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评价方法论的研究进展及其争论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前三代政策评价,所用的方法论基本都是实证本位的,强调数理分析方法和社会实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评价发展到第四代,研究者们开始转为注重价值分析和价值判断的规范本位的方法论。目前,随着研究者们对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批判吸收,以批判实在论为理论基础的批判性复合主义方法论正成为政策评价领域的新的方法论。从我国的政策评价现状和问题来看,以实证主义为主的复合方法论应是最主要的方法。     

逻辑实证主义与关系辩证法的双重变奏——兼论大卫·哈维城市理论的研究价值

大卫·哈维城市理论方法论的轨变,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历史、空间和社会关系进行再定位的演绎过程。早期哈维对城市研究方法论的阐释,存在着认识论的误区,其中所蕴涵的结构主义诟病压抑了城市内在的辩证张力。而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关系辩证法的方法论之变,为城市赋予了思辨的品格,城市逐步摆脱了早期绝对性的倾向。关系辩证法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开启了城市研究方法论的新篇章,通过关注空间、正义和资本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哈维重构了城市研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为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参考和有益的思路。     

从公众话语走向政策话语:一项政策问题建构的话语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实证主义逐渐兴起并演化成为一种潮流。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所不同,后实证主义将价值多元和建构主义引入自己的视域。在这种背景下,话语模式也从以前的"实在论"转向"建构论",它要求人们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去感受、认知、体验和创建世界。在"建构论"视角下,公共政策的建构与传统的科学理性主义主导下自上而下的创设有所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话语建构过程,因此成为一项理解政策问题建构的新路径。那么,现实世界中公众话语是如何建构成为政策话语的?我们寻访了四个方面的理论线索:存在一个话语能量场、公众话语的演进过程、形成话语联盟以及话语自身的价值追求,在此基础上初步勾勒出政策问题话语建构的分析框架。     

后现代女性主义心理学的反思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后现代女性心理学的出现是对现代心理学的补充和完善,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其存在价值在于:为女性心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认识论基础,为女性心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方法论基础,为女性思想上进一步的解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为女性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困境思考

20世纪90年代,科尔曼在"理性人"假设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发展了个人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以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为基石的理性选择理论,成为该理论的集大成者和权威人物。但是,由于该理论过于关注"理性"而忽视行动者的偏好、欲望和激情,忽视行动的合理性而受到质疑。就这一理论作一阐述与梳理,并揭示理性选择范式所面临的困境。     

重大风险事件中的政策邻避情结：情感表征及引导策略——一种情感社会学的解释框架

邻避情结表现为公众既认可有利于整体利益的公共设施建立，又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矛盾心理，进而引发抵触情绪或集体行动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相关研究的议题多集中在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层面，价值取向上多将邻避情结视为社会治理中的“非理性”要素，忽视其作为一种情感资源的积极面向，尤其是对于政策型邻避现象的探讨，仍然处于缺位状态。文章基于情感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入手，以新冠疫情期间的政策邻避现象为案例，重点研究风险认知、防护、救助、治理各个阶段的政策邻避现象及情感表征，最后提出政策型邻避情结的引导策略，试图超越传统的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治理模式。     

美国公共行政重建运动:从“狂热”的反国家主义到90年代“适度”的反国家主义(下)

“现象学家、批判理论家、解释理论家”和“后现代主义论者”这一理论家团体 ,构成了９０年代重建运动的第四个重要学派 ,它与“新公共行政”运动直接关联。“解释理论家”的理论渊源 ,是六七十年代社会科学界实证主义者和功能主义者所采取的“客观”方法的反动。他们以现象学（对建构社会现实的“主观———交互主观”关系的解释）为取向 ,旨在探索和阐明艰涩深奥的有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 ,并把它作为构筑公共行政新的知识基础的一种方法 ,使公共行政研究筑基于这种方法之上。在过去１０年左右的时间里 ,一批美国公共行政学术成果深受这…     

我国政策科学发展的困顿和突破口

在政策理论工作者、特定政策的制定者和研究者之间,由于没有形成围绕制定高价值政策这一共同目标相互支撑、优势互补的机制和方法论,致使我国政策科学的学科发展陷于困顿之中:现有理论和方法对特定政策制定,对特定政策研究均未显示出应有的指导性;政策理论工作者,特定政策的研究者和制定者各自为政;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逻辑性和可操作性受到置疑,因此,学科地位未得到公认。走出困顿,奠定学科地位的突破口可简单表述为:通过政策理论工作者、特定政策的制定者和特定政策研究者三方的共同努力,围绕制定高价值政策这一共同的目标,研制一套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优势互补、互为支撑的政策制定科学程式,明确程式中各步骤的目的、目标和基本操作思路,各步骤中常用方法(指导性研究方法、研究设计方法、资料收集方法、统计分析方法、质量控制和评估方法等)、主要用途、适用条件和操作要点;各步骤主要难点、表现形式和消除策略、研究者和决策者各方职责、需协调之处和协调思路等。     

公共政策供给滞后的理论及原因探讨

政策过程就是"均衡——不均衡——均衡"的循环过程,当政策均衡被打破时,就需要通过政策供给来实现政策变迁。我国目前存在严重的政策供给滞后,这使得政策供给研究有了现实意义。本文第一部分阐述了公共政策供给滞后的理论及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第二部分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探讨了公共政策供给滞后的原因,最后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思考。     

对组织工作开展调查研究的一些思考

调查研究是坚持唯物论、辩证法的基础。扎实开展调查研究，是坚持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必然要求。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客观规律想问题、办事情，就得认认真真地搞好调查研究。否则，就容易滑到主观唯心主义方面去。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的哲学基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视角北大核心

从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视角进一步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的哲学基础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实践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本体论革命,将主体性原则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了科学的价值定向。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的真正贯彻,使我们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不断深入现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启示,即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坚守文明根基。     

论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统一——兼论政策科学的学科理念

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政策科学的学科理念是以科学和民主为基本取向,干预社会生活,以更好地塑造人类的未来的。由此引发了政策科学以科学化为宗旨和以民主化为宗旨的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寻找二者的交汇点,是实践政策科学学科理念的关键,也是把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有机统一起来的重要途径。坚持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把科学尺度、社会尺度和价值尺度有机结合起来,探寻两条研究路径的交汇点,是把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统一起来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转向的必然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乃是指导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科学理论。纵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历了"主—客"体认识论和灌输方法论的发展,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进入主体间性的认识论指导下的双向互动方法论实践阶段。当前主体间性认识论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双向互动传播能否顺利展开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进程。     

研究政策执行问题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论

对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任何领域的科学研究一样，对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也应当遵循科学的方法论，否则就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本分别从理论前提假设、基本研究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等三个不同层次对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     

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研究

矿产资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系统探究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历程、变迁机制与变迁逻辑,对优化当前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范式变迁理论框架,以1986年到2019年年间中央层面颁发的511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的分析方法,对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范式变迁与演变逻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经历了“规范化—市场化—集约化—战略化”四个阶段的变迁,每个阶段的政策问题、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各有侧重;理念转变和体制改革是推动政策范式变迁的主要原因,其变迁规律体现为政策问题由“基础性”到“战略性”、政策目标由“单一”到“多元”、政策工具由“严格管控”到“宏观调控”的演变逻辑。     

公共行政学方法论流派——兼论公共行政学方法论的统一性和差异性问题

公共行政学的历史也是公共行政学方法论流派不断诞生,各流派之间争论、互补和共同发展的历史.公共行政学曾因西蒙和沃尔多在方法论上的分歧而引发了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思想危机和认同危机.上述危机与学者们对公共行政知识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及其统一性"问题缺乏合理的回答紧密相关.如果从公共行政知识类型出发,将公共行政学方法论流派划分为实证主义方法论流派、技术设计方法论流派、评估研究方法论流派、诠释主义方法论流派、批判主义方法论流派,进而寻求这些方法论流派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可以发现一个更具一般性的公共行政研究方法论框架.     

从实证主义的视角看社会科学中的整体与个体

整体与个体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对基本范畴,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复杂、开放系统之中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事件,在对这些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之时,究竟是以社会整体还是以构成整体的社会个体为研究基点,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以及整体主义方法论与个体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区分,进而也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之中,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模型的构建。而在这些主义、方法、模型之中,都可以找到实证主义思想的渊源和影响。     

略析费耶阿本德的“多元方法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针对逻辑主义面临的理论困难,创造了非理性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在科学观上主张理论多元论,在方法论上主张多元方法论,从而向逻辑主义的理性主义目标和逻辑考察的论证方式提出挑战.无政府主义认识论与逻辑主义派别一样,本属西方科学哲学自身演变链条上的一环,但理论多元论和多元方法论的提出,却对辩证思维原则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冲击,在理论界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因此分清辩证思维原则与多元方法论之间的差异,是有意义的.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都崇尚理性,同属于科学哲学中的逻辑主义,都主张科学认识是一种逻辑过程,认为科学的进步和理论的优劣有其特定的评价标准,肯定存在普遍有效的方法和原则.得各自都有未解的理论难题,诸如:归纳的逻辑通道问题;演绎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间性诠释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命题的研究。当下的理论探索和实践都是以哲学主体性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展开的,这种片面的研究方法直接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种典型异化形态。要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由异化形态向科学形态回归,就必须实现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主体间性转向。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诉求的体现,更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效路径的指引。     

复杂性视角下的社会科学规律问题

社会科学中是否存在规律是当代科学哲学的主要争议之一。规律在科学中所发挥的说明和预测功能,在很多学者看来它关系到社会科学是否是真正科学的问题。同时,复杂性作为一个跨学科前沿领域,随着其在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为诸多哲学问题的回答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因此,在复杂性这一全新视角下对社会科学规律存在的合理性、特征、意义等问题进行探究,有助于在社会科学哲学范围内对这一系列问题给予科学合理的回答,为社会科学规律提供新的科学合理性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