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悖而不离的价值辩证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语境下孕育出来的一种新的刑事法思潮,它对西方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立基于对刑事和解制度与规范刑法学系列理论"表象悖离"的相关论说的否证,为几度蒙冤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辩护。刑法的个人本位转向、被害人学及恢复性正义的理论支撑视域都证明: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权威"规范刑事法理论存有内在的"悖而不离"。以我国"和为贵"的道德观念、公众的社会心理、经济绩效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为视角对该制度进行理论纠偏与价值辩证,可以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提供可行的途径。     

论公安机关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途径

在当前我国刑事法制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张重点在“宽”，而非“严”。面对轻微犯罪大量发生造成的刑事立案总数居高不下，暴力性恶性犯罪愈演愈烈，给“命案必破”的工作目标带来压力，新型的社会越轨行为不断涌现，给公安执法实践带来困扰的局面，公安机关应该在科学界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从执法理念更新、程序解读、实体运用等三个方面探讨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途径。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问题——以渐进式废除死刑为视角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是一味宽缓、从轻的刑事政策,重罪抑或重刑中的宽严相济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问题正是该类问题的典型代表。因此,阐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渐进废除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严打”到“宽严相济”

"宽严相济"是我党明确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在各种语境下如何使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何,在实际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当前"宽严相济"的要点在于现阶段实行的刑事司法政策要努力实现刑罚宽缓的这一面,从"严打"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转变是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当代中国盛世气象的反映.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警察执法视野中的价值重构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作为当前惩治犯罪的重要刑事政策之一,对于促进警察执法的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当前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应当以规范警察执法为视角,在重新剖析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实质内涵的基础上,纠偏当前警察执法过程中宽严失衡的现实问题,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全面贯彻到警察执法实践中去,切实推进公安机关规范执法。     

警察执法视野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重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当前惩治犯罪、防卫社会的重要刑事政策之一,对于促进警察执法的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当前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应当以规范警察执法为视角,在重新剖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质内涵的基础上,纠正当前警察执法过程中宽严失衡的现实问题,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面贯彻到警察执法实践中,切实推进公安机关规范执法.     

刑事和解研究述评

第一,我们在什么背景下讨论刑事和解?如果是在宽严相济的背景下,刑事和解只是宽严相济中"宽"的内容,但并不是"宽"的全部内容.除了刑事和解之外,检察机关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因此,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思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行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一种基本的、应然的和系统的刑事政策,应由纸面上的法转变为行动中的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密切关系：刑罚结构的改变和刑罚的轻缓化是我国刑罚制度的发展方向;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注意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和修复性司法等等措施或制度的运用,并建立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运行中应注意相关具体的适用性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之重新解读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态势较为严峻,且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团伙犯罪有滋长之势,而理论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过于强调处罚上的从宽。因而,须对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重新解读,这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刑事政策、"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责刑相适应"刑法基本原则及国际人权法之综合要求。实践中,把握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还需要注意"宽"之维的解读、刚性年龄制度之重申以及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完善等三个问题。     

和谐社会语境下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之解读

构建和谐社会,既要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又要将各种不和谐因素消除。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旨在将"宽松"政策和"严打"政策相结合,既注重"宽",又强调"严",更要求"宽"、"严"相济,"宽"与"严"有机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追求"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通过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历史发展作出回顾,然后从"宽"、"严"和"济"这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学上的分析,从而揭示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基本涵义,再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宽严标准进行阐述,最后指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建立和谐社会的意义。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风险社会的刑法的三个基本面相

风险社会的形成使刑法的发展驶上了由传统社会结构与（狭义的）风险社会结构共同塑造的＂双轨道＂,刑法在风险社会展示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面相,即刑事政策走向规范化,刑法被定位为安全刑法,刑法规范被塑造为行为规范。     

风险刑法理论来源之证实

雅各布斯的刑法哲学观对风险刑法是“革命式”的建构,罗克辛的客观归责理论则是对风险刑法的“渗透式”改良,而法益精神化的思想清理了物质的法益观对风险刑法的羁绊,它们为风险刑法摆脱传统刑法观的束缚,建构以普遍价值之学为根据、以社会有机论为立场、以行为不法判断机制为核心的全新刑法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确立于现代社会，为我国刑法的修改提供了新动力，它的落实要求在刑法的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做到“以人为本”。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从人性、人道和人权多个方面体现了人文精神，立法者和司法者应通过对其内容的研究，促使刑法同人文精神更好地结合，使得我国刑法更趋合理和文明。     

招安“民间刑事悬赏”，整合刑事悬赏制度

在我国,刑事悬赏制度虽然已经有法可依,但存在单一化启动的缺陷,实质上是"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公民个人刊登悬赏通告缉拿凶犯,即"民间刑事悬赏",是新近出现的现象,它具有双重属性,需要建立合理的配套制度方能发挥其优良的效用.把握两者的结合点,融合"民间刑事悬赏"与"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建立具有"依职权"和"依申请"二元启动模式的刑事悬赏制度,应当是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改革的方向.     

论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现实化的限度——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思考

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现实化的过程,也是我国刑事法制现代化的过程。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现实化的路径应是在内部机会成熟、外部刺激与影响下启动的混合型的刑事法制现代化的路径。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现实化的限度只能在宽松刑事政策下建构,严厉刑事政策视野下前科消灭的现实化时机仍不成熟。     

票据诈骗罪犯罪客体新论——兼析“金融诈骗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同类客体之差异

已有观点对票据诈骗菲犯罪客体的认识,圃于"纯刑法"或者"纯公法"的思维方式,认为本罪的主要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具有局限性.对此问题要从整个法律体系(刑法与其他部门法或者公法与私法的关系)的角度,并结合刑法分则的体系结构进行整体把握.本罪的主要客体应该是"票据流通秩序",而非所谓的"票据管理秩序",二者分剐代表了"讼"和"私"两种不同的法益.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金融诈骗罪"的同类客体是不同的前考如该节罪名所捞述的,是"金融管理秩序",而后者则是金融流通秩序.     

真善美视野下刑法的社会情感性

刑法的社会情感性是先已存在的社会情感所决定的,是犯罪问题的社会情感性所赋予的。刑法的社会情感性通过尊重客观事实而体现刑法之真,通过促进刑罚的合目的性和刑法的正义性而体现刑法之善,通过表达同情、怜悯乃至体恤而体现刑法之美。刑法的社会情感性堪当刑法的一种精神。     

论作为我国刑法基本精神的实用理性

实用理性是对经验合理性的概括或提升。我国刑法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刑法理论研究这三个刑法的基本层面反映出我国刑法的基本精神是实用理性精神。充分认识我国刑法的实用理性基本精神是对我国刑法立法、司法进行深入研究的必然结果。