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初论

鉴于公民个人信息被滥用的现象日益严重,给公民个人的信息安全和生活安宁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刑法修正案(七)》适时增设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但是,由于本罪采取的是情节犯的立法模式,且理论上对此缺乏应有的研究,相关司法解释也尚未出炉,致使实践中对如何理解和认定本罪的"情节严重"颇感困惑。为此,有必要在考察情节犯基本原理与本罪一般规律的基础上,采取单一标准与综合标准相结合的解释模式,将本罪的"情节严重"明确化和规范化。     

从销赃罪的二重性看销赃罪的认定

<正> 销赃罪,是由他人盗窃、诈骗、抢夺、贪污、受贿等犯罪(姑且叫它们为“本罪”)所得的财物引起的一种犯罪,是伴随着“本罪”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以“本罪”的存在为条件;以“本罪”的犯罪对象为对象;通过给“本犯”销售赃物的行为来帮助“本犯”,危害社会。因此,销赃罪相对于“本罪”来说,具有从属性。但是,销赃罪与“本罪”毕竟有不同的犯罪构成。因此,我国刑法不是把它依附于各“本罪”之中,而是单独列为一条;其处刑也并不随“本罪”而起落,而是规定了独立的刑     

破坏生产经营罪问题辨析

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保护法益不是生产经营的正常秩序，而是生产经营的经济利益。本罪的行为对象是生产经营，生产经营不要求以营利为目的，非法的生产经营也应得到适度保护。本罪的行为方式包括威力和诡计。本罪不是目的犯，“泄愤报复或其他个人目的”只是一种提示性规定，表示一种动机。本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可以竞合。     

论散布“航空诈弹”行为的刑法规制

散布"航空诈弹"行为是《国际航空安保公约》界定的"非法干扰行为",其法律性质属于严重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散布"航空诈弹"构成犯罪的行为要素必须具备恐怖性、欺骗性、传播性强的特点;散布"航空诈弹"行为的犯罪客体不是公共安全而是社会管理秩序。本罪只能作为结果犯处理,不应当升格成举动犯。本文对于本罪危害结果的认定给出了细化、具体标准;并提出对此罪的处罚应当体现"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的观点。     

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问题

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分析了目前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的特点;探讨了司法解释适用过程中存在的几个基本问题;梳理了该罪犯罪构成要件及刑罚适用方面的争议,提出了该罪的客体应公民的环境权、生态安全本身,客观方面为情节犯,既可以是结果犯,也可以是行为犯,主观上应当为故意,不包括过失,对过失犯可另行规制,该罪的法定刑设置偏低、法定刑升格困难等观点。     

非法行医罪在刑法学理论上的定位

非法行医罪在相关的法律中并没有详细的介绍,但是其在现实生活中是有一定作用的.非法行医罪作为法律规范对医疗管理及保证公民健康权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对非法行医罪是一种职业犯进行分析.对非法行医罪是行政犯进行分析、对非法行医罪是身份犯进行分析、对非法行医罪中的医疗行为进行分析四方面,对非法行医罪在刑法学理论上的定位进行分析.     

挪用公款罪的未遂与预备形态新探

一、挪用公款罪的未遂正常情况下,挪用公款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对公款的既挪又用,对于这种先挪后用而构成的本罪既遂,一般没有什么争议。但是,本罪在客观方面的挪用行为不是一个单一行为,而是挪和用两个行为的复合,挪而不用或挪而未用的情况也会时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本罪的既遂和未遂,或者本罪有没有未遂就产生了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首先,挪用公款罪是结果犯,作为结果犯,就应该包括故意犯罪的各种形态,即本罪不仅能够形成未遂,同时也存在构成中止和预备的可能;其次,关于本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以犯罪结果是否发生作为区分既遂与…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量刑标准再析

公民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识别信息和特定自然人的活动情况信息。公民个人信息必须与特定自然人相关联，主体不限于中国公民，但不包括单位。公民个人信息不包括依法公开的个人信息。本罪中“国家有关规定”的范围将部门规章纳入其中，但应该排除地方性法规等非国家层面和国家层面部门规章之外的其他部门规范性文件等规定。“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可以分为“一对一”和“一对多”两种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中的“非法”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应作同样理解。确立“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和涉案公民信息的计算规则对于本罪的定罪量刑至关重要。提供者单方明知使用者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应以本罪论处；提供者与获得并利用信息者双方有通谋时，提供者构成本罪与获得并利用信息者实施犯罪共犯的想象竞合犯。     

数额之于侵犯商业秘密罪角色的反思与再定位

基于我国"定性+定量"的立法模式以及对经济犯罪以数额犯进行规制的路径依赖,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也采用了数额犯为本罪的立法模式。立法对该罪仅规定了"造成重大损失"量的限制,使得司法实践操作混乱;侵犯商业秘密罪作为数额犯是否存在未遂也是理论争议的问题之一。突破传统的数额犯立法模式,将侵犯商业秘密罪定位为行为犯,并以数额作为出罪机制是解决现实困境的出路。     

论制造毒品罪的既遂标准

制造毒品罪的既遂标准存在着开始制造说、制造成功说和制出成品说的争议。本罪的保护客体仅为单一的国家对毒品的管理秩序而不包括公民的身心健康,是否制造出成品不能说明对保护客体的侵害。本罪的典型可罚时点不是毒品制造出来而是制造毒品的行为结束。本罪中的毒品不是说明客体受到侵害的构成结果,而是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的行为结果。因此本罪的既遂标准是行为人制造毒品的行为实行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