伦理的内在价值观念,其提出的意义在于在生机勃勃、千变万化的社会实践领域为中国的法律现代化特别是行政法治化促发了一种现实的制度构建模式,即制度先行主义下的法治行政程序构建模式。     

行政伦理建设——抑制行政腐败的有效途径

行政腐败已经严重威胁着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行政腐败的原因有许多,行政伦理失范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因素。本文着重从行政伦理的角度来探讨行政腐败的治理。通过中西方行政伦理建设特点的对比分析,从行政伦理观的反思,到行政的道德伦理建设、制度伦理建设及行政组织的伦理建设,来寻求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伦理建设来有效防治腐败。     

政府信用建设及其法治路径

政府信用建设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的信用建设产生巨大的辐射、引领力量,同时也有助于社会法治秩序的形成。随意否定自己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决定,行政执法方式简单粗暴,行政资讯不公开、不透明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着政府的权威和信用。信用政府和法治政府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建设信用政府不是简单的行政伦理问题,必须通过法制途径,规范政府行为,推进政府信用建设,保证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和各种社会事务的有效管理。     

山西假疫苗事件中的行政伦理危机与救治途径

山西假疫苗事件不仅有体制性因素还有伦理性因素。本文认为,山西省假疫苗事件凸显出了行政伦理的三大危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体制和机制滞后导致的组织伦理危机和公职人员的信仰危机。其救治的途径就是构筑政府和公众的信任基础、克服体制性困境造成的伦理对立以及推动公职人员更高的价值追求。     

社会现代化背景下政府行政伦理建设的基本原则

本文认为,适应新的需要,加强行政伦理的构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既然行政伦理是调整行政主体在一定的行政制度下,通过行政活动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的行为规范体系,那么,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行政伦理的建设应当体现行政活动主体和行政制度两个基本方面。在社会现代化背景下,行政伦理建设的基本原则应包括:政治原则、公平原则、廉政原则、勤政原则、效率原则、法治原则。     

政府回应：中国的理解和实践

政府回应的理论产生于西方。政府回应既是西方公共管理的实践过程,也是系统的政府管理理论和行政理念的逻辑延伸。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政府改革中提出了增进政府的责任性、回应性和效率的目标,政府回应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就目前来看,西方的政府回应主要停留在价值理念层面。中国学者对政府回应的理解是在价值与过程之间,即一方面对西方人理解的政府回应的价值内涵给予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将政府回应理解为一种过程,并试图用政府回应理念来指导中国政府回应的实践过程。     

行政伦理价值向度的校正

行政伦理的内在价值向度对于公共行政的实施以及行政文明的发展和行政体制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导向、规范、激励乃至终极眷注的作用,已成为行政伦理建设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要课题。以往关于行政伦理价值向度的观点,或者局限于公共行政的工具价值,或者偏重于某一单一的价值原则,使得公共行政或者失去理性价值,或者局限于片面价值。因此,只有构建多维的行政伦理价值体系,才能保证公共行政的科学合理。     

行政软权力的法律规制模式研究

行政软权力具有同化顺从和非国家强制性的内在属性和品格,在运行过程中表现为行政协商与对话、行政正当程序和社会价值评价的内在协调与约束关系。基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法治文化传统,形成西方法治国家司法主导与理性、自然法思想相契合的复合型的行政控权模式,还需要长期的法治发展与实践。不过,行政软权力内在的协调与约束关系,为构建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以程序主义法范式为主导的行政程序法制、行政伦理法制和社会价值评价法制相结合的复合法律规制模式提供了可能。     

数字法治政府构建的四个面向及其实现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技术与政府管理和行政法治相融合的产物,在推动政府职能变革、提升政府治理质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价值和治理难题。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为保持法治政府内核不变,应该在贯彻传承性、法治性、数字性和未来性四个面向的基础上,坚持内涵式发展,并将这些重要理念融入行政法典。同时,对于法治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带来的理念动摇、组织矛盾、程序风险和技术障碍等方面的挑战,可以在政府治理与社会参与协调、政府内外动力共同驱动、数字技术支撑,以及道德、伦理和法律共同掌控的前提下,着重完成筑牢技术基础、更新行为方式、再造行政程序以及安全风险规制等方面任务,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我国行政垄断现象大量存在的原因及治理

行政垄断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个特有概念,行政垄断这一概念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由我国一位经济学者提出的。后来法学界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完全和西方经济垄断现象不同,所以采用了行政垄断的概念,将行业壁垒、地区壁垒、政府限制交易或者强制交易、政府专有交易看作是行政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