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问责的理论逻辑与实践价值

依照社会契约理论,政府在享有权力的同时,需要履行一定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来看,政府在履行其责任的同时又存在着许多问题。而人民主权理论则为公民问责提供了依据。公民问责可以加强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沟通,促进其对政治权力进行广泛的监督,有效维护公民的利益。     

论责任政府的宪政基础

责任政府是民主政治时代的产物,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行政目标,也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建立责任政府的宪政基础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根据宪法、法律的规定通过行使公共权力以保障、发展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构建责任政府,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建立健全责任政府的宪政基础,即政府应按照宪法法律的规定来确定政府的行政范围。同时,完善司法机关行政问责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责任政府建设。最后还要建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追究政府宪法责任的相关制度,特别是违宪责任追究制度。     

基层清单法问责制度创新的成就与限度——以浙江省Y区“清单法”为例

对基层公权力施加有效问责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实现有效领导的重要方式。以规范基层公权力运行为目标的清单法有助于厘清政府、社会与公民的权责边界，为公职人员和普通公民提供双向保护；在不干涉原有行政职能的前提下，为行政工作的规范开展提供制度保障。清单法问责制度的设计以“增益性确权”为理念，制度的落实以“谋求共识”为导向，制度的推广则呈现“渐进动员”的特征。然而，基层问责制度创新也应避免落入文牍主义的陷阱；基层政府需要警惕“改而不变”的困境，对创新效果评定方法的适用性也亟待反思。克服问责制度创新的困难，需要调整以短期目标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方式，以多方合作的形式制定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估方法。     

电子政府建设中的行政问责机制探讨

简述了电子政府的内涵及行政问责在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作用。列举了电子政务建设中行政问责机制面临的问题：因行政任务具有弹性而可能存在责任界限模糊的状况；责任绩效考评存在困难，激励机制需要强化；政府组织的权力强化，职权行使与对职权的监督之间出现失衡；固有行政责任机制所陷入的效率困境。探讨了强化行政问责机制的途径：强化组织机构的执行责任，建立和完善责任承担机制；强化电子政务的绩效评估与绩效激励；强化社会问责，增强政府回应性；引入竞争机制，推行政府管理变革；制定有助于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的法律法规。     

政府问责：人大怎能集体失语

政府问责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进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是监督政府的重要方面。2003年的SARS危机给我们带来了“政府问责”风暴,孟学农、张文康等一批政府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行政不作为和恶性违法事件受到问责处理,大连、重庆、长沙等地也相继实行了“政府问责”制度。“政府问责”风暴的兴起推动了责任政府的建设。但是,稍加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SARS风波、密云事故还是吉林大火、嘉禾拆迁,作为代表人民直接监督政府的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问责的真正…     

网络公民问责的异化及其消解

王天笑在《理论导刊》2011年第1期撰文认为，网络公民问责，是基于网络路径的公民问责形式，是公民问责在网络领域的延伸和发展。相较于传统的公民问责而言，网络公民问责具有一系列独特的价值和优势；同时，其发展也面临着激情问责、无序问责等一系列异化现象的阻碍。在网络公民问责日渐兴起的背景下，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     

行政问责的困境及其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实践的困境主要有谁来问责、问谁之责和何种问责等。谁来问责困境表现为自上问下与自下问上的矛盾和同体为主与异体为主的冲突,问谁之责困境主要是直接责任(人)与间接责任(人)的躲猫猫和领导责任(者)以组织责任为护身符,何种问责困境主要体现为法理问责与情理问责的纠结和公开问责与秘密查处的博弈。其间分别蕴含了行政价值迷失、德性伦理欠缺和制度伦理缺位的深层原因。文章认为,可从公民伦理的培育,德性伦理的培养和制度伦理建设等方面超越问责困境。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快速启动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

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在理论研究、实践经验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进步。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具体实践，都还存在诸如问责启动滞后、问责程序不明、问责效果不足等突出问题，而问责快速启动是整个行政问责工作的开端，其充分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运行的成败。在我国当前现实中，行政问责的快速启动往往难以充分实现，原因是其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造成的动力不足问题。7·23温州动车事故的行政问责作为我国近年来最为成功的一次重大公共事件行政问责案例，其工作方法和经验能为我们解决该问题提供许多有薷的启示。     

行政问责的理论探讨

在当代政府行政理论和实践中,行政问责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行政问责的内涵可以从其回应性、强制性和惩罚性、内在性和外在性、权威性和过程性的层次进行阐述。在行政问责的发展历程中,其经历了韦伯的科层制改革;市场化改革;独立问责机构和社会问责等阶段。同时行政问责面临着对象和外主体自身及问责文化的缺失三方面的困难,只有通过行政问责对象和主体的努力及合作加上政治文明的发展,公民精神的培养,才能有效的解决问责的一般困境。     

论行政问责的制度化

行政问责是一个制度体系,是多项制度的集合体,其运行过程中的启动、推进、实现、纠错阶段分别对应着政府责任监督制度、政府责任评估制度、政府责任追究制度和行政问责救济制度。我们应当对这些制度进行完善,使其相互配合、有序运转、形成合力,使行政问责更加有力、有效。     

行政问责的三重依据

政府责任的评判和追究需要依据。行政问责的价值依据、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行政问责进行了应然性、实然性和必然性阐释。价值依据包括哲学依据和伦理学依据,自由与责任的统一是行政问责的哲学依据;伦理学依据有功利论、道义论和德性论,功利论侧重实际后果,道义论侧重规范的遵守,而德性论侧重良知良能的素养。事实依据即实际后果,行政问责中以实际后果为导向的责任推断依据在行政实践上比较容易操作,但有时在行政责任进行认定时还要对导致行为结果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法律依据即法律的直接或间接依据。     

行政问责地方立法的差异以及所折射的问题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地方立法对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和法律体系,科学规定问责的范围、对象、事项、处理程序、惩罚措施,实现了由"权力问责"为主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转变,同时具有一定的立法共性。但是,地方立法行政问责制度还存在一些差异,反映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一定分歧和暴露出的问题,这是今后立法需要考虑和完善之处。1.立法依据的缺乏统一性云南省的《问责办法》规定其立法依据是《公务     

地方政府奢侈行政现象治理与问责制

我国行政成本的居高不下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奢侈行政现象密切相关。从该现象产生的内在根源出发,可以将地方政府奢侈行政现象归结为"诱发型"浪费和"原发型"浪费两种类型。完善行政问责制有利于遏制"诱发型"浪费,但要真正遏制乃至根治"原发型"浪费还必须对制度、政策、结构及价值等进行整体问责。因此,考量我国遏制地方政府奢侈行政现象久治无功的缘由,应该重新审思问责制能否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并以此推进政府的深层变革。     

我国公务员问责制的反思与对策

问责制度是法治政府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形成健全并有效的问责制度,是衡量成熟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作为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又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其行为更加存在问责的必要.完善问责制度,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的需要,而且它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行政组织及其官员应对其行政行为承担责任,这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推进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现行行政问责制度设计的缺失,需要通过加强问责体系、异体问责、正当程序建设等措施不断完善。     

越南人民代表制度简述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人民代表制度。越南宪法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国会及各级人民议会，国会和各级人民议会均由民选代表组成。国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集中立法、行政、审判、检察等权力，在它之下，各国家机关分工负责，政府负责行政管理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审判工作，     

试论人大质询制度的完善

质询存任的问题 质询是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问责“一府两院”的重要方式之一。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应以问责为常事；人大代表作为人民的委托人，应以问责为己任。但是，人大质询的制度设计远未达到预期的问责目的。我国的质询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人大问责三人谈——为什么要人大问责——以食品安全问责为例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机制初步建立并逐渐完善,实践中运用得也多起来,但其主要是行政机关同体问责,从根本上说仍然是自己监督自己。每当重大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禁要问,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其问责为何一直缺位？针对人大问责，一些学者和人大工作者也有所讨论。为什么要人大问责？人大问责的依据是什么？特别是人大如何问责？我们期待理论和实际工作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理论述评

宪政是以宪法的形式将民主的原则制度化、法律化,是文明制度发展的最优选择。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这一基本精神具体表现为,公共权力是宪法授予人民的,不得行使宪法没有授予和禁止行使的权力,公共权力不得侵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而且有义务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公共政策制定作为政府决策的核心步骤,公民参与是促进其公正、平等的价值取向实现的有效途径,所以公民参与不仅能够达成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更是实现宪政的必由之路。     

国外政府问责的无缝隙性及其启示

<正>"无缝隙性"的意蕴大致可以用透明的、灵活的、完整的、弹性的、连贯的等词语来表达。无缝隙组织应以低成本、高效率、面对面、全方位的服务为特征,以满足公民的个性化公共需求。行政权力作为公共权力,必须受到内部、外部各方面无缝隙的监督和问责,才可能实现公平、公正地行使。无缝隙性的政府问责要求问责主客体之间不能存在太多繁文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