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成员的权利与社团的权利和权力

社团成员的权利是每一个成员在其团体内享有的对本社团事务的参与权；社团的权利主要表现为法人的权利，它既是相对于国家权力、也是相对于其他社团权利和其他公民权利（以及人权）而存在的。社团的权力不同于社团的权利，是对内而非对外的，其来源主要是法律授权和结社者的构建。社团权力具有私权力的特点，它比国家权力距离个人更近，但其强制性相对淡化。社团的责任源于社团的权力，不行使权力或权力行使不到位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社团权力应当保障其成员的权利而不应压制其权利，社团领导人应该有引领其成员的作用和能力，他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论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法律救济

法律救济对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少数民族经济权利法律救济的主要动因是权力滥用、权利冲突、权利滥用,其主要救济方法包括民事救济、行政救济、刑事救济、宪法救济等。目前我国在少数民族经济权利法律救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也存有一定的问题,因此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完善中国的少数民族经权利法律救济制度。     

社团罚则的设定与边界

基于社会团体的自治,社团罚则具有了社会法的属性。它是“责任社会”的一种要求,体现出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性。考虑到在我国努力建构社团自治能力的倾向,社团罚则在边界上需顾及三个因素自治规则与国家法的关系,可让渡的权利,以及处罚规则的有效性。设定上需要注意对授权型、自发型罚则的深入理解,自治处罚的设定依照“章程”,“不抵触”宪法与法律。在具体罚则的种类上可以拓展为并列于而非依循于国家法系统的财产罚、行为罚、申诫罚。     

问题与变革：宪法学视域中的中国社团立法

中国社团立法对于加强社团的登记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总体来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现行的社团立法在指导思想、法律位阶、双重管理体制、社团设立的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对结社自由限制过于严格。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宪法的结社自由权利,维护社会秩序,需要对现行的社团立法进行变革,在结社自由的保障与限制之间实现平衡。     

行业协会社团处罚的司法救济问题探讨

目前为止，行业协会社团处罚的司法救济问题，尚未获致令人满意的答案。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和诉讼法的有关原理，行业协会社团处罚案件应当纳入司法救济的范围．、在我国，行政诉讼法把行业协会社团处罚案件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但民事诉讼法并未将此类案件排除在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基于为当事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的考虑，把此类案件纳入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加以解决，不仅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浅析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立法的问题及对策

经济法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法律部门,是保障行为人各种经济权力的法律。在具体法律实践中,经济法实现对经济法权力的有效救济,保障经济法的各种权利,主要是看如何实现经济法可诉性问题。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在法律体系、法律宋诉讼机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研究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立法实现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详细阐释了经济法可诉性的相关理论,进而提出了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立法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了实现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的策略。     

商谈民主视野下的结社自由与社团立法

商谈民主理论认为社会公众通过协商和对话参与决策能达致在公共问题上的共识并实现民主,同时强调社团等＂商谈性配置＂的关键作用。结社自由是＂商谈性配置＂发挥作用的法律基础和保障,其内涵反映了个人与社团实现该自由的具体方式和途径。我国目前在社团立法上存在着合法性与正当性方面的不足,因此,应当从转变立法指导思想、明确结社自由的权利属性、完善社团管理体制等方面加以解决。     

结社自由与非法人社团制度

设立社团的基本权利 ,是结社自由的重要内容。设立社团法人的权利 ,是结社自由的很重要的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 ,社团有保持非法人组织形式的权利 ,无须为取得合法性而登记。有利的法律环境不仅允许非法人 (或不登记 )非营利组织的存在 ,还提供一定程度的法律保护这类组织。 1 989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承认非法人社会团体的合法地位。 1 998年条例禁止非法人社团的存在。本文试图在对 1 989年条例中的非法人社团制度反思、考察德国无权利能力社团和美国非营利非法人社团的法律规则基础上 ,探讨未登记社会团体在转型中国的地位以及建立结社自由理念下的我国非法人社团制度之障碍。     

商标商品平行进口法律问题研究

平行进口问题是国际贸易领域的常发问题。当前,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对于商标商品平行进口的态度比较模糊,不利于对国内商标商品权利人相关权利的保护。本文对商标商品平行进口争议的本质、定性及法律救济途径等进行了论述。     

浅谈教育法律关系

随着教育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如何以法律介入教育是当今世界普遍关心的共同问题。本文从教育法律关系入手,阐述了教育法律关系的含义,产生、变更、及终止,分析了从现今存在的不同法律体系下的典型国家对教育权利的保障程序和救济的途径及我国教育权利救济的弊端及用法律手段来解决教育权利救济的措施,从中对更好地规范我国的教育权利及实现教育权的救济,对我国更好的规范教育法律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行政许可法》关于构建有限政府理念的思考

已实施的国家《行政许可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与市场、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确立了构建有限政府、保障合法权利、依法民主行政的新理念。对这一理念可从两个角度进行诠释:其一,用法律制约权力,该法从限定行政许可事项范围、控制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等四个方面来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市场主体权利;其二,以权利制约权力,该法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陈述、申辩、救济、听证等诸多权利,还有保障以上权利得以实现的权利,从而实现制约政府权力、构建有限政府的目的。     

论我国服刑人员权利的司法救济

目前我国服刑人员司法救济权的缺失已不能适应法治社会的要求。法律道德化传统、义务本位思维、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和监狱行刑权司法性质的认识，阻碍着我国服刑人员权利司法救济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监狱管理行为的行政性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修正、权力控制和权利保障的要求、司法干预监狱管理的发展趋势又为确立我国服刑人员权利司法救济制度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因此，应修改我国的《监狱法》，确立司法对监狱管理的审查，健全服刑人员与律师接触制度以及完善服刑人员与法院的通信制度。     

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

动态社会契约论可以从新的视角展示经济法的理论基础 ,社团作为动态社会契约关系的典型形式 ,对于构造经济法域中的动态社会契约网络具有关键作用。经济法中的主体定位、权力 /权利配置、行为定性、法律责任等问题 ,都可以运用动态社会契约论予以解说。     

如何发挥公证协会在当事人权利救济机制中的作用

一、我国公证制度沿革中的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机制 有句话说“有权利必然要有救济”，也可以说“没有救济途径的权利不能称做真正的权利”。因为仅有观念上的权利而没有转化为权利主体实在行使的状态，这种权利并没有达到人们设计该权利的真正目的，因而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权利。同理，在公证法律制度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仅满足于法律规范规定的状态，而不为相关权利主体制定切实可行的救济途径，那么该法律规范制定的良好初衷必然无法得以实现。我国对公证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机制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公证程序规则》中，笔者以该规章的变迁为主线，分为三段时期加以论述。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之完善

权利需要有效性救济作后盾,由于传统理论对公务员与行政机关之间关系的定位偏颇,在我国实践中,使得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缺乏有效性,而目前很少有人对其予以关注。本文分析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向“特别法律关系理论”的转变,并介绍了德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在实践中对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改革,随着国际社会对人权的重视,我国也应借鉴别国经验,当公务员权利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以有效保障公务员的权利。     

浅析我国行政程序违法的行政救济

有权利就有救济,无救济的权利只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权利。对权利的救济不仅应包括实体权利,还应包括程序权利。本文在界定行政程序违法的基础上,对我国法律关于行政程序违法的救济范围、救济方式等作简要的探讨。     

全球社团革命与当代法治秩序变革

民间社会团体的广泛兴起造就了一场全球社团革命 ,它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权利与权力均衡互动发展和权力回归社会的当代走向 ,并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新型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机制 ;增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生自发秩序 ;促进了全球化时代的法治范式转换 ;推进了全球法治秩序的形成。中国社会团体则在政府职能转变、市场经济转型和民主法治建设中 ,成为推进良性社会分权、促进社会自律管理、维护转型期社会稳定、加快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社会力量。     

论企业在反垄断执法中的权利救济制度

出于对权力制约的需要和政府与市场互动性的制度诉求，美国、德国、瑞典等发达国家在反垄断法中比较详细地规定了企业在反垄断执法中的权利救济制度。我国反垄断法只是原则性规定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种权利救济，相关具体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细化。     

关于在村委会选举中引入诉讼救济机制的法律探讨

村民享有选举村委会成员的法定权利,但村委会选举实践中村民选举权利常常受到各种主体的非法侵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选举诉讼救济机制的缺位。我国现行法律对村民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规定极不完善,应尽快将诉讼机制引入到村委会选举中,加强对村民选举权利的法律保护。     

论我国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的设立

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不会允许存在任何超出法律限制和约束的权力,学校的权力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法治国家大多为学校的权力设置了种种必要的法律界限,并为教育行政相对人受到教育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侵害时提供了权利救济的方式。但我国目前有关教育纠纷解决的方式存在着诸多程序和制度上的缺陷,使得教育行政相对人不能较好地通过法律实现自己的救济权利。为此,应完善我国教育行政救济的方式,将目前设立在教育机关内部的处理教育纠纷的工作部门独立出来设置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规范其运行程序及范围,使其更好地解决教育领域内与行政管理有关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