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城市治理的特点及其启示

城市治理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话题.所谓城市治理,主要是指都市问题的决策及执行的过程.美国在城市治理中,采取了一系列较为有效的治理手段,如技术治理、市场治理、民主治理、法律治理、社会治理等等办法.由美国城市治理的经验观之,我国的大城市在从事城市治理体系改革时,借鉴他山之石,研究形成规律性的方法途径,以提高城市治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城市治理的区域扩散——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在中国语境下,城市治理与区域治理通常是彼此割裂的.西柏坡会议确定城市发展的优先性,基于政治优先、资源集聚等优势,城市不但形成了完善的治理机制,也形成了区域性的治理高地.20世纪80年代市领导县体制实施以后,城市治理开始进入市域治理时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以及城市治理在制度与技术方面的积极推进,完成了市域治理向区域治理的创新扩散.随着技术与制度的完善,作为城市治理到区域治理中间环节的市域治理成为消除城乡不平等和区域不平等的核心环节;同时,城市治理机制的区域扩散表明,城市、市域、区域治理并不截然分离,而是一个逐步推进的治理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以城市治理现代化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和区域治理现代化,从而实现城市治理、市域治理、区域治理的目标一致.     

我国互联网治理的新思路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垃圾邮件、网络犯罪、网吧管理、信息安全、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似乎每一项政府都出台过相关措施进行过治理。然而这些问题不仅屡禁不绝，甚至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现有的互联网治理机制，寻求我国互联网治理的新思路。首先应该采取多中心共同治理的管理模式，同时通过控制行业协会组织来间接控制和管理互联网的传播。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演绎逻辑与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围绕土地改革发动农民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围绕生产合作实行集中管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围绕基层创新完善村民自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围绕民主协商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四个阶段。其治理的演绎逻辑体现为始终坚持把农民组织起来,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围绕农民诉求推进乡村治理,围绕农民权利实现治理与自治互动,围绕基层创新完善顶层设计。新时代的乡村治理,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把稳“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优先方向;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凝聚农民力量,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健全乡村民主治理机制,回应农民诉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格局。     

城市基层治理生态:恶化机理与修复路径——基于国家与社会双向共时性转型的思考

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板块,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城市基层政府治理质量的高低。当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生态存在一定程度的恶化趋势,其根源在于社会的"三高"转型和国家的自身转型的共时性叠加效应。修复城市基层治理生态,需要政府通过实施包容性治理有效应对"三高"社会的治理生态,通过服务型治理、整体性治理和法治型治理,有效克服国家自身转型中的政府公司化倾向、政府碎片化困境和政府维稳化弊病。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重要位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诸多成效。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就是不断提升党的领导力,强化现代科技支撑,强化"三治"相结合,跟进新时代发展步伐,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抓住基层治理的重点破解基层治理难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开放式社区治理：社区治理的演化趋势——基于四个社区治理案例的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我们指出,社区治理正向着开放式社区治理的模式演化,即大量外部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带动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开放式治理是一种不同的治理理念、一种崭新的治理模式,是社区治理制度演化、变迁并日臻完善的结果,是一种高水平的社区治理形态.笔者进一步对开放式治理的概念、制度基础、特征、演化过程、意义和可能带来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国际关系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逻辑

国际关系治理模式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的单一国家治理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并存阶段及二战后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并存阶段。国际关系治理模式作为一场深刻的历史变迁,有其外在和内在逻辑。在外在逻辑上,国际关系治理表现为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在内在逻辑上,国际关系治理深受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影响。国家主义、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的良性互动,有力推动国际关系治理模式进入有序演进轨道。     

把系统性治理带回来——对社区多元参与治理模式的反思与深化

多元参与治理已经成为当前社区治理学术研究和政策主张的主导性模式。但通过对其理论基础的简要分析,以及对现代社会理论中关于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区分的借用,发现该模式存在遗漏社区生活中的市场因素、忽视系统性治理的倾向。对某开发区居住区的社区治理设计案例的分析和阐释表明,借助系统性治理在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上的复合性,在治理过程上的多线索、多步骤等特征,社区治理中的市场因素和国家因素可以相互结合、相互强化,从而丰富多元参与治理的层次,提升治理效能。为达此效果,应处理好两种治理之间的关系:系统性治理相对社会性治理在理论上具有优先性;系统性治理设计中应有意识融入社会性因素,反之亦然。     

走向“地方的欧洲”:欧洲地方治理的发展及其启示

根植于欧洲浓厚的地方自治传统以及地方主义理念,欧洲的地方实体一直延续着其独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其作为欧盟治理结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层级,直接面向公民个体、倡导政治参与,业已构成了欧盟治理的重要维度。特别是在当前一体化的背景下,欧洲的地方治理发展引领了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地方化"潮流,延续了新时代欧洲政治文明的精神内核,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借鉴性。     

公司治理的解析

公司治理指的是对公司经营的领导与监督,是以公司权力划分为基础,通过权利、义务、责任的设定和运作实施,实现公司企业价值的持续增长,建构股东与其他企业内部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所谓的外部公司治理只是外部市场行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而不是公司治理本身。将Corporate Governance理解并翻译为"公司治理"是恰如其分的。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诚信政府建设

诚信政府是诚信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诚信政府建设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治理是有机统一的,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当前诚信政府建设面临着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行为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着力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决策层面、执行层面等方面破解难题,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网络治理探析

以互联网为引擎的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社会网络化时代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国理政新理念。网络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形态。持续推动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维护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及有序发展,推进国防和军队深化改革均需要全面加强网络治理。现实中,我们面临技术及核心网络资源支配权、法制、道德、政府＂在场＂等多重困境和挑战,必须加强宏观统筹,制定国家网络发展战略,加紧进行技术创新,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加强全民伦理塑造,并根据网络发展现状转变执政理念,积极参与国际协调,推动全球网络共治。     

城区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分割及其矫治——以北京市房山区治理创新实践为例

城区是城市基层治理改革的节点。我国城区社会在由管理向治理转型中,面临着治理空间、治理信息、权力体系、利益结构和文化愿景的碎片化困境。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房山区通过组团式发展、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构筑网格化信息管理平台等措施,对空间、权力、利益、文化、信息进行协调整合,逐步建立了具有高灵敏性、快回应性、广参与性的城区社会治理体系。与此同时,要通过有机整合、精准配权、理念创新来规避治理实践中的机械整合、模糊集权和治理内差等诱发的困境。     

基层政府精准治理的路径与重点

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其直面具体的公共问题,所以对精准治理的需求更为迫切。从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目标和治理任务等基层政府治理的特征及其暴露的问题来看,基层政府精准治理的路径理应包括强化基层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完善多元主体参与规则、应用技术手段提高工作效率以及实现公共利益至上的理念回归。此外,为了确保基层政府精准治理的稳步推进,理解精准治理的动态特征、完善顶层设计、合理界定“治理域”以及防止技术治理制造复杂性等关键问题应当成为进一步关注和讨论的重点。     

美国城市治理结构的模式演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制度安排不仅可以左右经济发展,而且能影响治理能力,我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不断完善城市治理结构。美国城市治理结构自19世纪中叶至今经历了三波大调整: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70年代主要试图在大都市建立统一集权的城市政府,形成了单中心治理模式;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主要着力于引入市场机制以迫使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多中心治理模式得以成型;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第三波改革旨在促成政府机关、营利企业、社会组织乃至个体公民的合作,网络化治理模式由此问世。不难发现,无论是依靠单一集权的城市政府、还是建立类市场的政府竞争都无法有效治理城市。以政府为主导、引入市场和社会的参与建立起灵活多样的合作网络,是完善城市治理结构的必然之举。     

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逻辑理路、功能定位与有效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推进信息化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发展,需要立足大力建设数字乡村的时代背景,从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分析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逻辑理路和功能定位,解决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引领乡村治理信息化发展,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提供制度法律保障和伦理道德遵循,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促进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和创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两个角度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提升治理效能和治理创新中发挥的功能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提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推进现代化建设及基层治理创新具有独特的实践意蕴。     

从社区治理走向社区共同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居于重要位置。社会共同治理即意味着多主体参与治理,需要行政法治作为依据和保障,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然路径。建构社区共同治理模式必须坚持依法治国、重视行政法治思维和坚持职权全面法定原则。建构社区共同治理模式需要在行政法治理念指引下完成,并以其所需的各类有效机制事先形成作为法治保障。     

数据治理、数字治理与数智治理：数字政府的治理逻辑

从古至今，真实性与有效性始终是政府治理的基本追求。数字中国时代，数字空间的出现以及数字中国的治理需求催生了数字政府这一新的政府形态。从实体政府到数字政府的形态变迁并未改变政府治理的基本追求，数据治理与数字治理正是数字中国时代政府对真实性与有效性治理的双重回应。然而，随着数字社会建设的深入推进，已有的治理方式难以满足数字时代背景下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面对新的形势与挑战，数智治理作为人文智慧与数字智慧融合的产物，其通过数据智能化治理和数字智慧化治理的方式对原有的治理方式进行智慧化升级，是面向未来的数字政府治理新形态，更是通向未来的善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