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的这两句话,人们大都耳熟能详。可我们党为这一论断付出的沉重代价,却不是一般人都能知悉的。本文叙述的,是发生在三十年代初我们党的历史上红军时期一幕惨剧:江西红土地上一支正规红军部队———红二十军,在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政治旋涡中,全军覆没;从军长、军政委到副排以上红军干部,除个别幸存者外,全部惨遭杀害!让人扼腕而叹的是,惨遭错杀的红军将领至今仍沉冤莫白……曾是那么骁勇善战红二十军是由赣西南地方革命武装组建而成的…     

论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由于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中国共产党才得以胜利地结束了长达4年的“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因此,遵义会议不仅直接改善了中国革命的处境,而且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项伟大壮举。它不仅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保存了红军队伍和革命力量,使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而且在这场远征中产生出来的伟大精神——长征精神,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丰碑上和全国人民的心里。学习和发扬长征精神,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决维护党的统一,这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思想基础长征是我们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军事…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主要依据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实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转折。我认为，对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研究。     

最早向世界介绍长征的书籍——《随军西行见闻录》

1934年,由于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中央红军在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损失惨重,只能被迫撤离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处境之险,行程之远,牺牲之大,经历之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史上也未曾有过。但英勇的红军克服了千难万险,最终实现胜利会师,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能取得胜利,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分不开的。它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这是在中国共产…     

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

遵义会议是长征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一般认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应该看到，长征的主持筹划工作是由“三人团”负责的，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周恩来在党和红军中的身份和地位重要而特殊。周恩来以其实际参与领导红军长征和直接指挥作战的核心领导人的身分和地位，对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黄钟大吕压倒瓦釜之鸣

正是在“左”倾思潮四处泛滥,人们心头充满了疑云的关键时刻,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毅然南巡,发表重要谈话,高屋建瓴,冲破姓“社”姓“资”的阴霾,推动改革开放的车轮重新启动,隆隆前进。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旗帜鲜明地反击了“左”倾思潮,批驳了假扮成马克思主义的“左”的谬论。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姓“社”姓“资”横加干扰,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现状,邓小平说:     

三代领导人的文化观

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旨在解决中国革命的两大课题：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其实质就是党的思想路线。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需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现实情况的本本主义”。     

遵义会议的伟大功绩及历史启示

遵义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新世纪回顾遵义会议及其伟大功绩,给我们以下启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坚持既防右更要防“左”的思想路线。     

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

遵义会议是长征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一般认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起     

文萃苑

“绝不当李自成”———警钟长鸣１９４９年１月８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３０年；但是‘起房子’即建设新中国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功夫。”其后不久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     

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党要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胜利完成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回顾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竞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党始终坚持了“三个代表”。     

实践"三个代表"必须发扬党的优良作用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紧跟世界进步潮流，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世纪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     

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

66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贵州。在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之后,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改组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而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导下,克服重重困难,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为1949年…     

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形成

八七会议、遵义会议都是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这两次会议的胜利召开，使几乎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重获生机，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中国革命经历了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到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的重大转折，先后出现过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盲动主义，‘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在这些转折和严重错误的大浪淘沙中，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以酝酿和形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比较之我见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１９３５年１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革命...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正>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80年前,在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为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错误,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拨正了革命的航向,从而奠定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础。遵义会议在我们党历史上所以具     

伟大的转折 光辉的航程──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人们常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遵义会议。这话一点也不为过，二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同遵义会议一样，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两个伟大的转折点。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和以这次会议为起点，终于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其意义不仅在于使当时的中国革命绝处逢生，从胜利走向胜利，赢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还使中国步入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果，巩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虽说历史不可能…     

周恩来与李德

1932年至1939年，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子在中国生活了7个春秋，且位居党和红军“统帅”之位。这一时期正是中国革命最为艰难的阶段，李德“左”倾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给艰难的中国革命雪上加霜，党和红军被迫开始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周恩来作为这一时期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之一，面对李德的错误和失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坚决的抵制和纠正，并在遵义会议上，与李德彻底决裂，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从而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正当中共党领导红军开始第五次反“围剿”之际，奥托·布劳恩以共产国际在…     

总结经验 以史鉴今

《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刊载《“中共党史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座谈会”发言摘要》，其中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盖军在发言中说：“‘左’的错误可说是党的历史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党史工作者应重点研究‘左’倾错误的根源、表现、后果、教训、克服‘左’倾错误的经验。”对于公。何深化党史研究的问题，她指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冲破禁区。……我们从事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对中央既定方针、政策的注释或论证（这当然也需要），还应该不唯上。不唯书，敢于依据客观事实，讲真话、实话，有自己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