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难题·问题:社会阶层结构大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政治发展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阶层结构转型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如何作为.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来看,都非常有必要从社会阶层结构与政府治理模式的互动中深入把握政治发展,并回答如下问题:在阶层结构大转型背景下,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是什么?政治发展面临哪些难题?中国的政治现实、社会基础和所处的时空条件,决定着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在以协商民主为主导模式的前提下,逐步引入竞争机制,将协商民主和体制内的竞争有机结合起来的“协商-竞争型”政治治理模式,可能是中国政治发展中比较好的模式选择.     

“民心政治”的实践与表达——兼论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拓展北大核心

作为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中总结凝练的执政模式与标志性政治话语,“民心政治”缘起于传统中国民本思想,却又与民本政治、民意政治相区别。通过解析中国国家治理场景中的“民心政治”,可以发现,民心是中国民众政治心理各要素的总括性概念,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话语表述。在政治现实中,党和政府通过实践“民心政治”赢得民心,从而持续生产政治合法性。“民心政治”的研究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测量与呈现当代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更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中某些政府行为的内在意涵,进而为政治心理学基础理论和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创新作出贡献。     

论“广义政治论”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认为,政治发展的实质是由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即走向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本文认为,此种政治发展观并不适用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的实际。而“广义政治论”的提出,既为中国政治发展理论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清官政治诉求”的学理分析

关于“清官政治诉求”的核心,目前学界并无定论。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忠君”,一种认为是“逆君”。“忠君说”认为“清官政治诉求”虽然是一个“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结构,但其核心仍然是“忠君”;“逆君说”则认为“清官政治诉求”的核心是在君之上安置一个“理”,这个“理”是逆君的,而不是顺君的。牺牲一切现实利益,以致以牺牲生命来捍卫此“理”,捍卫此“道统”,正是“清官”的本义所在,正是“清官政治诉求”之根本落脚点。在此意义上说,“清官”在中国政治“天-君-民”的三极循环中,正是“天”一极的代表与象征。本文认同“逆君说”,并扼要分析了“清官政治诉求”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及其现实基础与精神价值。     

再论中美博弈下的朝核问题及其前景

中美博弈在朝核问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占据关键位置，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该问题的未来走势。中美围绕朝核问题的博弈存在目标的迥异、方式的不对称、动力的不同以及效果的差异。于美国而言，在朝核问题同中国进行博弈，既是试图继续维护由其与盟友共同构筑的东北亚区域安全体系，也是为了继续掌控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核安全治理的话语权。对中国而言，同美国博弈朝核问题，一方面是为自身国内社会发展营造安全健康的周边地缘安全环境，另一方面是为成长为全球性影响的大国塑造稳定有序的周边政治环境。从当前看，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博弈呈现一种“双重领导”体制，但由于中美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国际合法性问题等而逐渐陷入困境。对此，中国提出“双轨并行”和“双暂停”的“两双”思路，为朝核问题走出困境提供了新方案。展望未来，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博弈还会持续存在，而“两双”思路能否取得共有的预期成效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对此问题的认知。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政治安全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具有深层关系。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在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治安全所遭遇的困境与难题;另一方面,国家政治安全又是推进和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国家治理的功能类型及能力方面与现代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国家治理在民主与科学方面还难以充分满足社会发展及公众期待;国家治理过程及结果在公平系数和正义刻度上还与民众需求有一定距离。全面深化改革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举措,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作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服务的均衡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走上法治化轨道。     

价值·制度·机制·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深刻地改写了中国政治生活的逻辑，积累了特殊的经验，体现了特有的规律，形成了特色的道路。中共十七大报告因此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回顾三十年政治生活的变迁，可以发现中国政治发展在价值选择、制度模式、核心机制、动力结构等方面体现了基本特色。     

以“生命政治”之名：在数字时代重思福柯的治理术

治理术是理解福柯治理思想的重要切面,通过对不同时代治理术的剖析,可以找到福柯有关生命政治思想的诞生源头。治理术可以被划分为16世纪之前的治理权术、16至19世纪的治理技艺、20世纪以来的治理算术,它们分别由统治权力、规训权力和摆置权力创制,旨在实现的治理则分别为“对人口的治理”“对国家的治理”以及“对想象力的治理”。其中,治理算术作为数字时代治理术的被异化形式,以一种隐蔽但强力的方式操纵社会,并由此产生了许多自身难以化解的风险。数字时代的治理应当重新回到“人的解放”这个核心议题,将实现“生命平等”和提高“生命质量”作为建构一种新治理术的核心主张。这种新治理术的实质是一种政治哲学,而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则为建构这种政治哲学提供了相当充分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政治和谐的追求

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探寻政治和谐理念与设计的历史。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按照是肯定还是超越现实政治关系的政治和谐追求特点,出现了两条贯穿中国古代史的政治和谐追求思路。一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消极的浪漫主义政治和谐追求一无为以致和谐;二是孔子开创的积极的现实主义政治和谐追求—人治以致和谐,这又包括伦理型与法制型两种。这两种政治和谐追求思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栏目征稿启事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是国内最早设置专栏研究民族政治问题的刊物之一,最早可追溯到2007年设置的“民族政治与行政”栏目。2015年,为更好聚焦民族政治与边疆特色,栏目更改为“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先后聘请周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方盛举(云岭学者、博士生导师)担任栏目主持人。该栏目因独特鲜明的办刊特色,不仅引起了全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的广泛关注,更在边疆政治学研究领域擎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为积极探索边疆地区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认真总结我国民族地区边疆治理的经验教训,有效探究促进民族地区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措施和新办法,深化社会各界人士对边疆民族地区在我国治理现代化建设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吸引社会各界更多地关注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和发展,《云南行政学院学报》将“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栏目列为刊物重点建设栏目,现面向全社会诚邀优秀稿件。     

和谐社会的构建:从伦理中轴到制度中轴——论扬弃和超越儒家和谐治理观

儒家和谐治理观对历史中国和现代东亚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可以为当今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但由于其存在着以伦理为中轴、制度性资源太少的根本性缺陷,不能作为解决当今社会政治问题的现成方案。欲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必须扬弃和超越儒家和谐治理观,走出重“政治人”建设轻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误区,开辟一条靠制度执政、靠制度治国的新路。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核心是民主与法治,其中又以党和政府的制度改革为重点。     

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路径选择——从民主、法治到治理的历史演进

历史周期率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封建政权摆脱不了的宿命。历代封建王朝盛极而衰、农民起义军先胜后败,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艰辛探索中,终于找到了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既要靠民主,又要靠法治,还要靠治理,从而形成了“从民主、法治到治理”这样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发展路径。可以说从整体上实现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两方面的有机统一。并且,这一发展路径既体现了发展的阶段性,即不同历史时期在处理合法性与有效性关系问题上侧重点的不同,同时又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即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并非相互替代而是逐步递增的过程。而从实践维度看,则表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也有了新的要求,那就是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在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同时大力突出治理的重要性,于是,提高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要求便势在必行。     

行政公开：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政治文明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权力能够得到有效行使;二是公民权利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公民权利的维护和实现,始终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难点和关键。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发展程度,是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行政公开体现了对公民知情权、人格权、参政权、生存与发展权的尊重与保障,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与重要标志。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建立和发展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公开制度。     

治理结构多元化：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通过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些典型个案进行分析,发现其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强调国家统一管理而导致的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当代中国的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是历史遗传和传统体制的产物,与转轨时期纵向政府间关系中存在的压力型体制也有着内在的关联。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从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地方治理结构多元化与国家的统一管理并不矛盾。因此,在已有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基础上,实现地方治理结构多元化应该成为继续推进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debate about “indigenizing 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 from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phrase “indigenizing 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 is misleading at best and destructive to political science development in China at worst.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is the same as other comparative social sciences: namely, it is the process of replacing proper names and treating tempo and spatial factors as potential variables contributing to the explanation of political phenomena. As social scientists, we should not be content in using “local Chinese conditions” or “special Chinese cultural factors” to explain political behavior and phenomena in China. Instead, we should decompose the “special Chinese conditions” and “cultural factors” for the deeper meaning of these conditions and factors so that we can conceptualize and elevate these conditions and factors to a theoretical level. In short, the author favors making political science study in China more scientific and argues that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science studies in China lies in replacing the proper name “China” or “Chinese”.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意蕴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产生于中国土壤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发展成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特征淡化了长久以来政党制度的"管理"倾向,凸显了"治理"特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主体多元性、过程协商性和实践合作性等治理特征,使得多党合作的治理效能得以真正发挥,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     

增量政治改革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分析了政治文明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定义、要素和基本特征,指出增量政治改革或增量民主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途径。着重论述了增量民主的概念、意义、内容、要点,以及通过增量民主所要达到的治理和善治目标。最后,还试图建立起一套评估中国民主治理的指标体系。     

China's obsession with Singapore: learning authoritarian modernity

Abstract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academics have shown disproportionate interest in the small city-state of Singapore.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y with a majority ethnic Chinese population has drawn their attention because it is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combines advanc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ith stable one-party rule. Singapore not only seemingly defies Western predictions that modernization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democracy, but also appears to show that authoritarian regimes may be better suited to achieving societal stability in an Asian context. In particular, the ruling party of the city-state,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has drawn the attention of conservative Chinese reformists who seek to fill the ideological void that emerged following the decline of Maoist ideology. Reformers in China also derive practical governance lessons from Singapore about fighting corruption, increasing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improving responsiveness within the party-state. As such, political learning from the Singapore model must be seen as part of the ongoing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a consequence of this learning process, Chinese reformers are using lessons from the Singaporean model as arguments in their efforts to bolster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and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one-party rule, thus reducing pressures for democratization.     

制度、政策与效能:国家治理探源——兼论中国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中国政治学提出了新议题:如何理解制度优势、制度供给与治理效能的关系、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讨论上述议题,需要探究国家治理效能的来源。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其运行状况和竞争实力取决于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发展水平,二是治理能力。这也就是说,发展和治理是国家的双重任务和追求。无论谋发展,还是求治理,国家运转需要有制度支撑,也需要有政策支持,因此,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二者互动状况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绩效。良好的制度要配套良好的政策才能产生良好的效能,中国发展绩效实则就是制度效应与政策效应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在实现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方面,尤其是在40多年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显示了良好的绩效。主要资源国家所有和多种所有制下不同经济主体市场化竞争的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单一制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三项制度的综合效应支持了中国高效快速的发展,也为中国治理优势的展现提供了保障。今后,中国共产党应继续凭借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高效性的制度优势,通过改革创新,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并通过对现实问题的逐一解决最终实现制度的成熟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