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比与总结中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

社区建设与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带领人民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城市基层治理的探索与实践活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维护居民根本利益、提升社区建设制度化水平是我国社区建设的重要经验,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就是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与居民自治的关系;重构社会资本,增强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可持续性。     

社区行动者逻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正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政治学看,社区治理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有序调适的过程,是要在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同步加强社会协同作用和居民自治作用。居民是社区生活的主体,社区治理的目的是满足居民对社区美好生活的需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及其建构

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搭建广泛协同的治理平台、形成即时共享的互动关系、遵循集中统一的领导模式,以社区为核心,建构社区与政府、医疗机构、社会力量、居民以及社区之间的多元协同网络治理体系。通过信息网络、决策网络、服务网络的顺序,将多元主体连接起来,依据信息网络双向互联、决策网络自上而下、服务网络两两互连末端指向的动力机制与网络间的结构关系,最终形成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的建构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卫生的治理优势,回应了我国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权力与责任下放、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及资源与服务下沉的总体趋势,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城市社区治理的伦理路径析论

城市社会治理涉及到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仅仅依靠党和政府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必须凸显社区的优势,努力实现社区治理与政府治理的优势互补、良性互动、上下呼应。加强与创新城市社区治理必须发挥伦理的作用,切实提高社区居民的价值认同,消除道德冷漠,统筹社区资源,实现志愿服务与社区自治的有机结合,推进和谐社区和社区伦理共同体的构建。     

完善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的对策研究

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既是适应社区治理创新的一种尝试,也是推进地方政府、社区与社区居民良性互动的一种新型结构。要准确反映互动结构中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体制结构的导向性、机制运行的互动性等三个变量。在现实中,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还存在许多弊端与不足。消解的对策是以界定职责分工的边界为抓手,增强地方政府的自律与自觉;以完善服务居民为导向,增强社区的自治与自信;以完善人格为起点,增强社区居民的自主与自强。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精控"之道 ——现实困境、逻辑理路和治理策略

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伴而生,2003年SARS疫情成为我国构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开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则成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又一重大契机。基层社区作为防控第一线,担负着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堡垒功用,探索建立健全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既因应治理重心下沉、预防关口前移的客观趋势,又能够更好地提升和激活社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现阶段,基层社区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存在工作行政化、意识僵直化、方式工具化、队伍非专业化以及动员机能弱化等现实困境,要在立足于整体性与差异性、紧迫性与渐进性、防控导向与民生导向等逻辑理路的基础上,将社区由应急管理的"行政末梢"转变为"治理枢纽",以数字化技术为抓手,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优势和协同治理思路为支撑,推动形成以"精明管理""精确识别""精准发力""精密防控""精细服务"为核心构成和着力点的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策略体系。     

加强社区精细化治理 全力提升群众幸福感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直接与群众对接，推动社区精细化治理对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居民幸福感和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法治专员:社区治理法治化的理性认知与制度创新——以上海市杨浦区“社区法治专员”制度设想为样本

社区治理法治化是指社区治理中法治思维的培养和法治方式的运用。自198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委员会组织法》之后,我国社区治理的法治能力、法治水平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出台了诸多关于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村规民约,开创了各具特色的社区法律服务机制,居民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普遍提升。但是,社区法治建设中依然存在许多矛盾和缺陷,如现有法律服务机制与现实法律需求之间存在矛盾,社区法律体系与社区法治能力方面存在不足。为了克服社区法治建设中的问题,适应社区法治化建设的新趋势,杨浦区率先进行了"社区法治专员"的制度探索,为我国社区法治化建设在立法、普法、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路径探索方面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社区治理的多元转向与结构优化

社区治理结构是社区范围内不同治理主体依靠资源互动进行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计划经济时代的社区治理注重行政决策的控制,真正的社区治理需要社区决策权的多元优化配置。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结构的单一范式与社区治理多元化必然产生内在矛盾。社区治理结构优化中,外部条件上需要放权,内部场域需要民主、法治化的自治机制。因此,社区自治权保障成为核心要素,包括社区组织权力及社区居民参与权保障。而要基于社区自治权保障重构社区治理结构,首先需要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厘清行政管理权与社区自治权的边界,明确社区在人、财、物方面的自主权。其次需要完善社区自治机制,在民主、法治条件下充分发挥社区组织权能,并保障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自治。     

五里模式:政府培育社区居民参与的新路径

在城市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推动下,居民参与已成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主题和新动力。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居民参与是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一环,是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源。社区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居民参与,帮助居民锻炼、提升社区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城市社区事务治理与合作型权力结构重塑

城市社区事务的治理是政党、行政、居民和物权等几方面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其反映核心要素的权力结构能有效提升社区治理绩效。在合作型社区权力结构中,社区居民处于中心地位,社区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社区居委会承担着实现居民自治的核心功能,社区业主组织承担着实现物权法治的重要任务。重塑合作型社区权力结构,要补齐社区业主和物业服务组织要素,根据共同体治理的要求定位党组织的角色地位,按照去行政化的方向调整居委会和服务站的关系,通过组织间交叉任职实现党组织、居委会和业主组织的互动合作。     

关于社区党建创新的思考

城市社区建设并非简单的城市建设和政府管理单元,它更重要的是要营造一种善治的格局。这是一种社会治理结构的建设,根本在于把社区内的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团有机黏合起来,使它们为着共同的目标,整合社区资源,发挥各自优势,相互配合,改进社区环境,满足居民需求,最终实现社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区建设是一个塑造和提升区域社会治理能力的发展过程。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党的建设必须扎根到社区。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构建党建工作新格局的新任务。要实现社区党建凝聚与覆盖双重目…     

社区居民自治与社区居委会建设若干问题探析

不能将居民自治归结为就是居委会的自治,社区居民自治也不是地方性的社区自治,社区治理也是一个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概念。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会议选举的委员组成的常设机构,不宜简单地将其定位为"议事层"或"执行层"。城市化发展中的社区居委会建设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拓展社区居委会管理服务对象;吸引新老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和公共生活;全面落实新老居民的民主权利;规范社区民主议事和决策程序。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亟待破解多重困境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2017年12月,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指出,要"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社     

高校单位型社区党组织作用发挥初探——以华大社区为例

单位型社区党组织在社区发展与社区治理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华大社区紧紧围绕建设"服务型党组织"这一目标,从服务功能、服务载体、服务方式、服务机制等方面着手,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也面临自身队伍建设及办公资源短缺等问题。为了保障社区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要不断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完善社区工作机制,创新社区服务方式,形成多元联动治理,并争取上级部门和高校的大力支持。     

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韧性治理及其策略

与普通城市相比,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高,灾害事故成因复杂,源头防控工作难,基层保障能力薄弱。一旦出现重大突发危机,城市社区作为危机应对的“最后一道防线”至关重要。而且,社区作为超大城市应急管理的基本单元,处在突发危机应对和防灾救灾的前沿阵地,是筑牢基础,抵御各类危机危害的“最先一公里”。本研究对韧性治理框架下的社区韧性特征分析,从社区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提升,治理功能的重构以及应急管理模式的转换等三个方面,描述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构建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结构韧性、功能韧性和行动韧性等能力,并提出韧性治理的主要策略,包括加强主体协同,强化社会动员;促进资源整合,建立韧性网络,增强基层社区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调适、自我恢复的能力。通过完善韧性治理体系,提升社区韧性能力,将危机减缓做到前端,落在基层,防范各类重大安全风险,实现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治理。     

我国社区服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不热心、社区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财力紧张等问题,阻碍了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功能的发挥。社区建设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政府应从传统的统包统管中解脱出来,加大规划、投资、扶持和监督的力度;要建设一支专业化的社区工作队伍,使之成为社区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和实施者;要培育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意识,通过志愿者服务,激活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     

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

社会共同体的自治理念与现代宪政理论的发展是社区自治的理论与思想基础。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指导下的社区选举、社区财务、社区管理服务是社区自治组织自治性的具体体现。社区建设的发展对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治能力的提高成为社区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完善与改进社区选举制度提高社区居民自主推举社区管理的能力，同时，提高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财务自主能力和自我管理与服务的能力以及加强居民委员会的自身建设，是推动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