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与理学的言意之辨

玄学与理学是一种通过诠释经典而实现思想创新的学术思潮。魏晋、宋明的学者是在重新注释儒家经典过程中完成思想创新,而言意之辨正是他们通过诠释经典而实现思想创新的新方法。从方法论意义上分析、讨论玄学、理学的言意之辨,可以发现这两大思潮在经典诠释方法方面传承发展的逻辑关系。     

“玄风”与“玄学”辨

对于魏晋时期的思想学说,学界一般统称为"魏晋玄学"。而追溯魏晋时期的最初史料文本,较"玄学"出现更多的却是"玄风"一词,二者所意蕴大有不同:"玄学"特指对"三玄"的学习,即老庄道家之学,与"儒"、"史"、"文"并称为"四学";而"玄风"则偏重艺术、审美与社会风尚层面。从指代魏晋哲学这一层面上看,称之为"魏晋玄风"较"魏晋玄学"更为贴切,更能够体现魏晋崇尚自然、旷达不羁的文化特质与时代特征。     

“诗人”、辞赋之士：经典诠释传统与屈原形象定位的文化内涵

屈原是"诗人"还是辞赋之士?自汉代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历代士人争论不休,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汉代士人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汉代以来,士人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个问题?从中国的经典诠释传统入手,深入认识"诗人"、辞赋之士这两个概念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揭示出历代士人在解读屈原时,力图将屈原形象定位于"诗人"或辞赋之士的不同文化心态。     

汉代女性好儒风尚述评

儒学在汉代取得一尊地位,深刻影响着汉代社会,引发了明经入仕的学术风尚。汉代儒学主流化过程中,随之而起的游学、明经入仕,以及"明经行修"等社会风尚同样对女性产生了显著影响。汉代女性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明经入仕的潮流中,表现出对儒学的特别偏好和积极参与。从文化层面看,汉代女性对儒学的刻意追求,反映了汉代儒家文化的普及化、学术文化的功利化,是女性对儒家文化入世情怀的认同和实践。     

“公共管理经典著作书评征文大赛”征稿启事

为了在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引起阅读经典、评论经典的风气,以诠释、解读、批判等方式促进学科的思考与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合《电子政务》等多家公共管理领域的知名学术期刊,共同举办"公共管理经典著作书评     

汉代社会思潮与引文风气的盛行

汉代著述盛行引文,我国早期社会思潮及汉代特定的历史环境是促使这一风气得以盛行的重要原因。早期"法先王"思想是引文风气形成的心理根源;官方的崇儒、考选制度的变革以及由此形成的宗经思潮是促使引文风气流行的外在能源;学术上求博学、重训诂以及"述而不作"、尊崇师法等风习是推动引文风气流行的直接动力;在文学层面,说理文的发展和说理技巧的日益成熟,是引发这一现象的又一诱因。武帝以来,引文风气愈演愈烈,主要体现在引文数量的激增和引文范围向儒家经典的集中。     

本体论的逻辑形态解读

本体论的逻辑形态解读试图揭示本体论四个方面、内在连贯和基本的特征“样态”,即作为“说”的本体论,作为概念、语言和符号分析的本体论,有根的本体论和无根的本体论,宏大话语的本体论和微观话语的本体论;同时考释了本体论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变形脉络;阐明本体论是哲学的“言说”方式,与自然科学类似,通过模型设计来构建哲学规则,并把这种“美的本体论”追求视为人类安身立命之本的精神家园,最终实现人类的自我解放。     

保罗·利科的语言哲学观

法国诠释学派创始人保罗.利科主张诠释学要经过语义学、反思哲学和本体论三个阶段,认为语言分析是达到存在问题的必由之路,同时文本和隐喻具有本体论价值。他坚持语言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也肯定语言是我们存在的一种方式,在语言的方法论和本体论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依经立义:作为中国文论研究方法的建构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依经立义"是随着汉代经学的产生与兴盛而出现的,并与两千余年的经学发展相始终.要让"依经立义"这一意义生成方式发挥现代方法论作用,我们应该立足于当代,并从纵、横两个方面去寻求发展动力.所谓纵向寻求.就是内求中国传统经典,变"中国古代文论"为"中国文论",既关注"说什么",也重视"怎么说".合理阐释中国文论的当代意义.而横向寻求,则是外求他国经典理论,通过对他国文化、文论经典的借鉴、印证以及两者之间的比较对话来达到互识、互补的目的.     

审美主体存在方式及其实现探究

主体的存在方式是对自我存在终极意义的追问,在确立主体性的同时不断推进"人的发现",应该说"主体"既是近现代哲学不遑多让的底层基础,也是其整个哲学框架难以撼动的拱顶石。由此进入美学研究领域而言,审美主体的提出与确立就给予这一门学科以本体论上的根据。审美活动是人类从长期的物质生活实践中所孕育而生的精神灵光,是对人自身本质问题所进行的艺术上的探讨。对审美主体存在方式的当下体验过程,不仅是对现代美学顺应历史发展层面上的阐释与发展,也是为了在新视界、新语境中创造性地观照自身。     

汉代神话的背景研究

汉代是上古神话再度活跃的时期,汉代神话不仅渗透到汉代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且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和神话特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文化形态和神话特征?笔者从整个汉代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因素等原因阐述了汉代神话的文化形态及其特征。     

中国诗学的家国情怀

上古时期最初记录并传承的诗所言之"志",是昭告神明的集体之"志"。之后无论是西周时期的"献诗陈志"、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还是孔子时代的"教诗明志",都是在以诗言志。汉代以后,"诗言志"的观念开始转向"作诗言志";魏晋以后,情志分离,使"诗言志"再次回到重政教的特征上来。"诗言志"为中国诗学注入了家国情怀、人文教化等个性特征。     

宽容·批评·反思——我读《于丹<论语>心得》

评析普及儒学的标志性读物《于丹〈论语〉心得》。对于此书的"硬伤"应予以宽容,理由有二:在社会层面上,它对儒学普及有推动作用;在学术层面上,其诠释方式有正当性。对此书的"软伤"提出两点批评:缺乏思想的深刻性;错误地把孔子当作指引人们精神心灵的"至圣先师"。由此有两点反思:对儒学既要有同情的了解,又要有深沉的反省;对儒学既要借鉴其人生智慧,又不能将其圣贤树为现代的理想人格。     

宽容·批评·反思——我读《于丹<论语>心得》

评析普及儒学的标志性读物《于丹〈论语〉心得》.对于此书的"硬伤"应予以宽容,理由有二:在社会层面上,它对儒学普及有推动作用;在学术层面上,其诠释方式有正当性.对此书的"软伤"提出两点批评:缺乏思想的深刻性;错误地把孔子当作指引人们精神心灵的"至圣先师".由此有两点反思:对儒学既要有同情的了解,又要有深沉的反省;对儒学既要借鉴其人生智慧,又不能将其圣贤树为现代的理想人格.     

唐初史学风气之转变与影响

魏晋南北朝隋代，经学与史学获得较大发展，学者治经，好自出义疏，特别是隋代学者好为新义，规过前人。唐初对魏晋以来的学术遗产进行了一场果断的整理，主张“远承汉学”“还依汉魏之旧”，以恢复汉代经典至上，质朴笃实的学术风气。唐代史学风气为之一变，继而对隋代吏学成就形成贬抑之势。     

“隐蔽的暴力”:对生态暴力的哲学反思

生态暴力的实质是自我将作为他者的自然绝对化,以极端的行为方式导致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失衡。要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不仅要求我们对西方传统本体论与形而上学观点加以再反思与批判,实现从传统的“我-它”本体论模式向“我-你”本体论模式的转向,而且需要从政治实践层面综合各种力量开展对话与合作,彻底实现他者的解放。     

存在论对知识型本体论的超越:基于雅斯贝斯的视角

本文取雅斯贝斯的视角剖析了当代西方欧陆存在论对知识型本体论的超越,论述了雅斯贝斯生存论以"退出"、"退让"、"退场"的方式超越知识型本体论,探索了超越知识型本体论的根源及意义。     

汤用彤的魏晋玄学书写

汤用彤接续古典,以跳脱窠臼的现代眼光,深刻体悟魏晋士人建构玄学的实绩。他扣住自然与名教之辨,系统爬梳魏晋士人的哲学言说,全力体现各家学说独具特质的理论涵盖。他以问题意识为中心,创造性地认定得意忘言为魏晋时代的新方法,并大力体认言意之辨广泛用于时人的解经释典、体玄证理、调和孔老等学术实践的存在事实,藉以言意之辨建构了魏晋玄学的书写范式。他的魏晋玄学书写实现了从汉儒以前的宇宙生成论到宇宙本体论的新跨越,绘制关于宇宙本体论及其玄学本质的崭新认知谱系。     

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多维阐释与理解——在对立中整合与超越

实践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由于实践概念的泛化和对实践这一概念不同视角的诠释,以至于当今学界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解释也意见纷呈。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说明实践观点对于构建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具有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经历了从思辨思维方式到实践思维方式的转变,不但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地解释世界,而且强调在此基础上能动地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是对西方哲学中道德实践与技术实践的整合与超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反思的价值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维度来梳理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特质。     

胡瑗易学管窥

从易学发展史方面来说，胡瑗不仅在象数易学的继承和发展上有所成就，在义理易学的开拓上也功不可没。他有志于恢复经学对国家政教的思想引领地位，看重经学的基本精神对国家政教的规范与引导。但他又清醒地意识到汉代经学的弊端，对汉代不断走向极端的象数易学也进行了扬弃，并试图恢复士阶层价值理性意识之自觉来代替宗教神学之精神，卦气说的重建就是一个重特征。胡瑗的易学诠释原则与方法对包括程颐在内的后世易学家深有影响。从经学到理学的文化转型角度来说，胡瑗思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